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在改造“倒脱靴”的旧屋时，工人用锤子把王平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旧木柜敲碎了。那些碎木屑遂连同着往昔岁月，灰飞烟灭。
庆幸的是，他此前还是打捞出了一些往事，并写出了一本书。
2021年底，王平的作品《倒脱靴故事》出版，它记录了长沙的一条老街巷“倒脱靴”的市井百态和历史变迁。豆瓣上，这本书的评分曾达到9.1。有网友留言，书中“亲切的方言，熟悉的地名，消逝的老街巷”让他们看见了父辈们的长沙老城，“那些鲜活的记忆”。
《倒脱靴故事》书封
而对于王平来说，倒脱靴里有他的半辈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他，四五岁就跟着父母搬进“倒脱靴”，期间“只上过小学和大学”——在动荡中他的学业中断，成了一名街道工厂工人，十八年间，整天跟车床、钳桌、扳手、起子打交道。
从倒脱靴出发，他后来通过写作，离开了街道工厂，成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书屋》杂志的创始人之一，把历史记录在纸上。
如今，退休了的王平，在倒脱靴仍有一套小房子。老街巷里的旧公馆在20年前拆迁了，原地重盖了四层居民楼，王平买下了其中一户，给母亲住。
“梦留老巷，雕刻时光，杂拌文史，兼备雅俗。看似闲坐十八扯，却是哭歌相隐的一册清明上河图。”作家韩少功推荐这本书时说。而王平总觉得恍惚，那些房东、长辈、友人的欢笑与悲伤，他们的遭际与命运，他已经分不清是真实还是想象，也许交织在了一起。
2011年，王平退休后，除了看书、写作，还喜欢跟人聊天、喝酒、摄影……有人羡慕他快活、自在。他回应说，人生哪有真正的自在与轻松？我不过是习惯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罢了。
【以下是王平的讲述】
“倒脱靴”10号与祖父
我四五岁时，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人搬进了“倒脱靴”10号公馆。
这条古老街巷离南门口不远，闹中取静。地名古怪，虽有所谓传说，但毕竟荒谬。
巷子的建筑比周边街巷的好一点，公馆居多，有来历的人家也不少。10号公馆是一栋红砖房子，坐北朝南，院子里有一颗玉兰树，每到春天，白色的玉兰花落满台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王平摄于倒脱靴十号老屋的晒楼上，背景为玉兰花树。
但因为经济困难，我们一家七口人，只租了“倒脱靴”10号的一间卧室和一个厨房。卧室很大，约二十几平米，棕色的地板，白色墙壁，窗户开阔，天花板中间还有浮雕。家里人口多，虽然摆了两张床，每睌睡觉还要搭临时铺。
小的时候，母亲常让我折几朵花苞，插在家里一只通体深褐、貌似黑陶的短颈圆肚花瓶内。不到半天，硕大如饭碗的花便洁白地盛开了，满屋子的幽香。
而那只花瓶，还是祖父从日本留学时带回来的。
祖父叫王时泽，1882年出生，晚年跟我们一起住在“倒脱靴”10号公馆。那时候，我还很小，记忆中，不时有人来家里拜访祖父，像黄兴的儿子，以及湖南文史馆任职的毛居青等。
在我们家族里，祖父算得上是一个“名人”。他1902年秋考入善化学堂（善化县于1912年并入长沙），后因言论偏激，于第二年冬被校方除名。1904年春天，祖父赴日本留学，彼时尚还未满十八岁。
在日本留学期间，祖父结识了秋瑾。两人意气相投，成为至交，并以姐弟相称。但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1905年的夏天，19岁的祖父回国省亲，居然说服了曾祖父、曾祖母及他的哥哥一起去日本留学。
曾祖父因不适应，很快回国，但曾祖母就读于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师范班，跟秋瑾同居一室，那时她已四十三岁。
祖父王时泽留日时的照片。1904年摄于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其时尚未满十八岁，乃“航海救国论者”。
1911年，26岁的祖父回国，在上海策动了海军舰队的起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起，祖父任青岛海军学校校长，后担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1936年11月，因招致日方不满，祖父被迫辞掉公安局长职务。但一直到1940年，他才真正脱离政界，携全家避居湖南省湘西边城凤凰。
解放后，祖父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因为年纪太小，祖父在世时，我没能去了解他的经历，理解他的人生。多年后，有一次在网上浏览，无意中发现祖父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在网上拍卖，吃了一惊。那张照片我从未见过，祖父全身戎装，理着平头，留八字胡，目光威严。两侧还有他的亲笔题字：安德河先生惠存，王时泽敬赠。摄于青岛，并盖了一方印章。
我把照片拷贝了下来，打电话询问北京的表哥陈漱渝知不知道安德河。表哥大我十岁，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曾写过多篇有关祖父的文章。他告诉我，安德河是德国人，是当年祖父为青岛市公安局聘请的警犬教练。
祖父去世时，我十岁左右。至今记得，他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写东西，手有些发抖，钢笔尖将纸戳破了。祖父用剪刀在另纸上剪下一小块，用糨糊仔细糊在那个戳破的地方。不料身体突然一歪，从藤椅上滑到地下，当即不省人事。
那是1962年正月初九清晨，因突发脑溢血，祖父在“倒脱靴”10号公馆逝世。
“一粒米到底有多重”
祖父的故事，我写在了《倒脱靴故事》的书里。
进入出版社后，我几乎停顿了写作，可能是做编辑后，看别人的文章多了，自己写得就少了。而且很多东西必须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才能写得出来。
