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今云、贵、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之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初，虽然民间往来并未中断，但西汉政府只是在高后六年（前82年）于僰道（今四川宜宾）和青衣（今四川雅安）置关市，管理贸易，此外就顾不上这些地区了。
唐蒙出使夜郎
汉初，西南夷地区有许多部落，其中有滇、夜郎、邛都、嶲、昆明、徙和笮都、冉駹、白马等。其中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据考证：夜郎原属于百越中的骆越族，到汉初才形成一个新兴的夜郎部落联盟，故其名称不见于西汉以前之史籍。
到汉武帝时夜郎国已据有今贵州兴义与西凌云一带，即桂之西北角与黔之西南角均为夜郎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
尽管这样，汉初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情况，包括夜郎国在内是不甚了解的。到武帝建元年（前135年）汉王朝派大行令王恢击破东粤后，王恢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劝其内属。唐蒙在南粵吃到枸酱，询问此物从何而来，才知枸酱是蜀之特产，商贩从蜀地将其运往夜郎，再从夜郎的牂牁江（今北盘江）运至南粤的。
回到长安后，唐蒙又从蜀地来的商人报告中得知：从夜郎通向南粤的牂牁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于是就向武帝上书“通夜郎道，置吏”，以利用夜郎十万精兵，沿江而下征服南粵。武帝即刻批准唐蒙之建策，拜其为中郎将。率兵千人，后勤部队万余人，经巴苻关进入夜郎。
西南夷分布图
统治该地的夜郎侯多同原不知汉有多大。唐蒙到后赠给他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多同见汉军威武之阵营，听到汉王朝之强大、富饶自然甘心向汉。
唐蒙与其约定：在该地依汉制度置吏，并答应让其子任县令。唐蒙完成使命回到长安后，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置犍为郡，并派巴蜀士卒修筑由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这就是史称的“南夷道”。
在唐蒙通使夜郎之时，曾征发蜀地大量士卒，又曾以法诛杀了一些部落首领，引起巴蜀当地居民惊恐。武帝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派为郎的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前往安抚。
司马相如到蜀地后，以武帝名义发布檄文，说明唐蒙兴师动众，“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并非皇帝本意，敦令当地官吏晓谕百姓安心生产，勿生异心。这件事反映了汉王朝对西南地区问题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自唐蒙通夜郎以后，汉王朝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密切多了，犍为郡的设置，标志着“西南夷”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司马相如通“西南夷”
自夜郎归属汉朝以后，居于今四川宜宾一带的僰人亦归属于汉。接着，邛、笮等小国的国君也都要求归附。这些小国均因听说汉王朝强大、富饶、又见夜郎等归附后“得赏赐多”，所以愿同“南夷”一样，请汉王朝派官吏来治理。
汉武帝问刚奉使归来的司马相如应如何处理，司马相如认为：邛、笮、冉駹这些“西夷”地近于蜀，道路较易开通，秦时曾设过郡县，至汉初才罢弃，现欲重新设置，远较“南夷”容易得多。
司马相如
武帝以为然，就在元光五年（前130年）派司马相如出使，并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为副使，用巴蜀的财物为礼品送给“西夷君长”。结果邛、笮、冉駹、斯榆等部落均愿归附，拆除了这里的边卡。同内地一样，设置了一都尉，置十余县。从此，西达若水（雅砻江）和青衣江（大渡河）南到牂牁江的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制度同内地统一起来。并开通了灵关道（四川芦山县东南），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邛都（西昌）。
不过，由于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费用浩大，为集中力量对付匈奴，“西夷”的开发并未大规模地进行。
对开发“西南夷”的不同主张
在统治阶级中间，对开发“西南夷”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武帝即位之初就以很大力量对付北方的匈奴，需用大量的人力财力；二是在唐蒙修治“西南夷道”的过程中，征发巴蜀地区的徭役过度，引起当地人的不满，所以在朝野间均有人反对汉王朝花很大力气开发“西南夷”。当权的官僚中，以博士公孙弘为代表，认为“西南夷”对汉王朝来说是“无用之地”，建议汉武帝放弃它，其实他的这种主张不仅是对“西南夷”，就是对匈奴也是如此，当时正置朔方郡来对付匈奴，公孙弘也同样主张“罢之”。
后来汉武帝令朱买臣等与公孙弘辩论，提出的十条理由，他一条也回答不上，最后只好承认自己无知，但仍坚持“罢西南夷”而“专奉朔方”。当时，与公孙弘看法相同的大臣不止一人，如徐乐、严安等也都认为“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非天下之长策”。
以公孙弘为代表的这一种意见，虽然并未动摇汉武帝伐匈奴、通西南夷的决心，但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如公孙弘坚持放弃西南夷，而“专奉朔方”就得到汉武帝“许之”。西南地区开发的缓慢，显然与此不无关系。
在野的“耆老”反对开发西南夷者，主要是蜀地的地方势力，“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他们反对的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在西南夷修路和赏赐，增加蜀地人民负担，使“百姓力屈”；另一方面也怕汉政府侵犯了地方势力。而不论是在朝或在野的反对派，其反对汉政府经营匈奴、西域或西南夷的一个共同的理论根据则是“华夷之别”。他们认为“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显然，这是一种“外夷狄而内华夏”的古老的、守旧的理论，是奴隶制时代的周天子对周边少数民族统治的方针。在进入封建时代，尤其是自秦统一后近一百年以后，仍然用这种理论和方针处理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无疑是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发展背道而驰的。
刘彻
当然，汉武帝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上述守旧观点的实质，作为封建皇帝他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向往“大一统”的局面。所以，当蜀地“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又向朝廷唱起上述论调的时候，武帝便授意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进行驳斥。在这篇文章中，司马相如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封建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理论，他指出：若永远照古老的传统“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连巴蜀之地也是“蛮夷”之地，哪里有今天的进步呢?
