作者：相忘于江湖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哪一支抗日队伍的战斗历程最长最苦？
全面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组织过22次大规模的会战，但是以弱抵强损失巨大；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抗击了过半数日军和90%以上伪军，堪称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还有两次深入缅印边界的远征军，出入热带雨林穿越野人山，功勋不朽，留下累累忠骨。
但是，这些队伍尽管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抗战却不是最艰苦的。
有一支队伍，抵抗日军时间最长，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坚持到大反攻；作战环境最艰苦，不要说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就连每天一日一餐都成问题；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近一个月在零下30多度的恶劣环境下作战，可是这样的天气对这支队伍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这支队伍，就是活跃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
抗联的前身既有抗日义勇军，也有反日游击队、抗日救国军，还有东北自卫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总而言之，英雄不问出处，东北抗联几乎团结了活跃在东北地区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武装。
抗联共歼灭日伪军18万人，但1942年以后在东北无法坚持，这又是为什么呢？
东北抗联没有在国内坚持到抗战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东北抗联所在的东北可能是相差最悬殊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少数在平津，也就是所谓的“关东军”。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对付苏联关东军从2万激增到几十万，日军进攻华北（平津）、华东（上海）和华南（广州）等地区的兵力，主要从国内征调生力军，也就是所谓“派遣军”。
东北抗联
1937年7月，日军驻守东北关东军总兵力，有5个师团16万人左右。而派遣军的数量，仅仅上海战场就有20多万人。到了年底，关东军和派遣军都大幅度增加，总数达108万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派遣军有62万人，关东军有13个师团73万人。关东军兵力一直比派遣军还多，主要原因就是日军非常忌惮苏联红军，因此在伪满囤积重兵加以防范。
关东军最高时有120万人，后来由于南侵兵力严重不足，开始逐步从关东军调兵增加到派遣军方向和太平洋战场。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派遣军增加到105万人，关东军还有68万人。
对比数量庞大的日本关东军，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少得可怜。
日本关东军一部
抗日义勇军时期，东北抗日武装人数最多，1932年达到高峰30万人，仅辽宁抗日义勇军就有15万人，但是，无论义勇军、救国军还是自卫军，战斗力和关东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所以只是昙花一现。
义勇军以后，东北抗日武装还使用过“红军”的旗号，1934年底统一使用“东北人民革命军”名义，也成立了东北抗联最初的5个军。但是，东北抗联的“军”实际人数只有三四百到三四千。
东北抗联经过2年多发展，1937年初达到巅峰的3万人左右。
“七七事变”以后，关东军数量基数增加，为巩固伪满的统治，关东军和伪警察明显加大了对抗联的“清剿”力度。如此一来，一年有半年不宜户外活动的东北生存难度可想而知。
抗战中期，八路军和新四军40万人，抗击了全部日军派遣军58万中的32万。但是和东北抗联相比，比例还是少的，因为即便在东北抗联巅峰时的3万人，面对的关东军少则20多万多则76万。
日军围攻抗联营地
兵力相差悬殊，武器装备差距太大，是抗联不能坚持的主因。
但是，依靠游击战术和日军周旋并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海南的冯白驹最低谷时只剩30多人，硬是23年红旗不倒。1950年4月四野部队解放海南时，琼崖纵队发展到2万多人。
再比如，著名京剧《沙家浜》的原型刘飞，带着36名伤病员，最终发展成一个军。
更有说服力的就是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在日军“扫荡”和“铁壁合围”下越来越壮大。
但是，无论是海南冯白驹、江南刘飞还是华北敌后战场，都有几个有利条件。
第一，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由于日军的奴化教育，东北群众基础很不稳固。抗联群众基础比后来的河西走廊、大别山还要差，而一旦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树苗很难长成参天大树。
第二，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寒冷气候，让抗联的野外生存变得异常艰难。不要说发展壮大，就是最基本的吃饱肚子、喝口热水、有衣服鞋子穿，对抗联战士都是一种奢望。
第三，四通八达的通讯手段。东北的环境相对封闭，抗联既没有电台，也无法和关内联系，只有通过外蒙、远东和莫斯科和延安联系。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团队凝聚力全靠老大的个人魅力。
抗联将领杨靖宇
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多数的人性经不起严峻的考验。
而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就有三个：要么保全自己脱离队伍，要么成为叛徒，要么相互猜忌形成内讧。东北抗联在1937年到1942年的6年间，就经历了“剩者为王”的惨烈进程。
第一种情况，抗联队伍里的“逃兵”现象比较严重。
东北抗联在1937年巅峰期有了11个军3万多人，但是随着关东军和伪警察部队的联合绞杀，抗联的生存发展空间被大大挤压，在生与死的面前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先后离开了队伍。
第二种情况，就是比“逃兵”危害更大的“叛变投敌”。
抗联出现的叛徒之多，远超其他地区。1939年3月，抗联8军谢文东、9军李华堂投敌，而1军杨靖宇、3军赵尚志、7军陈荣久、10军汪雅臣和金正国、赵一曼等人，都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
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环境恶化以后出现的内部矛盾。
在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自行车理论”，骑得越慢越容易倒下。战争中的矛盾也是在低谷越容易频发，抗联11军军长祁郅中和赵尚志因为袭击金矿产生矛盾，不幸被赵尚志错杀，年仅26岁。
周保中和远东教导旅
1942年秋，仅剩700余人的抗联已很难继续坚持。
为了保存实力，第5军军长周保中只好带领余部主力北渡黑龙江，进入远东地区。剩下的30多位抗联战士，在第三路军的一个连指导员马克正、杜希刚等人带领下，坚持在原始丛林战斗。
这一年年底，幸存的杜希刚等5人被夜袭的日伪军抓捕，直到苏军大反攻才被释放。而周保中和700余抗联战士，都被编入苏军独立第88旅（也叫教导旅），成为苏军横扫关东军各部队的向导。
正因为关东军的强大和外部环境极端恶劣，东北抗联11个军的军级干部，建国后只剩下几个人，如第3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第4军军长李延禄，第5军军长周保中，第7军参谋长崔石泉。
周保中将军
东北抗联在14年艰苦战斗中，共歼敌18万人。但是，也牺牲了190余位师级以上干部和无数战士。
建国后，主席曾问过周保中：如果抗联不撤到苏联会怎样？周保中说：可能一个也不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