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山是广州著名的景点，自古以来，白云山就有“羊城第一秀”之称，而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白云山都曾被认为是广州的“龙脉”所在之地，因此在过去有不少人都选择死后埋在白云山这块“风水宝地”之中。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坟茔都已经无人维护，成为了“荒坟”，人们也难以得知墓主人的身份，但此前，专家考证到白云山一座“荒坟”的墓主信息，结果十分令人惊喜。

白云山中的“荒坟”，墓主人是谁？

白云山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广州的“龙脉”，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很多人都将自己的埋骨之所选在了白云山上。

至今，白云山上仍有许多名人的坟茔，且墓葬的规模还不小。例如，六榕寺开山祖昙裕和尚、华林寺开山祖宗符和尚、宋防御使钟轼等人都埋骨于此。

为了确定墓葬的界限、避免他人破坏墓葬风水，广府人通常会在墓葬周围设置“墓界碑”。

“墓界碑”一般立在墓葬的四周，刻有“某地某府来龙”“某边龙界”等字样，至今在白云山上还存在着不少墓界碑。这些墓界碑在过去是确定墓葬边界用的，而到了现在，它们却“另有用途”，那就是为我们“发现”墓葬用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不少墓葬早已无人祭扫，也彻底被“淹没”在了白云山的草木之中，只剩下一些文物爱好者还在追寻先人的遗迹。

2015年10月，广州市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一名会员康腾在听说白云山上可能还有不少未被发现的古墓之后，就发动其他南粤墓韵小组的志愿者一道来白云山寻找古墓。

据他们说，在大牛栏岗的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块写有“放棺中线，寿头在此”的石块，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块记录墓葬位置的石碑，于是就在附近继续寻找。

没多久，他们就在附近找到了一座墓葬，墓前立有一块墓碑。可惜的是，这个大墓边上还有一个大坑，里面还有一些木板的碎片，他们觉得这座墓很有可能曾经被盗掘。

但不管怎么样，康腾等人还是决定先清理墓碑和墓葬周围，看看这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是否有考古保护的历史价值。

由于多年无人打理，这座墓葬已经被杂草和泥土覆盖，康腾和几位志愿者小心翼翼地清理掉墓碑上的杂草和泥土之后，逐渐看清了墓碑上的碑文。

根据碑文显示，这座墓葬是清代一对夫妻的合葬墓，墓主人号“毅堂”，是清朝的进士，并且碑文还显示墓主人曾经是正二品“资政大夫”。

这说明墓主人至少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于是，康腾继续进行了多方考证，终于确认这座墓葬建于清朝的道光年间，墓主人名叫潘有为。

这个潘有为是什么人？不查不知道，一查之下，大家才知道这个潘有为居然还是一个“富二代”。

两百年前的“富二代”，官至内阁中书

潘有为，字卓臣、号毅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清代十三行行商，清朝首富潘振承。潘有为虽然从小生活环境优渥，但父亲对他们的教育十分严格，并没有将他养成一个纨绔子弟。

公开资料显示，潘振承对教育十分重视，他不仅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考取功名，自己的儿子们也是一满5岁就要进入家里的私塾苦读“圣贤书”。

而潘有为显然是其中最有读书天分的一个，他在小时候就留下了“五岁就傅授我书，冀我奋做千里驹”的诗句，显示出了自己的在读书上的天分。

长大之后，潘有为也没有辜负家里的一番苦心培养，他在乾隆三十五年时考中了举人，又在乾隆三十七年时考中了进士，随后，他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

根据后人考证，潘有为可能是潘氏家族定居广州后，最早考取进士的人，这与潘振承重视家风建设和子弟教育不无关系。

不过，可能是由于父亲良好家风的培养，以及文人的傲气，潘有为当官时不愿意攀附权贵，也不屑于讨好其他达官贵人，所以他十多年都没有升官，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潘有为并不是一个适合做官的人——至少他并不适合那个时候的官场。

但潘有为似乎也并不是非常在意此事，他在任期间参与编校了《四库全书》，闲暇时间就写字、画画、作诗，收藏一些书画作品，十分“怡然自得”。

因此，潘有为也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和收藏家。

在当官十余年之后，潘有为的父亲潘振承离世，潘有为就回家辞官回家奔丧，此后再也没有踏上仕途。

在广东，潘有为为自己的居所取名为“南雪巢”，此后他就在“南雪巢”中继续作诗、画画，还留下了一部《南雪巢诗》。

在潘振承的影响之下、在潘有为的带动之下，潘氏家族之后文才辈出，其中有4人通过科举考试授翰林，还有6人考中了举人，整个家族都有一种崇文的良好风尚。

即使未能在文史上留名，他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潘氏家族后裔中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收录，他们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也是当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而潘有为的墓葬被发现，其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关于他的家族甚至是广州十三行的。

因为据考证，潘有为夫妇合葬墓很可能是第一座被发现的潘氏家族墓葬，对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更为关键的是，潘有为的父亲是潘振承，潘有为墓葬的发现，也许对深入研究潘振承的相关信息有着一定的价值。

清朝“首富”，更可能是18世纪的“世界首富”

