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戏馆子”与“清酒馆子”（上）
刘映元 李补根
归化城次于“小班馆子”的饭馆，是“大戏馆子”。这种饭馆一方面卖饭，一方面唱戏，顾客除了在里边吃饭，还可以就便看戏。所以“大戏馆子”也称为“戏酒馆子”。“大戏馆子”的营业有季节性，通常是在冬天开张。
因为这时走外蒙的“通词行”回城，各家“相与”都要请客，“通词行”也回请各家“相与”；由于家数很多，像“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这三大号请一次客，分好几天吃饭，每天参加有五六百人，“小班馆子”摆不下那么多的桌子，必须在大一点的场面上举行。
同时到了冬天戏班不能在外边出台，籍此可以继续演唱。于是“大戏馆子”便在归化城盛行起来。
“大戏馆子”在不唱戏的淡季，也有营业可做，那就是出赁家俱、销售黄酒，打发跑堂的去参加商民家庭中的红白“事宴”。因为此种馆子不卖饭茶所以称为“清酒馆子”。
像“宴美园”的经理王禄，“同和园”的经理陈旭(即陈二挠)，都是先以经营“清酒馆子”起家。
当“宴美园”和“同和园”于1912年停止卖饭改为设有“茶座”的戏院以后，他们又以全力经营了“清酒馆子”。
归化城“大戏馆子”的家数较少、“清酒馆子”的家数很多，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清酒馆子”虽不卖饭，可是也属于饮食行业，受饭馆的行会“仙翁社”领导。
并且我们从“清酒馆子”的业务中，可以了解当年归化城的封建资产阶级，在举办结婚、出殡、做寿、过生日、满月时怎样铺张浪费，故有必要把“大戏馆子”和“清酒馆子”结合在一起叙述。
“大戏馆子”出现于归化城，现在好多人都谈不出准确年代。在《刘统勋私访归化城》手抄本中，说是乾隆年间大西街有“大云班”在唱戏，里边是否也在卖饭，那就不得而知。
光绪年间存留在归化城的两个“大戏馆子”，“宴美园”比“同和园”要早，因为“同和园”的经理陈旭，是“宴美园”的学徒。据内蒙文史馆馆员关钟麟说：“宴美园”以前称“嘉乐会馆”。
他的三叔祖连祥(任过新城将军衙门的户司正堂)向土默特旗“镇国公府”购买地皮，在小东街筑“嘉乐会馆”时那里已有唱戏卖饭的“庆乐园”。因为年久失修，才由连祥买下重新修盖。于光绪年间租给王禄继续经营“大戏馆子”改称为“宴美园”。
王禄的儿子王大毛(现在“麦香村”食堂服务)说，他祖父王九贵就是一个住“大戏馆子”的，曾给大召东夹道“锦福居”北面的“公和园”跑街，他父亲王禄就因此诞生于东夹道。
王大毛并说“嘉乐会馆”改为“宴春园”，“宴春园”才改为“宴美园”，这是听他父亲生前说的。这样，光绪以前，归化城的“大戏馆子”除了“嘉乐会馆”的前身“庆乐园”，至少在大召东夹道还有过一个“公和园”。
另据内蒙文史研究馆馆员霍世昌的父亲霍国桢生前和刘映元谈，他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初来归化城时，大西街路南有个“公庆园”，里边也唱戏卖饭。另外在小西街的宁武巷口，也有一个多年已经不唱戏卖饭的“大戏馆子”。
霍国桢回托县参加“义和团”后，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重来归化城时，“公庆园”即因年久失修停止营业。
后来陈旭从“宴美园”出来，开了个名叫“同和园”的“清洒馆子”，领了“法中庸”掌柜贾宏，“新疆社”驼户“新盛魁”王家和李安的本钱，把“公庆园”大加修理，动工时还跌死一个工人，以他的“清酒馆子”字号，把这个新修起来的“大戏馆子”，也命名为“同和园”。
不过据陈旭的儿子陈子胜(现在民众剧场工作)说，“同和园”接的是“庆升园”的底子，而李补根却记着“同和园”的家俱中，有不少写有“公庆园”字样的器皿，陈子胜所说的“庆升园”，可能就是小西街那个“大戏馆子”的字号名称。
李补根的舅父冯孝祖也是“宴美园”的学徒出身，后来开了“清酒馆子”，任过“福元馆”的经理，生前曾和李补根说，归化城共有五个地点开过“大戏馆子”，除大西街、小西街、小东街和大召东夹道而外，九龙湾大北巷西口路北，早些年也有人在那里开过“大戏馆子”。
