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藏与祖国的关系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种说法是“西藏自元代纳入中国版图后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两种说法貌似差不多，因为元代距今也有700多年了，也可以称之为自古以来，但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后一种说法等于说元代以前西藏不在中国之内，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史实的。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概念，在历史上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党项人（西羌族的一支）建立的西夏，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建立的吐蕃王朝自然也属于中国。

从民族学上来讲，藏族与古羌族关系密切，甚至同源同种。按照大家公认的说法，吐番王潮起始年代应为公元前后，即西汉、东汉之交。按汉文史料记载，此时处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附近的古羌人部落，比如女国，附国，羊同，党项羌等，先后与吐蕃王朝合并，逐渐融合成一体。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西藏的土著居民就与古羌人融合，成为现今藏族的祖先。

从地理学上来讲，西藏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内陆。西藏高原南部和西南部是弧形的喜马拉雅山，北部是昆仑山，东北部是唐古拉山，东南部是横断山脉，整个西藏高原四面环山。

从高原南缘的珠穆朗玛峰到南亚次大陆的恒河平原虽然直线距离仅有百余公里，但两地相对落差达6000多米，所以此路不通。

高原北部的昆仑山以4000多米的高度差，以及有死亡沙漠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使西藏高原向北、西北交通几无可能。

藏东地区的横断山脉峰谷之间落差也较大，东西方向交通阻隔作用明显。唯有高原东北方向的唐古拉山是青藏高原对外比较便利的出口，尽管唐古拉山海拔也有5000多米，但西藏与青海两地落差只有几百米，坡度较平缓，而且这里又是长江与黄河的发源地，因此青海地区就成为自古以来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联系的主要通道。

唐代文成公主就是经这一通道进入西藏的，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是由这一通道出藏去见阔端的，吐蕃时期的唐蕃大道以及后来的朝贡之道，也是经这一通道而形成的。

正是有这一通道的存在才使藏族与中国其他各民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使藏族人同中国境内的所有世居民族一样均为蒙古人·中的东亚·族。

所以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西藏能够回归祖国贡献最大的六个人！

第一位：文成公主

公元7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建立了有史以来首次统一青藏高原各部族的政权——吐蕃王朝，他非常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朝求婚。唐贞观十五年，李世民把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文成公主，专门为公主修筑的布达拉宫，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由于文成公主的博学多能，对吐蕃国的开化影响很大，不但巩固了唐朝的西陲边防，更把汉民族的文化传播到西藏。松赞干布逝世后，文成公主继续在吐蕃生活达30年，她热爱藏族同胞，深受百姓爱戴。她与松赞干布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被汉藏人民称颂。

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自她开始，吐蕃赞普就有了迎立唐朝公主的传统，唐中宗时，将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玄宗时，尺带珠丹上表，与唐“和同为一家”；唐穆宗时，唐蕃会盟，唐朝和吐蕃双方互派使节，先在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并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

第二位：孛儿只斤·阔端

阔端，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次子。窝阔台继位后，命阔端率军征讨南宋，1236年，元军攻取成都。阔端派遣部将道尔达率军远征吐蕃，这支军队深入了吐蕃境内，最远到达了尼泊尔。在蒙古军队的威慑之下，吐蕃各部臣服于蒙古。

此后，阔端招降后藏势力最大的萨迦派寺主萨迦·班智达，并任命他为大蒙古国的藏地事务总管，全面负责经营吐蕃事宜，1246年，萨迦·班智达来到凉州与阔端会盟，标志着吐蕃地区正式纳入了蒙古国的版图。

到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在西藏设立释教总制院，委任八思巴为国师，负责军政大事。后来忽必烈又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至此，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行政区。

第三位：乾隆

后来，特别是明朝以来，西藏事务逐渐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的大贵族把持。中原皇帝对西藏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又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

顺治、康熙时期，册封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名号，此后历世达赖、班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能确认其政治宗教地位成为定制。

