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霞飞
在中国古代名著中，毛泽东对《水浒传》的阅读和思考，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他喜欢读这部书，从中汲取智慧，运用书中许多故事启发干部，说明道理。而在他的晚年，他也在读和评这部书中反映自己的心迹。
“学梁山泊好汉”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喜欢读《水浒传》。那是在他读私塾的学业暂时中断，在家里帮助父亲干活的日子里。那个时候，只要是干完父亲交代必须干好的活，少年毛泽东就或坐在树阴下，或坐在水田边石头上，埋头读他从韶山冲和四乡八邻亲戚朋友家里借来的书。因为沉湎于读书，他的父亲还和他闹出很尖锐的冲突。但是父亲的管束丝毫也没有改变少年毛泽东对读这些在当时人们看来属于“闲书”的兴趣。
毛泽东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时说过，《水浒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之一。他也一直希望这部书能够影响和他一样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惟一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毛泽东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直到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仍然在讲课中经常介绍宋江和《水浒传》，用这部书中包含的道理和智慧启发讲习所的学员。
但从少年起就善于思索的毛泽东有其不同于常人之处，这就是他总是在思考。读了《水浒传》，他就经常思索书中的问题，从中悟出一些当年他所能理解的道理。及至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水浒传》当作政治书来看。因此，到老仍然兴趣不减。他曾对薄一波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他从少年到青年这段时间，是把读这部书转向作为政治读物看的一个过程。进入青年时期，他就完全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了。
毛泽东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的中国，正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累加，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和人心都处在动荡之中。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毛泽东目睹这一切，萌生了改造中国之志，也在思考改造的途径问题。反抗腐朽统治，与反动派斗争，对反动势力造反，是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基调之一。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他所读《水浒传》回答他个人之志，也是他对自己今后人生追求的一种反映。这就是，在强大反动势力压迫下，革命者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争取胜利。要学梁山泊好汉，要造反，通过起义造反，来救国救民。
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一生坚持，而且把这个道理越讲越深刻。他多次说过“造反有理”。毛泽东讲的是对反动派、反动势力，造反有理。他从内心是赞同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的。认为《水浒传》中记述的宋江等人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和人谈过这一点。他赞扬宋江等梁山好汉，实质是借此赞扬中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时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所谓“造反的故事”，就是指《水浒传》里宋江等人的“造反的故事”。在延安，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顾中国现代革命与历史上梁山义军的某种关系，仍然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在一些外交场合，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借《水浒传》中的故事，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正当性。
◆中央党校俱乐部新编京剧《逼上梁山》。
毛泽东“学梁山泊好汉”一语，说自青年时，却终生实践，在实践中，悟出的道理越来越深，包含的含义也有所拓展，其中就有学习梁山泊聚义时的平等精神在内。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 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民主要求。毛泽东这种评价，实际上把《水浒传》思想内容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对于《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成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率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与“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行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但在更深层次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毛泽东自己解说过这种不同：“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劫富济贫”与“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我们有一个“分田地”跟在后面，就与宋江等人不同了，我们有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我们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国际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才开会解除陈独秀的职务。但今后共产党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毛泽东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1953年，上海美术读物出版社出版了陈丹旭的《水泊梁山》。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势上看，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好汉们的处境。水浒好汉们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就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好汉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块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好汉们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好汉们的“快活去处”。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毛泽东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们——“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果然率领一部分革命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如果不是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这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建国后，他在同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他率领部分革命军上井冈山的影响。
发现其中奥妙
毛泽东读《水浒传》，理解很深，很独特。他虽然曾经把宋江理解为农民造反领袖，但他也同时发现《水浒传》中没有写农民，是一个缺点。他认为，这是这本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精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数职业行当。但是，这些学者大多没有看到，这部书中没有写农民。而毛泽东却看到了。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少年时代。当年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发现《水浒传》中所重笔描写的梁山群英，社会成分较为复杂，宋江本是朝庭的下级官吏，其他好汉，有的是旧军官，有的是受到排挤的富裕大户，有的是开店的，有的是卖艺的，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流浪汉，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连晁盖也是乡村富户，有类似现在村长的角色。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以及砍柴出身的李逵，算是例外。但他们在梁山好汉中，是极少数。可以说，《水浒传》中描写的绝大多数人，很难说是纯洁的农民或者城市雇工。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读这部书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还没有更深入思考。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注重阶级分析，在读《水浒传》时自然看重这一点。
◆《水浒》
1947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纵队在陕北田次湾宿营时，向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谈到，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从毛泽东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对《水浒传》有科学的独立见解。
其实《水浒传》中描写的大多数英雄好汉不是纯粹劳动人民出身，却在当时代表了普通劳动者追求平等的意愿，起来向皇帝造反，某种程度代表着当时包括普通农民、城市下层贫苦劳动者的意愿和利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至今中外学者仍然在探讨这一问题。可贵的是，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读《水浒传》时就注意了这一问题，此后他也时常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在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袖时仍然思考和提出这个问题。
但《水浒传》毕竟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书，其中包含许多智慧和道理。毛泽东发现书中上述缺点，并不影响毛泽东经常运用这部书中的故事启发干部。毛泽东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水浒传》的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革命道理，或者用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