从以上的好几个说法中，以“宴美园”来进行推断，关钟麟今年七十五岁，他的三叔祖活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岁，“庆乐园”必定经过四五十年才墙倒楼塌，然后重新修建由“嘉乐会馆”改为“宴春园”和“宴美园”。
由此考证“大戏馆子”在归化城出现，最迟也在清朝道光年间。
关于归化城最后的两个“大戏馆子”即“宴美园”和“同和园”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们，能回忆起一些表面现象。据说小东街的“宴美园”楼上楼下能摆72张方桌；大西街的“同和园”楼上楼下能摆120张方桌，每张方桌正中坐两个人，左边坐两个人，为了不妨碍看戏和端盘方便，右边只坐一个人，共是五个人一桌。
至于所吃饭菜，分为“四六席”和“改菜席”两种。“四六席”是四干果，四冷荤，四个大碗和六个中碗，中碗里边有一碗海参，大米饭，花卷和黄酒而外，还有马蹄酥一类的“腰饭”。
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以后，每桌“四六席”五吊多“城钱”，今一两多一点银子。“改菜席”也是四大碗和六中碗，只是把“四六席”里边的九碗肉菜改为海菜，添了干贝和鱿鱼一类的东西。腰饭”也比“四六席”提高。
“改菜席”每桌的价格在1904年以后，是十四五吊“城钱”，合不到三两银子。
老年人们听长辈们说，“大戏馆子”的菜价，光绪初年比光绪末尾几年还要便宜。归化城附近因为不是鱼米之乡，“大戏馆子”的菜肴中没有鲜鱼，有时连大米饭也不吃，而吃羊肉汤子切面。
在“大戏馆子”请客，属于当时商界的普通应酬。请大老板们吃饭，多在“小班馆子”里边。到“大戏馆子”赴宴的，多系小顶生意掌柜和学徒。
清朝时候除了每年冬天“通词行”从外蒙回来，各家字号互相酬酢，遇到大老板们三年一回家时，“相与家”们也多在“大戏馆子”中给送行接风；至于新字号开张或是老字号办完柜事，更要在“大戏馆子”中谢客。
还有三年算帐纯利达一万两银子以上，越发在“大戏馆子”中设宴举行“庆万”。
所以夏天能把戏班从外边调回，“宴美园”和“同和园”亦摆酒席。小东街有一家“天元店”，里边住着“义成品西庄”，“永顺合苏庄”，“积成顺太谷庄”和“崇盛林临清庄”，这四家字号因为应酬频繁，归化城人遂说成“宴美园请客必有天元店一席”的谚语。
其它像样一点的字号，也是每到冬天一日之间可以接好几张请帖，以致小伙计们都能轮流前去参加，所以现在工商界中七十多岁以上的老年人，都亲身经历过到“大戏馆子”中吃饭的那种场面。
“大戏馆子”除了被大字号整个“包堂”、一天或两三天不卖零座而外，平常都是按桌往出“定座”，由饭馆安排好时间，往出发散请帖。客人到来之后，由堂信领到主人预订的桌前入席。
归化城本地人做“通词行”买卖的也很多，“相与家”请客时常常连家眷也邀请在内，不过年青妇女不肯抛头露面，多半是老太婆带上孙儿孙女前去叨扰。
女客的酒席设在楼上，两边垂着幔布和男座隔绝。商人赴宴均穿着长袍马褂，夏天带的是红缨字帽，其它季节带的是红缨围帽，手工业作坊的人也得如此打扮。小伙计们看见“相与家”的掌柜或是“上司家”(住柜时给出过保举的字号)的掌柜也来吃饭，必须跑过去给作揖请安，礼节特别周到。
各桌的客人完全到齐以后，如果由一个字号“包堂”，主人站在戏台上表示斟酒；要是好多字号合在一起请客，主人到各自的客人座位前面表示斟酒，由忻县籍的堂倌用刚快的口音，高喊：“东家给满酒哩，不另啦!”互相谦让一番坐定以后，另由“大戏馆子”中专门念“喜歌”的人，带着红缨凉帽跑上台去说一段即景生情的流利快板，惹得楼上楼下哄堂大笑，这才鸣锣开戏开饭。
商号的年青学徒到“大戏馆子”中赴宴，多是由于掌柜叫去学习“人恭礼法”，所以谁也不敢高声喧哗，更不敢鼓掌叫好，戏场的秩序非常安静，剧词能完全听入耳中。
清朝时候兵丁衙役不进“大戏馆子”干扰，闲杂人等闯入即被堂倌用揩布打出，和他们熟惯的人，只能站在楼梯两边看戏，归化城人叫“贴对联”。
谁要是到“大戏馆子”中捣乱，街上的保长即扭入“推子房”（如同以后的警察派出所)管押。官厅在各个方面，都给封建资产阶级以便利。好多大字号老板中的“戏迷”，为了能够清静地看戏，亦不怕降低身份，来“大戏馆子”中跟小顶生意掌柜和小学徒们坐到一起吃饭。
“大戏馆子”请的是午饭，因为客人到齐坐定以后才吃，经过礼节表演，耽误好长时间，到席散席终的时候，天气已经不早，台上就点起“风蜡”把里边照耀得如同白昼。
