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图）
一个人是怎样变成“抑郁症患者”的？你可能遇到了职场或学业危机，因生活变故而面临压力，陷入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或者经历创伤后的长期困扰。你常常感到疲惫、沮丧，白天提不起精神，晚上难以入睡。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最终你决定求助医生。
走进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后，你会被要求做一份包含几十个问题的量表。在测试结果中，你的精神状态会被量化为一套复杂的指标：抑郁、焦虑、敌对、躯体化症状……如果医生判断你需要治疗，你可能会得到一张写着复杂药名的处方，并被建议开始心理咨询。不凑巧的话，你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因为预约心理咨询的患者太多。
即便如此，你可能依然属于幸运的少数人。2022年2月发表的《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估计，全球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抑郁症。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0%-90%。
然而抑郁症从来都不只关乎个人。在《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社会学学者萧易忻认为抑郁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时空剧变导致个人及家庭都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不稳定性；在竞争文化的笼罩下，个体的生命历程被社会规范形塑的“象征他者”规训，只有竞争中的获胜者才能过上“美好生活”。消费主义与科技进步加剧了个体原子化，使人们更容易困于自己的情绪中。
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是社会健康程度的一面镜子。如《诉说忧伤：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的作者戴维·A·卡普所言：“如果我们不履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以滋养社会，我们就要付出个人患病的代价。”重塑社会连结是应对抑郁困境的解药之一。
萧易忻也是《诉说忧伤》的译者之一。他生于台湾，2012年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到华东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此后任教于该校社会工作专业。来到上海后，他发现留学期间认识的朋友都或多或少有过抑郁状态，而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却鲜有关于抑郁症的专著。他在2014至2015年进行田野调查，对抑郁症患者、家属、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等群体进行访谈，试图阐释个体的抑郁经历如何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相关联。
《南方人物周刊》与他探讨了导致抑郁症变得更高发的社会因素，社会如何建构这一疾患，以及从社会学层面上看我们该如何应对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是当下医治抑郁症的主流方式。但在医疗举措之外，我们还需要构筑能托住个体的支持系统，需要对精神障碍的去污名化。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系统而存在，“社会学还需要去处理宏观层面的问题，比如社会政策的友善程度，医疗体系的建构，学校、社区层面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对抑郁的歧视少一些等等。”萧易忻说，“总之要培养人们心理的韧性，塑造一个友善的环境，人们患抑郁症的状况才有减缓的可能。”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萧易忻的对话：
抑郁症可能是为患者提供的喘息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社会学，尤其是质性研究的路径能为理解抑郁症提供怎样的视角？
萧易忻：社会学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看重社会脉络。我们一出生就依赖父母，很多直接或间接的人，比如生活用品制造商、医院的医护人员、学校的教职工等等作为基底共同托起了我们的存在。对于抑郁症，社会学更关注社会结构的问题，以及社会怎么去建构这个病。在治疗方法层面我们也侧重于建立更好的社会连结，思考个体和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怎样变得更友善，而不是只从生化反应去看问题，认为是大脑血清素、多巴胺不够，导致脑神经传递的介质不够，从而引起抑郁。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抑郁症究竟是身心疾病还是社会建构似乎有很多争论。你如何界定抑郁症？