要有打虎精神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武松作为打虎英雄的形象，常常印在中国人心中，他的打虎精神也为广大民众所赞颂。在中国民间，武松打虎，被以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几百年不衰，其原因在于：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勇敢；武松有一种让人敬佩的英雄豪气。
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人物的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英雄气概，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他经常用这个故事启示干部。
◆《武松打虎》。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毛泽东一方面讲我们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像武松一样敢于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对武松所打之虎作分析，用来说明：人民与敌人，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革命者要放弃幻想，不与反动派妥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向全国进军，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反动派。这时，有一种声音来指责共产党了，说共产党这样做“太刺激了”。针对于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在这里把反动派比作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用《水浒传》中武松与虎的关系，讲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国内外反动派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而决不能让虎来吃人。他启发共产党的干部们，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头，发扬武松的“打虎”精神，克服怯懦，也放弃一切妥协的幻想，与人民面前这只“虎”，作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历来研究或者讨论《水浒传》的人中，在讲述或者赞颂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放在被武松打死的老虎身上，从这个野兽身上发现什么道理。只有毛泽东，以他独到的眼光，对这只老虎作了一番分析。他把这个老虎作为与武松的对立面来看，将其分析活了：它先是要吃武松；在吃人的老虎面前，武松只有打，打死要吃人的老虎，武松才能活，也才能成为英雄。在这里，毛泽东把老虎这个野兽的本性同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联系起来，把武松与人民联系起来，说明白了：老虎是要吃人的，你不打死老虎，自己就要被老虎吃掉；有要吃人的老虎，才有打死老虎的英雄；有反动派的压迫，才有革命人民的反抗，在反抗中，打倒压迫人民的反动派，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以此教育干部、战士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
要学石秀的拼命精神
建国后，毛泽东十分注意引导干部群众，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中，在捍卫国家主权时，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当年中国上下都讲这样一句流行的话：“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句话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人们的精神境界。
毛泽东特别赞赏这句话，他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在毛泽东提倡的精神中，就有干事业的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提倡这种精神，是用他所熟悉《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向干部们讲这个道理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用《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生动形象地向干部们讲这样的道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干劲，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
◆《石秀探庄》。
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者，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重笔描绘了其在关键时刻死也不怕，敢于舍得性命去斗争的形象。石秀这个《水浒传》中并不显赫的人物形象，被毛泽东抓住了特点：拼命精神。毛泽东拨开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的东西，并将这种本质的东西，幻化成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上升，熔铸成共产党人和时代先行群体的革命魂魄。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这种敏锐目光和大手笔。
不学洪教头
毛泽东读《水浒传》，不是泛泛而读。他每次阅读这部书，都善于对书中故事进行深刻分析。他对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节的分析，就十分深刻而独到，并且用他悟出的这个故事中的道理，教育党和军队的干部，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先进行战略退却，从退却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进而打败敌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绘声绘色地讲了《水浒传》中林冲与洪教头“两个拳师放对”的情形。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的话，生动而又深刻，让干部们一听就懂，并且永远记得住，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本来，林冲与洪教头“放对”，属于单个人的对打，在现代战场上可以称之为“单兵动作”，但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思想，即如何对待强大敌人进攻的战略问题，用《水浒传》中的小故事，来说明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退一步，以争取主动的大道理。这是毛泽东在《水浒传》中通常人们只是作为热闹来看的故事中发掘出深刻道理的又一个例子。
学宋江善于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一生实践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功课来看待的。但是，毛泽东讲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深刻道理时，用的却是《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例子，生动而深刻。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用《水浒传》中这个故事，告诉共产党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调查研究，才能解决问题。
◆《三打祝家庄》。
此后，毛泽东多次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启发干部。1943年底，京剧《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成功后，毛泽东于1944年春又指示延安平剧院创演《三打祝家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戏对干部、战士进行“谨慎”教育。剧排完公演，毛泽东看后讲了这样的话：“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三次？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在当年，毛泽东让干部了解这个故事，也有启发干部们要运用“里应外合”战术解放城市的意思在里边。
不当李逵式的官长
《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个性鲜明的一个人物。他朴实，豪爽，但性情过于鲁莽，不分情况乱杀人。《水浒传》中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乱杀人，晁盖就挺朴刀对他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鲁迅读《水浒传》，也不赞成李逵的这种行为，他说：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毛泽东是赞同鲁迅的看法的。虽然毛泽东并未对李逵有更多的贬低，但对于他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人，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毛泽东的用意之处在于：由《水浒传》中的这个故事说起，讲明白一种道理，用以启发共产党的干部。
◆《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水浒》的评论。
毛泽东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发现，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一律狠整，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官长”。毛泽东批评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在这里讲述这样的道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形势要冷静分析，要有头脑，不能乱闯乱撞。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办事、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调查研究，分清情况，区别处理，不能见自己的同志犯了错误，就乱打一气。那样做，只能伤害同志，抛弃政策，放弃原则，对革命是不利的。
毛泽东晚年读《水浒传》，出于对自己身后事的担忧，对这部书说了另外一些话。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谈话：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泽东这种在担忧后事心理下评价《水浒传》的话，并不代表他对这部书宝贵价值的一贯评价。但毛泽东的话却被姚文元利用，搞了一场“评《水浒》运动”。但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当年9月在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的谈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评《水浒》，制止了这场评《水浒》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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