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1年11月30日，毛主席案头放着一份来自天津地委的报告。主席看后脸色阴郁，屋里也无人敢吭声。很快，毛主席就提笔写下了关于这份报告的回复文件，让人发回了天津。
大家看着毛主席这怒不可遏的神情，便知道这刘青山、张子善估计是难逃重罚了。
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宣布对刘、张二人执行死刑，但另外还有四项特殊规定：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这刘青山和张子善究竟是何人？能让毛主席动大怒，被执行死刑后，还能让政府出钱替他们抚养孩子？
建国第一贪
刘青山和张子善曾经都是优秀的革命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冲在前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在建国之后，刘青山担任了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又担任了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张子善先后担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和天津地委书记，两人都是国家高级干部，有着十分高的政治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本就比较落后，在经历了抗美援朝后，国家财政就更加紧缩。为了恢复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机关生产运动，以便暂时改善国家财政困难问题。
但是刘青山与张子善却经不住诱惑，开始利用“搞好机关生产”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当时有一个叫张文仪的女人，靠着刘青山的关系，和自己的丈夫唱了一出“双簧”，高价倒卖了一批“复写纸”，而这其中有1.3亿的利润，进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尝到甜头的刘青山开始沉迷于这种权钱交易之中，他甚至开始利用国家赈灾粮大做文章。
当时，天津地界洪涝不断，国家就用以工代赈（工人出力修河，国家给发放粮款补贴）的方式救济灾民。结果，刘青山与张子善利用哄抬物价的方式从中谋取暴利，灾民们想要粮票，除了治河以外，还要高价购买粮票。
刘青山从中赚取了巨额的利润，甚至还将国家赈灾发放的粮食，换成了坏粮、霉粮，把那些好粮搬进了自己的家里。不仅如此，他们还克扣民工粮、地方粮、骗取国家贷款等，将这些百姓们的救命钱，当成了自己的“小金库”。
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中，刘青山很少去办公室，而是以“养病”的名义，待在自己那个富丽堂皇的二层小洋楼——刘公馆里。这座小洋楼典雅考究，十分奢华，床是钢丝床、大沙发，地板亮得能把人影都照出来。
刘青山自己更是穿得富贵无比，他时常穿着毛料西装，和明晃晃的皮鞋，与地主乡绅一般无二。据后来统计，刘青山这两年在生活上挪用的公款就达到了1.83亿，可换成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
刘青山不仅生活奢侈，更重要的是他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甚至有时候毒瘾犯了，连会议都开不下去，得等他打完针才能继续。
与刘青山“清闲”的生活不同，张子善是“勤勤恳恳”地去办公室上班，但是他挥霍的手段跟刘青山比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子善每个月都是吸七八条高档香烟，衣服非贵重不穿，饮食非酒肉不吃，出入非轿车不坐，这两年光轿车他都换了5辆，可见其生活质量之高。
刘青山还时常将“天下都是我打的，现在太平了，我享享福怎么了？”“革命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这种话挂在嘴边。
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影响下，天津地委的风气逐渐变得恶劣，官官相护，挪用公款，欺压百姓这样的事情屡有发生，官员之间攀比享受的不良之风也越来越严重。
当时不乏有看不惯着这种行为的正义官员，但是有些畏惧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权势，敢怒不敢言，有些倒是不怕，还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行为告到了上级，结果遭到了刘、张二人的打击报复，甚至还有的被下调职位。在天津地区，二人几乎是只手遮天。
虽然刘、张二人权势滔天，但是总有人会不畏困难伸张正义。
当时的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就看不惯刘、张两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他为人正直，不愿和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同流合污，因此受到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不少排挤和打压。
但李克才并不怕他们，他依然坚持和违法乱纪作斗争。1951年年初，他开始频繁向上级反应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作风问题，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才逐渐引起了河北省委的注意。
开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与张子善看似蛇鼠一窝，实际并非真的一条心，这也是他们后来暴露的关键。
刘青山十分蛮横，经常会辱骂张子善。张子善工于心计，生性能忍，他从来不当面反驳，但是背地里却和刘青山攀比财富。
只要刘青山问张子善要钱，他就一定会给，先后给刘青山拨了3800万旧币，还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刘青山开销大。但张子善的花销也没低到哪儿去，刘青山贪污浪费1.83亿旧币，张子善贪污浪费1.94亿旧币，甚至比刘青山还高。
两人明面上的矛盾也不少，曾经因为一次调任事件，两人就起了十分激烈的争执。
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工作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刘、张两人谁都不想放弃天津这块“肥肉”，所以便起了内讧，两人也开始相互攻击。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因为刘、张二人平时表现的都是十分爱岗敬业，如今就为了一次调任就起了争执，事出反常必有妖，上级也开始重视刘、张二人的动向。
1951年10月，李克才向领导报告了刘、张两人挪用地方粮、修飞机场剩余的钱和银行贷款去搞机关生产的问题，结果那位领导与刘青山二人狼狈为奸，不仅不解决，还把李克才告状的事情告诉了刘青山。
刘青山因此开始针对李克才，后来李克才在多次向上级反应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后，就要求调离天津。当时，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对刘、张二人进行了批评，还表示不能让李克才调走。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李克才已经确定了刘、张二人不是一般的贪污腐败，所以就直接向省委组织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迅揭发了他们两人的罪行，省委对这件事极其重视，1951年11月，省委派出调查组到天津地委进行调查。
来到天津地界的调查组，很快就接到了多人的检举。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部署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会议还列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十条贪污罪行，彻底定了刘、张二人的罪责。
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于1951年11月29日将刘、张二人的罪行写进报告，送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毛主席在第二天阅读了这份报告后，震惊到无以复加。要知道，自建国以来，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对国家贪污腐败的打击，如今刘青山和张子善敢在建国初期就做出这种胆大包天的事情，毛主席勃然大怒也是正常。