直到2016年，我开始写《倒脱靴故事》。这本书中的很多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它们自然而然地跃于纸上，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但我又经常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人的记忆并不靠谱，很多时候是记忆和想象的交织。
比如，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写我小学的故事和经历。
小的时候，我身体不好，在学校经常受人欺负。我们班上有一个头霸王经常欺负我。有一次，头霸王突然走到我前面，掐住我的脖子，用力往后压。我当时正在写作业，拿着蘸水笔就对他脸上砸了过去。那家伙很灵活，一闪，蘸水笔把他耳朵凿了个洞。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想象。直到一次聚会，一位同学跟长大后的头霸王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欺负王平，王平用笔砸了你耳朵一个洞。”大家凑过去一看，他耳朵下方果真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点点。
小学六年级时，我查出患骨结核，开始变得自卑而孤独。那时候，我身高不到一米三，体重只有六十几斤。
骨结核并不非不治之症，但可能会导致瘫痪，或者需要截肢。我在医院做了三次手术，医生用凿子把骨头上的结核病灶刮掉。
手术过程，仅打了腰部麻药，但我几乎都是清醒的。那种刺骨、钻心的痛，让我整个人都麻木了。不过还算坚强，没有哭闹。三次手术，有一次失败了，前后加起来住院大半年。
回家后，我腹部以下打了石膏，不能站立、蹲坐，只能平躺在床上，像一具木乃伊。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躺在床上看书、睡觉，醒来又看书。我记得，看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这样的书我也写得出来。
拆掉石膏后，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休息和康复训练，身体才慢慢恢复正常。
两年后，我去中学报名，校方说我的学籍没有保留，没有资格入学。从此失学。
此后，我经常给街道上的泥木工打下手，去火车南站推板车，藉此挣点小钱，也算锻炼身体。喜欢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麻石台阶上发呆，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以前，父亲在工厂上班，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每月工资五十几块钱。除了给家里的生活费，他自己会留几块钱抽烟、喝酒。年轻的时候他过了一段时间的优越生活，上过大学，会唱英文歌、吹口琴，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父母于1937年在青岛结婚。
但父亲一辈子不得志，晚年大部分时间一个人躲在房间喝酒。
他是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对数字有种天生的热爱。哪怕后来潦倒不堪，仍喜次记账。他的账簿里，金额最少为一分钱（两担自来水），次之两分钱（一盒火柴），最多至五十四块五（每月工资）。每次买回一盒火柴，他必定要数火柴根数，并记在账本上备注：上次一盒总计九十五根，此次一盒总计九十一根，少四根也。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制定了一家人用粮计划安排表，将全家每人每日安排的用粮数精确到两、钱、分、厘、毫，比如我二哥每日的平均用粮数为13.9354两。
1961年苦日子时期，父亲为家庭成员手绘的用粮计划安排表。每人每天口粮之计量单位细分至“两、钱、分、厘、毫”。
所以那时候我好奇地问过父亲，一粒米到底有多重？
父亲似有些难堪，但也告诉了我一种方法：先数出一百粒米或者一千粒米，称出它们的重量，再除以一百或者一千。我至今也没有算过。
五十年一觉文学梦
十九岁时，我认识了五十多岁的诗人彭燕郊，并和他成为了忘年之交。
那时候，彭燕郊在长沙北区阀门厂做油漆工。我去工厂找他，他把手套脱了，我们偷偷地聊小说、诗歌，以及梦想。有的时候，我去他湖南省博物馆的家（他妻子在湖南省博物馆上班），一聊好几个小时，偶尔也在他家里吃饭。
我在他家用手摇唱机听黑胶唱片，读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以及美国“嚎叫派”诗歌，欣赏俄罗斯的绘画作品……尽管多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但我依然觉得很新鲜。
每天，彭燕郊从家里到工厂上班，坐公共汽车要经过南门口。隔一段时间，他会在南门口下车，走到“倒脱靴”10号公馆，给我送来新书，并把之前借给我的旧书拿回去, 恍若地下工作者交换情报。
那个年代，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乡当了知青。因为身体不好，我留在长沙。一开始，我进了长沙机床厂，成为了一名合同工，负责起吊机床部件，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对于我来说，彭燕郊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对未来的希望。1978年，恢复高考后，很多知青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我只有小学毕业，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于是一个人偷偷地写作。写的多数是那些困惑、悲伤的生活。
1979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了，拿到30块钱的稿费。
此后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小说。借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解嘲：虽好，却少。
