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郑钧在《我相信》节目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写给过去的自己，“人生最宝贵的是自己的成长”；第二封，他选择写给母亲。
信里，郑钧感谢母亲的教育，让他和哥哥“在最贫穷的时候不会志短，在最得意的时候也不敢偏离良善”，叮嘱八十多岁的母亲“少看手机里那些震惊体”。
郑钧对自己的过去“问心无愧”，唯独对母亲有“深深的痛悔”。
父亲在他七岁那年过世，留下因为生病借的两万元债款，母亲拒绝亲友接济，一个人还了十年，从未向孩子哭诉经济上的艰难。对她来说，或许更难的是教育两个桀骜不驯的儿子。和哥哥相比，郑钧更叛逆——大学退学、只身“北漂”、选择音乐这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母亲始终尊重儿子的冒险。
在中国摇滚最辉煌的上世纪90年代，郑钧交出了重要专辑《赤裸裸》。突如其来的成功让他一度迷失。这时，他会想起母亲和哥哥的样子。“每一次我得意忘形要出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母亲、我哥知道这个事的话，是不会原谅我的。我就会退一步。”
如今，郑钧不再叛逆。他修心、打坐、陪儿子。也更理解了母亲。
以下是郑钧的讲述：
父辈的遗产
我爷爷郑自毅曾经是北京法政大学读法律的大学生。后来去读黄埔军校，他写的文章都在关怀天下、关心老百姓疾苦。爷爷说，人活着不只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家国情怀很重要。这些教育对我影响特别大。
爸爸是三十多岁去世的。他是“三北”防沙林的建设先驱之一，最早去勘探、调研，然后树苗育种，飞机播撒。后来他得了白血病。
我爸爸也喜欢文艺，演话剧、唱歌。我小时候看过爸爸的一张照片，他拿把吉他坐在湖边。那时候我都没见过吉他，他居然有一把吉他抱着。
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想招他做演员，爷爷考虑了很久，跟我爸说：你还是按我们家的传统完成学业，为祖国做贡献吧。所以他们这一代有些人牺牲了个人梦想。
“长兄为父”
父亲去世后，我哥在家里就是“长兄为父”的状态。当年他11岁。家族会议都是我哥代表我家去。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我哥——一个11岁的男孩在跟他三十多岁的母亲坐那儿开会，像两个成年人一样商量家里这事那事怎么办，我就在旁边灯下看着。
小时候我老想跟在我哥屁股后头，他就不停地踹我，不让我跟着，我挨打挨了好多年。但我哥有个原则：别人不可以欺负他弟。我是属于他的，他可以随便揍。他还会观察别人家的父亲带孩子什么样，觉得有责任充当一个父亲的角色。
我去杭州读大学的前一晚，我们兄弟俩有一次长谈。我哥说，“按我们家的传统，你考上大学就成年了。从明天开始，咱俩就恢复成兄弟，你所有的事都自己拿主意。但有一件事——大三以前不能谈恋爱，被我发现就打断你的腿。”我真的到大二都没敢谈恋爱。到现在我哥一瞪眼睛我还哆嗦，那种潜意识里的敬畏是一辈子的。
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可能少了一种幸福，就是被父母和长兄长姐教育的幸福。
“她做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我们家很神奇，都是文艺爱好者，但都是工科生。妈妈还偷偷去音乐学院旁听作曲系的课。等到我真的选择要当歌手那一刻，他们特别震惊。
有一天我拿了把吉他坐在屋里等我哥，我说我写了两首歌你听听。我边弹边唱，一首《赤裸裸》，一首《回到拉萨》。他听完说：哥支持你，父亲和我曾经的文艺梦都碎了，你还可以去试试，不行就到深圳开出租吧。
妈妈担忧我会不会没工作，我说我就要干这个事。她说你想好了就行。
我让妈妈给学校发了一封电报。因为没有合理的退学原因，我妈只好说因为家境困难。邮局的人看不下去，说：再困难也不能让孩子退学啊！我妈很委屈。她其实做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当了父亲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糟糕的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错误，我有时候也很绝望，完全能体会我妈当年的感觉。现在我经常跟我妈聊天，一聊两小时。她说，我就听着。
我认为一个男人一生的高度，取决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好的坏的都受她影响。她是带领你来这个世界的人。有她在，你就永远是个小孩；她不在了，你就不是小孩了。
郑钧 整理 《我相信》节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