毛主席吸着烟卷，在屋里踱步良久，思虑再三，写下了《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主席的回复中称，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必须严厉打击资产阶级腐败行为。有了毛主席的批示，河北省委就加快了对刘、张二人的案件推进。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将报告呈给毛主席的同时，也将在饭店吃饭的张子善逮捕了起来。当时正在吃饭的张子善一看到逮捕证，整个人都吓蒙了。
而当时的刘青山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同行的还有文学家郭沫若，那时的刘青山还正得意，直到他踏上返京的列车，像是有预感一样，开始惴惴不安。
列车在经过天津的时候，刘青山被“请”下了列车。毫不知情的他，还想跟随代表团一起回北京，但是被工作人员强硬地拒绝了。
刘青山一下车，就看到一辆吉普停在外面，一位执法人员上前对还一无所知的刘青山说：“刘青山，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批准，你被逮捕了。”
警醒世人的刑场枪声
刘青山和张子善被逮捕后自知罪孽深重，虽然两人都据实交代了，但是在牢狱中的表现却不同。
刘青山是审讯的时候就如实交代，问什么答什么，但是需要注射吗啡，否则就无法审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发呆，还时常说“以我做个典型吧！以我做个典型吧！”
张子善则是从一进来就开始主动交代罪行，顺便还说了自己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为党为国家工作，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时失察，被资本主义影响了，处处表现自己忠心耿耿，为自己狡言饰非。
他们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还都心存侥幸，觉得还有活路，殊不知他们已经是罪不容诛！
1951年12月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处置刘、张二人，因为这两人在抗战期间有过贡献，又身居高位，所以党中央对他二人的处置是十分慎重的。
刘澜涛在会议上指出，这两人深受资本主义的荼毒，逮捕是十分正确的。但究竟要如何处置，还需要河北省委再进行商议断决。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由于刘青山和张子善滥用私权，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若是不严惩，无颜面对人民群众，因此一致认为应处以死刑。
12月20日，华北局听取了多方的意见，将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交给了党中央，华北局在文中称，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之所以会在死刑后加上缓期二年的条件，就是因为刘、张二人身份特殊，若中央有别的意见，也可为中央决策留有回旋的余地。
当时毛主席也是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他在面对这类事情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保持能不杀就不杀的态度，尤其刘、张二人的贡献还不小，毛主席与周总理、朱德、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深度讨论之后，决定再深入调查一下，以免出现错误。
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在河北省内再次征求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之后，将结果呈给了毛主席，其中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对两犯处以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有535名都同意死刑。
谨慎起见，毛主席又请党外民主人士提出建议，最终同意了河北省委对两犯处以死刑的决定。
天津市委书记黄敬知道后便请薄一波为刘、黄二人求情，毛主席明确告诉周总理：“正是因为二人地位、功劳、影响大，才更应该处决他们，以防止更多的人犯错。”
周总理考虑问题全面，他要求河北省委处理好二犯的后事，这才有了开头那四条特殊的规定。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如期举行，除了到会场的人以外，还有1000多台收音机和60多个喇叭同步转播现场情况。
在人民的审判下，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压至刑场，那两声响亮的枪响，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决不允许贪污腐败，人民也绝不答应腐败！
在刘、张贪污案之后，全国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三反”“五反”运动，坚决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纠正党内作风。
刘家后人得到善待
因为张子善没有后人，所以党中央只对刘青山的后人进行了补助。
刘青山被处决时，他的大儿子刘铁骑7岁，二儿子刘铁甲4岁，小儿子刘铁兵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经过讨论后决定，每个月给分别给老大老二15元，老三刘铁兵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
1952年的15元，基本够一个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范勇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苦苦支撑，后来她实在忍不了，1954年就改嫁了。随后，刘铁骑和刘铁甲的生活费还被停了一段时间，后来省委又恢复了。
1953年，二儿子刘铁甲去了南章村刘青山的弟弟，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刘恒山家，1958年小儿子刘铁兵也因为种种原因回了南章村。1959年，大儿刘铁骑已经上了初中，因为不想在继父家，所以也回了南章村。
刘铁骑在上高中时，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将补助从15元提到了20元，两个弟弟分别每人每月15元，这样的补助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
刘铁骑从小学习成绩就好，1965年考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甚至能直接上清华大学，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父亲的关系，就报了北京石油学院。
石油学院的老师看到他的成绩时还吓了一跳，这明明是考清华的成绩，为何要报石油学院？
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刘铁骑的父亲竟是贪官刘青山，招生办的老师顿时觉得这是个“烫手山芋”，立即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学校，学校决定给刘铁骑一个机会，便同意了他入学。
1970年，刘铁骑顺利大学毕业，被分到了抚顺石油工作，后来与叔叔家隔壁的刘继先结为夫妻，还剩下了一对儿女，生活十分幸福。
二儿子刘铁甲后来去了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也已结婚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刘铁兵在河北省曲阳煤矿工作，也有了三个孩子。
刘青山的三个孩子或多或少都有因为父亲受到影响，但是身体上的伤害远远不及心灵上的伤害，他们一辈子都要背负罪臣之子这个称号，何其可悲，又何其无辜啊！
结语
如今中国越来越好，但还是不乏有贪污腐败的官员，当年一部《人民的名义》让多少人称大快人心，可见人民对于贪污腐败的憎恶和抵制的决心。
“建国反腐第一刀”就给了世人一个很好的警示，在其位谋其职，保持初心，不要被权势金钱蒙蔽了双眼，刘青山和张子善便是活生生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