有一回，彭燕郊去“倒脱靴”找我，正好我不在家，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几天，我们都在读你的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哈哈，王平这个鬼东西！这就是我的文学评论了。”这个纸条我保留至今。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的生活依旧闭塞，但因为读了一些书，对现实生活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至今还记得，当时读狄更斯的《双城记》，看到一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时，不免深有感慨。
那时候，哥哥姐姐都搬离了“倒脱靴”，家里只剩爸妈、我和妻子。我于1982年结婚，爸妈住北边的大房子，我和妻子住先前祖父、姑妈住的房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平与妻子摄于长沙城南天心阁。他工作的街道机械厂即位于天心阁的旧城墙下。
婚房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我买来沙发布，找来木材，打好沙发架，把钢丝绕成塔状的弹簧，然后淬火，变硬，填充竹绒，盖上沙发布，这样就做好了一个沙发。好朋友还帮我们打了一房家具，床铺、柜子皆为“趴腿”，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
不久，我结识了何立伟、残雪等几个搞文学的同龄人。我们经常一起玩，大谈其文学。目中有人，也目中无人。在我家聚得最多，也去残雪家玩。
那时残雪在家里做裁缝，写了一个中篇《黃泥街》，是她的处女作，拿给我们看。作品中那个变形、荒诞、像梦一样的世界，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但很难透彻地理解。残雪平时很少聊文学。她喜欢跟我妻子聊生活、聊家常，比如做衣服，从布料、裁剪，到成衣，可以聊很久。
有一次，残雪给我们几个每人做了一套猎装，那种有口袋的西装，帅气又时髦。那是1985年的秋天，我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灰色猎装，每人骑一部破自行车，在长沙城走街串巷，你到我家玩，我到你家玩。
那个年代永远过去了，回想起来还是蛮有几分温馨。
很早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待在工厂。一直到1987年，在工厂待了十几年后，我才真正有机会离开。
当时，省內正在挑选若干青年作家，组团去北京参加第二届青年文学代表大会。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也能去参加。但有一天却收到了参会通知。我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是省作协会副主席谭谈在推选代表时上帮我讲了话。
谭谈从未跟我说过此事，以后我也没有当面感谢过他，但我内心一直很感激他。
当年，湖南去北京参加大会的有十几个年轻人，“文学湘军”的称号就从那时得来。其中不少人都获过全国小说奖。
会后回来不久，中国作家协会来了通知，推荐我去武汉大学上“作家班”，但要通过武汉大学的入学考试。那是1987年，经过几周的恶补，我考入武汉大学第二届“作家班”。
两年后，我从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进入了湖南文艺出版社。
黄连树下弹琴
进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我已经38岁了。但我还是喜欢做编辑，策划、主编过几套还过得去的书。
几十年过去，老家倒脱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每家每户的私厕被封，在街巷附近修建了公厕；原来家家户户都有水井，后来自来水管接到家门口，继而又接进了家里；水井便无声无息地废了。而居住在公馆里的人家，更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1992年，父亲在“倒脱靴”10号公馆病逝。不久，我和妻子也搬离了“倒脱靴”，住进了单位分的房子里。母亲不愿意离开，一个人留在老公馆，我们不时回去看望她。直至2000年，政府拆掉了巷子里的几栋老公馆，盖了两栋四层居民楼。
居民楼修建好后，我买下了底层朝南的一套房，七十几平米，有独立的洗手间、厨房，以及两个小房间。相比老旧的公馆，新房住起来更方便。母亲很高兴，八十多岁的她在家里种起了花，一百多盆，绿藤爬满了四层楼的墙壁。
我在“倒脱靴”生活了三十多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很熟悉，这里留有我的少年时光、青春往事。
1995年调至《书屋》以后，我结识了锺叔河先生。后来又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与他成了忘年交。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尤其因为都有在底层生活、工作过多年经历，彼此在很多方面也有共同的领悟和感受。我协助他编了多本与他有关的书籍，也有幸成为十卷本《锺叔河集》的特邀编辑。
锺叔河先生为《倒脱靴故事》题记。
退休以后，我经常跟朋友聊天、喝酒，拍照，也打打牌。但我技术不好，且不计较输赢。有牌友看我技术差，开玩笑说：“王老师，你这样的牌技，怎么能进入社会呢？”我只能自我解嘲：“我根本没打算到社会上去玩牌，只跟你们几个人玩玩而已。”
有人羨慕我过得放松、自在。其实我不过是习惯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罢了。
《倒脱靴故事》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几个月前，两个小姑娘联系到我，说看了我的书，很喜欢。想租用我“倒脱靴”的那套房子做艺术工作室，还打算做个铭牌，就叫“倒脱靴1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