萧易忻：医学对抑郁症治疗当然有其贡献。精神状态可以用医疗手段将其指标化。脑神经科学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重度抑郁症患者看起来怪怪的，可能他的脑神经状态已经很糟糕了。但还有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抑郁。比如我站在社会学的观点，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就会将抑郁症解释为当事人与环境互动不协调所产生的情绪失常状态。
导致失常的一个因素是“超我”的自攻。你对自我的要求很高，这也有可能是文化给你的压力。当“超我”过强而没办法自我实现时，个体往往会往自己身上攻击。另一个因素是挫折。如果长期处在挫折状态下，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得不到正向反馈就会导致抑郁。此外持续的不确定感也会引起情绪失常。
抑郁症也有可能是一种逃避的心理防御机制。弗洛伊德研究过一个被家暴的女性，她没有勇气离婚，只能整天窝在疾病里。她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状态了。弗洛伊德的解释是疾病是她的抗议。某种程度上其实每个精神疾病患者都躲在疾病里面，他们需要一个能喘息的空间。
抑郁症的产生会牵涉到内在自我和外在环境两方面。从自我认知和脑神经的观点去看抑郁是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工作；而社会学会比较强调外部环境。社会工作则会尝试在服务对象的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协调。只有内外两部分都得到健康的建构才能较好地处理抑郁症这个问题。
我们都被一个强大的“象征他者”凝视
南方人物周刊：你将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增加与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相联系。剧烈的社会变迁如何引发个体的抑郁？
萧易忻：在我写《抑郁症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分析》这本书时，我提到抑郁症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关。
就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言，过去四十多年资本集中在中国城市，又不断滚动积累，从而产生跨区域的空间流动。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赚钱，很多人也从小地方流动到大城市，甚至是国外。这意味着许多家庭解体了，衍生出离婚和留守儿童等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不必然和抑郁症有关联，但相较计划经济时代而言，这些因素使个体的生活变得更不稳定。当我们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感的社会时，遭遇情绪问题的潜在可能性会更大。
此外，在消费面上，商品经济放大了人的欲望。以前大家普遍贫穷，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别人能买更好的房子和车子，这些东西就摆在你眼前。人的欲望被放大了，社会环境的整体落差也在放大，个体很容易产生情绪困扰。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Lembke的观点也很能解释消费社会中的情绪问题。她提到，快乐和痛苦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处理的，且大脑会努力使它们保持平衡。使人快乐的多巴胺释放后，大脑就会下调受刺激的多巴胺受体数量适应，并倾斜到痛苦侧以求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快乐后通常伴随低落。
一个社会愈富足、快感愈多的同时，痛苦、抑郁症也愈多。消费社会中有太多能让人获得短暂快感的产品，像是香烟、酒精、短视频，甚至毒品等等，人们有太多机会不用经过努力就可享受多巴胺的快感。这其实是提前透支，脑神经会用痛苦去平衡，这就造成人们的情绪容易大起大落。
近来的局势已与我2016年出版该书时有所不同，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架构正在进行重大调整，美国推动从“离岸外包”转向“友岸外包”的供应链重组，国际政治、经济也有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在WTO贸易框架存续的前提下，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竞争压力增大，可能导致国内各个行业面临全面提升的紧迫感。许多职业逐步规范化，不再野蛮生长，很多考核都来了。大家在各自的行业中上紧发条，时时处于战斗状态。
尽管现在解封了，今年经济状况照理说应该会比去年更好，但仍存在许多风险，要回到疫情前的状态不容易。去年还有超过千万的大学生毕业，求职更为困难，这都可能加剧抑郁症的患病率。
简单地说，多巴胺分泌不足和过度透支都有可能产生抑郁症。生产面的过劳，加上越来越严格的行业管理，只有责备却鲜少激励的工作、求学环境，都会使人们因多巴胺分泌不足而产生抑郁。但在消费面上，人们不用付出代价就能迅速获得多巴胺快感，这也会产生伴随而来的痛苦。因此过度高压与过度散漫都有危机，提升个人心理韧性、营造友善工作与求学环境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2022年12月27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患者在发热门诊内等候就诊（视觉中国/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还提到过一个现象：个体的生命历程成了单向度的、被一系列竞争控制的路径，而竞争的背后是某种“美好生活”的承诺。这种竞争文化似乎也诱发了抑郁。
