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庄公到秦始皇，五百年历史大变革，就是为了出个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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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始，写几篇总结春秋战国大历史的文章。
这段长达550年的历史，被后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变革时代，能与之媲美的，大概也只有1840年以来、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的中国近代史，这个阶段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方兴未艾。
从最基础的制度或者体制来说，中国三千年历史主要摸索过三种：西东周的封建制、自秦至清中央集权专制的一统帝国制、清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世界史也没啥更多实质创新，除了那个资本主义制度。
而整个东周即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最显著的历史脉络便是，从封建制向帝国制的演进。
在此之前，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这个“王”是指周天子，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其他人最多是“公侯伯子男”；而全天下的土地，所有权都在周天子手里，只有他享有分配即“分封”诸侯国的至高权力。（后世皇帝也常被成为天子，但意义早已异化。）
大致类比，周天子很像现在的“联合国”，只是后者大概从没有过类似西周时代、周天子管理全世界的实质权力，倒是很像春秋时代就开始走向没落的周天子，被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名义招牌。
这也正是后世划分西周和春秋两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标志，即周天子开始失去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渐渐有名无实。
第一个“将周天子拉下马”，“巨手开启春秋战国五百年历史大幕”的人，是郑庄公。当然，他不仅拉，他还是用射的。
而将周天子彻底埋葬，以“皇帝”取而代之，并彻底结束这五百年大变革历史的人，正是秦始皇。
极其有趣的是，可能很少有人想过或者对比过，郑庄公和秦始皇，即姬寤生和嬴政，这春秋战国一头一尾两大历史巨人，无论人生经历还是个人性格，其实都极为相似。
首先，他们都自小就极度缺乏母爱。
郑庄公之所以叫“寤生”，本身就是因为难产。据说是生产时脚先头后出来，差点没把他老妈武姜送走，所以武姜从不喜欢他，估计都没抱过他，更不要说尽啥母亲的责任。
嬴政的童年时光几乎没有记载，然而我们却很容易推测，赵姬作为豪门交际花，生了和本国具有切齿仇恨的敌国公子的儿子，每天都得担惊受怕甚至躲避追杀，尤其是，在她还不确定嬴政是“奇货可居”之前，对于这个“拖油瓶”，她究竟是喜欢还是嫌弃居多？
即使是到达秦国，已经彻底安全后，赵姬都能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嬴政之上，还生了两个儿子给嬴政添堵，若是她一直疼爱嬴政，她能干出这种事来？
所以，要说嬴政享有母爱，大概只有姬寤生表示羡慕。
其次，他们“上位”过程中的最大敌人，实质都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嬴政虽然太子、王位较为顺当，但真正行“冠礼”、获得执政权力，却是在22岁，比正常冠礼晚了两年，这个时间差本身就代表不正常。
表面上是嫪毐与吕不韦在阻挠，然而这两个人，哪一个不是跟她母亲合作密切，或者说，实质是她母亲“制造”出来的？
何况，此时的母亲，已完全站在他的对立面，连“接班人”都替他准备好了。
相比嬴政，姬寤生其实更惨，如果说赵姬更多是在政治漩涡中随波逐流、“身”不由己，那么武姜自从生下小寤生起，就没打算让他活好过。
立太子时阻拦、当国君时阻拦，若非他爸坚持，姬寤生早就被扫地出门，更不要说继承大位了。
然而即使如此，武姜都仍不死心，继续和小儿子酝酿阴谋，二十多年中无时或忘，后来甚至不惜怂恿小儿子公开造反，反正这辈子就一件事，让小儿子取而代之！
相比赵姬，武姜可以说是现代人都难以理解的奇葩老妈。
所以，在断然镇压“母亲的谋反”后，如何对待母亲，也就不难想象，两人的操作也是惊人相似，甚至连规劝他们的颍考叔、茅焦，说辞都差不多，由此也造就两段“母慈子孝”的“佳话”。
《左传》说姬寤生和武姜“遂为母子如初”，《史记》说嬴政和赵姬“复为母子如初”，文化人皮里阳秋、冷嘲热讽，都能被赞为“春秋笔法”。
第三，时人对他俩个人性格的评价，也极为相似。
周公黑肩曾经这么说姬寤生：“郑伯为人惨刻少恩，非忠顺之臣也”。
——这家伙残忍、刻毒、没人性的。
尉缭对嬴政的评价更有名：“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这家伙就是个禽兽，无论表里都是！
这也难怪，想想他们自小的成长环境，后来变成这类生人勿近的变态“暴君”，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我之所以拿他俩对比，将他俩并列，真正想说的是：
这两个极为相似的，自私残忍、权力至上的“孤家寡人”式的国君，一个在开头主导了封建制的瓦解，一个在结尾造就了帝国制的确立，放诸春秋战国的大历史脉络中，不会让人感觉到某种隐隐存在的历史必然么？
或者说，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承认，从封建制演化成帝国制，历史最终选择的，是他俩这类人，甚至也只能是这类人。
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在这五百年中，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先来看历史的表象。