如今汉王朝将西南地区统一起来是顺乎当地人要求的，“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而这些地区统一于汉王朝之下也是有好处的，“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如果汉王朝放弃这些地区，是不符合“拯民于沉溺”之义的。哪能以“劳民”为借口而放弃此“急务”呢？
司马相如的这些说法固然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出发的，但其主张统一的观点及历史进步的理论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因而是进步的。那一批守旧的缙绅先生被说得哑口无言，茫然不知所措，“丧其所怀来而失贩所以进”，最后只好“迁延而辞避”。
关于西南夷的争论，反映了汉代地主阶级内部对民族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汉武帝、司马相如为代表的维护统一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从以后的历史发展就可以得到证明。反对的意见虽是一种陈腐的、守旧的观点，但其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很大，直到两汉以后还不时有类似意见出现。
益州诸郡的设立
由于北方伐匈奴的战争方炽，以及朝野的反对，通西南夷的进程在司马相如归来以后，曾一度停滞。但自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由西域回到长安以后，又激起了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兴趣。原来，张骞在大夏时曾见到蜀布和夜郎产的邛竹布，据说这些东西是从身毒运来的。身毒既在大夏东南方，并有蜀和西南夷的物品，此处必距“西南夷”地区不远。
张骞
所以，张骞归来后就向武帝建议：若找到通往身毒的道路，由身毒去大夏等西域诸国必然可通，这就可以绕过通往西域路上的匈奴阻碍。这一设想尽管与实际有很大距离，不可能实现，却激起汉武帝通西南夷的热情。当即派使者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区，这些使者虽然没有找到通往大夏的道路，也未到身毒，却有一批使者到滇、昆明地区，并了解到昆明以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叫“滇越”（今云南腾冲）。
另一批使者到了滇池地区，得到滇王的帮助“留为求道”，找寻通往身毒的道路，达四年之久。虽然因昆明阻挡未能找到，但从此使滇王知汉之广大，对汉产生好感。汉使先后归来后“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从而引起汉武帝注意。
自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朝便于长安西南“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准备进攻昆明。
随着北方对匈奴的胜利，对西南方面也加紧进行：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击破南粤后，又接着平“南夷”,设置牂牁郡（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又因“西夷”的邛君、莋侯作乱，将其杀掉，改邛都为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楚雄州北部），改莋都为沈黎郡（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在白马氐族地区设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地区）。这些地区也同内地一样，实行了郡县制。
由于滇王不听劝说,不肯“入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王朝发巴蜀数万兵先击破追随滇的两个小部落——劳深和靡莫“以兵临滇”，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滇举国降”。汉王朝在这里设置益州郡，并赐以“滇王”印。1958年在云南晋宁出土“滇王之印”金印一方，证实了文献的记载。
与此同时，汉王朝派郭昌、卫广攻击屡次拦截汉使的昆明，元封四年（前107年）和元封六年（前105年）郭昌两次率兵击昆明，终于在几年后将其降服，以其地并入益州郡。
益州诸郡的设置标志着汉王朝统一的进一步加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在行政上正式并入汉王朝，对于发展文化、经济交流、推动生产和社会进步都是有进步意义的。汉王朝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同内地的联系，如修路、屯戍以及规定在一定时期不征收赋税等等，都有利于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因此，通“西南夷”之举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