雍正时期又从中央政府选择行政长官派驻西藏任驻藏大臣，与班禅、达赖共同管理西藏。

乾隆时期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加强对西藏的管辖。自此，藏传佛教活佛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需在中央代表监督下，经金瓶掣签认定。其实质是清朝中央政府以此维护和保持对认定大喇嘛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进一步强调了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问题上中央的权威。

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国（今尼泊尔）受外逃的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唆使入侵西藏。乾隆派福康安率兵入藏，将廓尔喀兵逐出西藏，并挟军威，一路扫荡，最后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投降，并将确朱嘉措的尸骨及妻小一并送至福康安军前，表示永不敢犯边界，还许诺向大清国五年一朝贡。

福康安班师西藏后，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了整饬，制订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使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

第四位：孟保

孟保，汉军镶黄旗人，道光十八年以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为驻藏帮办大臣，次年升任驻藏大臣。

孟保在任期内，严格执行“金瓶掣签”制度，对驻藏大臣之外事权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同时他还加强武备，亲赴校场检阅操练情况，严饬将领、守备勤家训练，增强汉番官兵的战斗力。

道光二十一年，受英国人支持的道格拉人发动森巴战争（藏语对居住在印度北部查谟地区的道格拉人的称呼），入侵中国西藏。

道格拉人大头目倭色尔纠集三千之众，侵入西藏阿里地区，孟保指挥若定，迅速作出反应，与西藏噶厦政府达成共识：团结一致，保家卫国，并全力组织西藏军民抗击侵略。

孟保部署到位，西藏军民齐心协力，浴血奋战，森巴主力被一举歼灭，并杀死头目倭色尔·辛格，收复所有被侵占之地。次年，森巴军队再次大规模进犯，孟保派汉番军队再次迎战，森巴军队被击败后投降，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森巴出具永不滋事的保证书。

藏族军民在西藏英勇抗击森巴入侵的同时，还由大金川土司阿木骤及瓦寺土守备哈克里等率领的2000名藏族士兵参加了浙东抗英反击战，有600余人在战斗中为国捐躯，血洒疆场。

森巴战争是一场阿里乃至西藏历史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影响和意义深远。

第五位：土登嘉措

土登嘉措，是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

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次企图利用班禅达赖，直接同西藏地方打交道，企图分裂西藏，但均被班禅及达赖所拒绝。

1899、1900和1901年英印总督寇松又三次写信给达赖，企图甩开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但十三世达赖喇嘛拒收来信，并明确表示“没有和驻藏大臣及噶厦商议，他就不可能和任何外国政府通信”。此后英人放出进攻拉萨的狂言，土登嘉措不为所动，明确表示要领导西藏僧俗人民进行第二次抗英战争。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次年，英军攻占春丕、帕里。当英军到江孜时，受到藏军有力的阻击，双方发生了激战，英国人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江孜保卫战。后来，英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即向拉萨进发，当年八月三日占领了拉萨。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达拉萨的前夕，从布达拉宫出走，企图逃往俄国。被清朝驻外蒙古大臣和从北京派来的钦差大臣劝阻。

不管怎么说，土登嘉措在面对英俄等帝国主义策划所谓“西藏独立”，阴谋分裂中国时，始终没有投靠外国人作附庸，始终没有背离祖国称尊独立，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贡献。

而且后来，他也解释了这次出走的原因，1920年，他在为李仲连、朱绣等民国入藏代表送行时明确表态：“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第六位：赵尔丰

赵尔丰，清朝大臣，历任静乐、永济等县知县，并得到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之后，随之赴四川任职。

由于清政府和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的处理不力，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转而成为亲英势力，西藏军队也开始在西康和川边地方制造军事冲突。1905年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西藏有分裂出中国的危险。清廷派赵尔丰入藏平叛，主张武力行事的赵尔丰在平叛过程中得名“赵屠夫”。

1908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他一上任就迅速平定了西藏上层贵族策划的叛乱，又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还将四川民众迁移到藏南，实施“移民实边”的政策，促进了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西南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