郑庄公、秦始皇和母亲、兄弟之间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不仅不是特例，反而是普遍现象，甚至可称为历史潮流。
齐桓公的上位，伴随着的，是兄弟公子纠的鲜血。
晋献公为了地位稳固，甚至不惜向所有本家公族举起屠刀，将他们彻底一勺烩。
后来，当卿大夫阶层崛起，取代诸侯成为历史主角，他们不仅保留“骨肉相残”的传统戏码，比如“赵氏孤儿”、大宗吃小宗等，而且还相互斗，最显著如晋国从“十一家”演化为“三家”，又比如鲁国的三桓专权、齐国的田氏代齐。
到了战国时代，当“战国七雄”的国君“自封为王”，相互之间固然要合纵连横、攻斗不休，内部同样面临王权和君权、相权之争，如孟尝君与齐湣王的龃龉、魏安釐王对信陵君的提防，等等。
用权力斗争、生存竞争似乎很容易解释这一切，也是久经“一统专制”文化熏陶的国人最容易接受的。
然而，这恐怕并未触及到历史的本质。
这一切的根源，应该是在封建制和帝国制的根本区别上。
表面上看起来，两者都是一个人说的算，前者是周天子，后者是皇帝。
恐怕这也是两者唯一的相似之处。
其实，它们是截然对立的。
封建制本质是并存，天下万国都可存在，但帝国制不行，必须统一，只能有一个国家，就算是国中有国，那也得是皇帝分封的，且不可能再是独立王国。
封建制本质是分权，周天子分封诸侯实质是寻找帮手，协助管理天下，相应的管理权力也就分散在众多诸侯头上，“公侯伯子男”下来，甚至连国人都被赋予参政议政、管理天下的权力。（当然，野人就别奢望了。）
而帝国制是集权，管理天下的权力只在皇帝一人手里，官僚阶层属于聘用制，已经彻底沦为打工仔，有工作有工资却无权力。至于“士农工商”，不好意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如果说封建制是多元化，允许出现众多可能性，那么帝国制就是单一化，一切都得趋向于“一”，而且是必须排除其它所有的可能性。
由此出发，我们应该更能理解上述的那些权力斗争与生存竞争背后的运行逻辑，在封建制向帝国制的演进中，一切东西如果注定都只能存在一个，那参与竞争者就必须得争、得卷。
太子只有一个，所有兄弟争。
国君只有一个，所有同族争。
皇帝只有一个，所有国家争。
直到最终，权力都聚集到一人手上。
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人能“笑”到最后，最终又出现秦始皇这种集大成的变态极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也能得出结论，甚至必须承认，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才是作用居功至伟的那个。
毕竟，法家就是研究“定于一”的，这块人家最专业，不服不行。
而皇帝或者当权者，从来都是最信仰法家的，只是后来学会掩饰了。
3
最后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春秋战国会“卷”成这样？
孔夫子他老人家给出了答案的前半部分，那就是——
“礼崩乐坏！”
礼乐制度是周朝的立国之本，也是全天下都遵守的规矩、秩序，一切可能的纠纷，都能在礼乐制度中找到解决方案，再不济，还有周天子居中做裁判呢。
可惜，伴随着周天子的权力衰落，礼乐制度势必被同步挑战和逐渐抛弃。
关键来了，旧秩序很容易被打破，可新秩序的建立却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同时，也出现一系列的实际问题：新秩序该是什么样的？又该由谁来制定？
这同样是竞争，于是，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在思考、实践、摸索，所有的可能性也都在实际上演。
对，实际过程中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曾存在过，而不是后世想当然以为的“只曾有过一个”。
正是因此，中国才迎来了一个最为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代，以“百家争鸣”为显著特征。诸子先贤们都在尽情描绘着自己的理想新秩序，向政治家推销，从而获得实践检验机会。
放眼世界史，我们应当承认，封建并非一定走向统一，恰恰相反，走向一统的帝国制才是小概率事件。
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偏偏就在中国发生了。
而且，相比封建制在西方、日本的继续延续上千年，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实质结束了封建制，进入了帝国制。这怎么说都是个堪称“奇迹”的历史特例。
要怎么理解这个小概率的特例呢？
只能说，以郑庄公、秦始皇为代表的一代代国君，在和其他所有可能性的竞争中，偏偏积累出了绝对实力，并以绝对优势碾压其他所有可能性，交出了那个问题的后半部分答案：秦始皇一统六合、汉武帝独尊儒术，最终建立了完全取代礼乐制度的一统帝国新秩序。
中国从封建制到帝国制，从礼崩乐坏到六合一统，这并非什么历史的必然，但却是经过血与火式竞争的现实结果，而且是在堪称“历史奇迹”的短时间内完成的，那么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变动的剧烈强度、竞争的激烈深度，即“卷”的程度，也就蔚为奇观。
起码在全世界的轴心时代（即古典文明时代），只有中国上演了这种强度的剧变。
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可以说既是中国曾经的幸运，又是近代中国的不幸。
幸运的是，在农业文明时代，确实是大一统帝国更容易铸造大众的幸福生活，以及国家的强盛，比如汉唐，都是同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这就是社会制度的领先优势。
不幸的是，这种一统专制的帝国，注定迈进不了现代工业文明，只能被彻底推倒。
因为，它的建立者和传承者，都有一个底线不可挑战——维护一己的权力和统治，胜过一切！
其它都可以谈可以改，这个绝对不行。不仅不行，有点萌芽就得被他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