萧易忻：资本集中也会导致时间上的加速。东亚发展型国家都想要后进赶超，要在短时间内积累优势，所以很强调竞争力。这种论述从国家战略渗透到对个体的要求中。我们的文化中又有科举考试的评比传统，更加剧了竞争风气。
当下的教育体系里，大家都在玩一种“提前榨干”的游戏。我们的求学路径是小学初中化、初中高中化、高中大学化，到了大学好像就封顶了。我们把竞争和考试成绩摆在第一位，很少将建立自信和培养学生的人格作为教育的优先考量。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和同学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竞争关系中，许多学生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心理问题。
这种竞争也延续到往后的生活中，考上好学校之后要找个好工作，当个好员工；结婚之后要做个好先生、好太太，做个好爸爸、好妈妈……无法符合这些好角色的人就不被社会界定为过上美好的生活。仿佛有一个“象征大他者”在凝视我们，必须符合他的期待。这个他者可能是社会氛围和社会规范，具体透过老师、家长、老板等角色来体现。你会觉得被他无止境地索取。
南方人物周刊：在中国，1980年代以前更常见的是“神经衰弱”以及相关的躯体疼痛，但在2000年左右“抑郁症”开始逐渐占据公众视野。例如名人患抑郁症的新闻增多，以“抑郁症”为题的研究增加等。在当下，抑郁症话语更是被广泛传播。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哪些？
萧易忻：医疗和制药产业、官方、学术界和媒体等都推动了这一疾病名称的建构。当然不能说所有问题都是经济利益问题，但药厂要发明药，一定要有利可图。一些文献会强调药厂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有些学者甚至觉得精神疾病基本上是被制造出来的，或许这种说法有些激进，但它提供了一种建构论的视角，阐释资本如何制造所谓的“抑郁症病人”。
大众媒介也推动了心理学热。网上很多心理测试是免费的，我们可当游戏去玩，测测我们的抑郁倾向怎么样。现在还出现了电话心理咨询、网络心理咨询，以及各种自助课程，这些东西都在无形中传递了关于抑郁症的话语。我们若随便到一个卖书的网站上搜索“抑郁症”三个字，就会出现一堆结果。我翻译《诉说忧伤》这本书其实也参与了社会建构，（笑）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抑郁症。我想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对抑郁症不再像1980年代那么污名化了。
危机还是礼物？
南方人物周刊：你认为新冠疫情三年是否让人们的心理健康更加脆弱？
萧易忻：疫情以及次生灾害当然会加剧人们面临的风险。我觉得可能会有两种趋势：一是疫情之后很多焦虑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会逐渐显露。另一种可能是个体会获得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stress growth，PTG），一个人经历困难或者创伤事件后更能同理别人。疫情也可能让我们更成熟。比如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拉拉，她曾经遭受枪击，后来反而有了为女权发声的使命感。创伤让她有了更正向的成长。一件坏事不一定导向完全负面的结果，这取决于你的认知框架是怎样的。
南方人物周刊：人生的痛苦很难完全根除，许多问题也很难通过单一的渠道解决。那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目的是什么？
萧易忻：心理咨询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变我们的认知框架。像精神分析可能不是帮你解决问题，而是让你看到自己曾经逃避的问题。挑战你的逻辑，让你换一个框架思考，也许你就想开了。
心理咨询也分很多流派。比如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中，咨询师每次会给来访者一小点作业，你每次完成一点，累积这些小小的成就，最后就能走过来。咨询师通常扮演一个鼓励的角色，将你从抑郁的回路中调整到“原来我也可以”。这个过程让来访者重新了解自己，发现自己不是别人所说的那么糟糕。
当我们说“这是一个成绩不好的人”，“成绩不好”只是指涉这个人的某种符号。但一个人本身是远大于这个符号的，他可能只是暂时成绩不好，也可能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人有很多面向。所以心理咨询其实会引导当事人反思社会的主流价值论述，甚至去解构它。让符号松动，重新连接到另外的符号，去挖掘优点、调整认知。
“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这是丘吉尔说的。抑郁症或多或少会让人朝向一种更有智慧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可能让生活变得更糟糕，这取决于我们怎样选择。可以用“好与不好”来评判这个疾病，但也可以将抑郁症看作一份礼物。抑郁经历可能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它可能让我们获得更深刻的自我认知，更能同理别人。
南方人物周刊：抑郁症筛查在2021年被纳入青少年健康体检内容，但在心理健康预防工作中，有的老师和家长只希望有情绪障碍的学生经过治疗后不再做出越轨行动，而忽略了个体的深层处境。这是否会使抑郁症患者更加孤立？