冬天剧场中生着很旺的煤火炉子，夏天设有挂凉帽的绳索，观众和服务人员最多不过六百多人，真是冬暖夏凉，一点也不噪杂拥挤。不过这种福份只有商人才能够享受。
光绪年间在“宴美园”演唱的是侯攀龙的“吉升班”，艺人有十三红、飞来凤、二庆旦、杏娃黑和杏儿生等；在“同和园”演唱的是任狗子的“长胜班”，艺人有千二红、一杆旗、二奴旦、八百黑和二娃娃等，这些都是山西“北路梆子”的名角，由戏班从山西的“二州五县”以重金聘来。千二红和八百黑是因为每年工资1200吊和800吊“城钱”而得名。
山西“二州五县”新打出的演员，来到西口外以后，必须先在归化城的“大戏馆子”中唱红，然后才能继续搭班，到街上去唱“社戏”和到四乡唱“外台子戏”。因此他们在“大戏馆子”中唱戏时，异常地卖力。并且“宴美国”和“同和园”互相竞赛，“吉升班”和“长胜班”也就唱起了“对台戏”。
真正的戏剧艺术，只有商人们能在“大戏馆子”中享受到。艺人唱“社戏”和“外台子戏”时，往往对观众敷衍起来。“大戏馆子”在开戏以前，给艺人们备有点心，每晚散戏以后，有一顿炒菜喝酒的便饭。
各家字号请客都给跑堂和唱戏的赏钱，并有专赏某一艺人的“单赏”。艺人籍此把殷实商号的老板，认为是曾经伺候过的“客爷”，过年过节前去拜节，亦能得到馈赠。
在归化城“大戏馆子”演唱多年的艺人，有好几个都发家致富。像“一杆旗”在牛头巷买了院子，飞来凤在杨家巷盖起房舍。艺人们的工资由戏班开支。王大毛听他父亲说，“吉升班”的侯攀龙和“长胜班”的任狗子，都是“宴美园”的股东。
李补根听他舅父说，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同人毕士杰(二麻烦)，李德懋，萨拉齐人张万顺(胖挠子)以及毕道统，小长命，“骨头嘴”等，在光绪年间被归化城人视为“赖小子”，曾给“宴美园”和“吉升班”充当打手，跑到张家口的戏院中抢来十三红。
后来十三红被包头的戏院拐走，又是他们这一伙人追到途中，给“宴美园”和“吉升班”把十三红夺回。
归化城的“大戏馆子”，是受了辛亥革命和外蒙独立的影响而被淘汰的。
1911年(宣统三年)秋天武昌起义，太原不久也宣告光复，驻防归化城的“外八旗”巡防队亦做了响应，接着阎锡山的“晋军”进入包头和萨托两城。
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宣告“独立”，外蒙的“通词行”完全没有回来。由于时局不靖故该年冬天“大戏馆子”未曾卖座唱戏。
1912年民国成立，地方秩序虽然恢复，但是由于驻防归化城的“京畿第一师”的士兵进“大戏馆子”捣乱，“宴美园”和“同和园”卖了九天饭座，即因无法维持秩序而停业。
1913年夏天，外蒙和北洋政府发生战争，“通词行”由外蒙回来的更少，各行各业的生意都清淡，支垫“通词行”的茶庄货店等，都收不回款项，单是大南街头道巷的“长泰店”一家，就垫出十多万两银子。
“大戏馆子”主要是依靠在冬天做“通词行”的买卖，到了这步天地，既无客人又无东道，从前的那种“摆堂席”就摆不开了。“大戏馆子”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打击，于1913年宣告结束。
以后时代潮流越发不允许“大戏馆子”存在，因而再没有恢复起来，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归绥沦陷以后，为了庆祝伪蒙疆政府成立，“德王”利用由“宴美园”改成的“大观园”，在那里摆上酒席看过一次戏，但根本不是“大戏馆子”的性质。“宴美园”的经理王禄和“同和园”的经理陈旭，从此专营“清酒馆子”的生意，以家俱包办红白“事宴”。
“宴美园”改为“大观园”，由王禄忻县原籍的本家侄子王太和组成戏班，向新城的满民关家租来，在里边设了茶座演戏。解放以后改为“大观剧场”，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同和园”的地址归了陈旭，租给亢二和刘玉文等班主在里边唱戏，仍称为“同和园”，同“清酒馆子”的“同和园”是两回事。解放以后这个戏院改为“同乐剧场”，1963年因属危险建筑而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