萧易忻：这是比较功能论的立场，为了让集体的功能正常运转，你要赶快好起来。但如果只处理个人行为的问题，当你把个体再抛回原来的学校、家庭或者工作场域时，他的症状可能再复发。我认识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说他只做家庭治疗，不做个人治疗。因为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即便把孩子单独辅导好了，而父母的观念没有改变，那问题依然存在。
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系统而存在，当事人必然受制于周遭的环境。如果系统本身有问题，那我们也需要关注系统中的关键人物应该如何改善。社会学还需要去处理宏观层面的问题，比如社会政策的友善程度，医疗体系的建构，学校、社区层面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对抑郁的歧视少一些等等。总之要培养人们心理的韧性，塑造一个友善的环境，人们患抑郁症的状况才有减缓的可能。
我们与精神障碍的距离
南方人物周刊：理想状态下抑郁症患者的支持系统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
萧易忻：社会工作中有一个理论叫“生态系统理论”，个体所依赖的社会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宏观几个层次。在微观层面我们会调查和服务对象最亲近的那些人的情况，分析他周围的人能给他什么资源。比如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的辍学青少年，他缺乏课业辅导，那社工就要帮他接洽愿意帮他指导功课的志愿者；他缺钱就要协助他向基金会申请，或者为他寻找捐助人。如果他遇到了家暴，我们要把他安置在比较安全的地方，陪他渡过难关。
中观层面就是在社区了，例如帮助抑郁症患者融入社会。更宏观的层面在社会政策，比如一些专业人士能在决策群中提一些建议，让政策对精神障碍者更友善一些，从而推动社会性的改变。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大陆在应对抑郁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方面有哪些问题？
萧易忻：一是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人员良莠不齐。2017年人社部取消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之后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认证就变成不同培训机构各占山头的现象，没有国家统一认证。比如中国心理学会推出了心理咨询师专业能力的课程认证书，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也有心理咨询基础培训合格证书。还有很多参差不齐的心理咨询考证网站，考证门槛比较低。
在台湾获得心理咨询师的证照至少要硕士学历，还要在心理学相关科系实习至少一年。而在大陆实习不是必要条件，大专的学生就能报考。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没有实习经验的、训练不扎实的人流入市场，不可讳言，有些民众认为心理咨询师像是江湖术士，对他们的信任感不足。
二是精神科医师数量以及病床数都不足。台湾地区2018年精神科医师的数量是每10万人8名，而大陆在2020年每10万人只有3.55名。大陆在2020年每万人有5.65张精神科床位，台湾每万人有13.9张。这多少会影响患者照护的情况。（数据来源：马宁、陈润滋等《2020年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资料。）
南方人物周刊：台湾地区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萧易忻：台湾新北市有一个慈芳关怀中心，服务对象是程度没有严重到需要住院的精神障碍者。他们很强调社会连结。比如每天会有社工陪伴患者去买菜，然后鼓励他们一起做饭，同时提醒他们怎样做才不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险。关怀中心不认为精神障碍是疾病，而只是生命阶段中一种暂时失常的状态。当有了足够的社会连结和陪伴的时候，他们的病情就会减缓，可以正常生活。
此外他们也和台湾的一些艺术家共同创作、策展，让社区的其他人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在关怀中心的展馆里，精神障碍者成为导览员。他们通过歌曲、摄影、绘画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为精神疾患去污名化的社会教育，也是社会学或社会工作可以去做的事情。
2019年有一部台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其中也讨论了精神病患犯罪的问题，以及精神障碍者如何回归社会，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似乎我们都鲜少触及这类议题，但只有精神疾患能够被舆论讨论时，才能带动社会的反思。在台湾，一些精神科医师经常会到媒体上分享案例，当然基于伦理规范他们会对个案进行模糊处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故事分析很多问题，比如家暴为什么会发生，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父母在想什么，孩子又会想什么，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种广泛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倪瑜遥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