其实，历史上关于潘有为的记载并不算太多，因为在历史上更为出名的，其实是潘振承这个“富一代”。

潘振承又名潘启，字逊贤，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府，幼年时潘振承家境贫困，为了替父亲分忧，潘振承早早辍学打工，挣钱养家。

青年时期，潘振承从福建到广州从事海外贸易。据记载，潘振承最初是在十三行中一家陈姓的商行中当协理，由于他干活勤快、为人聪明，深受老板信任。

后来，商行老板赚够了钱回乡养老，潘振承就自立门户，开设了同文行，继续从事海外贸易。

潘振承的商业生涯是从南下菲律宾开始的，据记载，潘振承曾三次往返菲律宾经商，还在此期间学会了多国语言，让他在今后的贸易中有了“语言优势”。

而且，潘振承做生意笃守诚信，如果他卖出了质量不好的商品，他一定会进行退赔，来维护自己商号的声誉，这让潘振承成为了外国商人口中“最可信赖的商人”，也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就算潘振承的茶叶在欧洲市场售价偏高，但欧洲人仍然乐于购买他的茶叶，同文行的茶叶往往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例如，潘振承每年都对英国公司从英国退回的废茶进行全额退赔，让行商退赔废茶成为了惯例。

乾隆二十二年时，清政府闭关锁国，关闭了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通商渠道，只留下了广州一口通商，还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的出口只能由洋行经办，这让潘振承的同文行等商行几乎获得了跨国贸易的垄断特权，让潘振承的生意越做越大。

18世纪，《法国杂志》报道称，潘家的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财产都要多，其每年消费的数字就高达300万法郎，该杂志称潘振承为18世纪“最富有的人”，也许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足以显示出潘振承的巨额家财。

另外，同文行从潘振承开始创办，一共延续四代，到了第三代潘正炜的时候，潘家的财产数额增加到了1亿法郎，而且还不计算潘家在华北各地的财产。

而且，还有一个数据显示，以乾隆三十一年的财政数据为例，当年清廷的财政收入是4854万两，支出是3451万两，一年的财政结余为1403万两，而同文行潘家后代继承的遗产就超过2000万墨西哥银元（折合中国白银1400万两）。

也就是说，在清朝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朝廷一年的财政结余也不过与潘家四代后所继承的遗产数量与相当，可见在同文行鼎盛时期，用富可敌国来形容潘家是毫不夸张，即使潘振承并非是18世纪最富有的人，那他肯定也是清朝首富。

当然，潘振承做生意的秘诀不仅仅在于诚实守信，更在于敢于创新，虽然潘振承经商讲究“稳扎稳打”，但从他三下菲律宾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商人。

引入汇票第一人，善于“以退为进”

潘振承十分善于接纳西方的新事物，只要有利于做生意，他都会乐于尝试。

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时，广州开始流通一种“英国东印度伦敦董事部汇票”，这在当时还在使用白银支付的中国绝对是一个新鲜事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潘振承发现用这种汇票来办理信贷效率高、资金兑付也很安全，他相信这种汇票可以促进同文行的发展，于是，潘振承在乾隆三十七年就引入了伦敦汇票，成为了中国使用汇票“第一人”。

通过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结账，潘振承进一步提高了结算效率，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商业潜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潘振承开始使用汇票10年之后，美国才开始使用汇票。

而且，潘振承做生意不仅仅是“守株待兔”，他还“主动出击”进行对外贸易。例如，潘振承曾投资西洋商船，成为多艘西洋商船的大股东；

例如，潘振承曾在瑞典设立海外贸易公司，大胆“走出去”，这在闭关锁国的清朝简直不可想象。

在与外国人沟通的过程中，潘振承还非常善于“以退为进”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可以体现出这一点。

一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向广州十三行提出购买2000担生丝，这是一笔大生意，因为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多也只买1000担生丝，这次却直接翻了一倍。

但当时，十三行无人能接下这笔生意，大家都望而生畏，最多的也只愿意接下1400担。

在思量再三之后，潘振承想要接下这笔生意，因为虽然这笔生意风险很大，但一旦成功同文行也会获利颇丰，但在做成这笔生意之前，潘振承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承销英国的毛呢制品。

在当时，英国为了让自己的毛呢制品打开市场，要求中国的贸易商在出售生丝等商品的同时，承销一定的毛呢制品，但毛呢制品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很小，大部分毛呢制品都是滞销在仓库的，既占用仓库的地方，又不能赚钱。

因此，潘振承想要尽量减少承销的数量和推迟毛呢制品运抵的时间。

就在这里，潘振承展现出了自己高超的谈判技巧，他先是提出可以用265两白银/担的价格交售1600担生丝——这个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十分满意，随后他又适时提出因为生丝需要大量地方存放。

所以希望毛呢制品的数量可以按照1000担生丝来配比，并且在生丝交货后1个月，英国方面再交付毛呢制品。

这样一来，潘振承既减少了承销毛呢制品的数量，又推迟了到货时间，大大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觉得这一要求十分合理，认为原则上可以同意，但希望潘振承可以再多交付一些生丝，好让他们尽快完成收购任务。

潘振承假装思考之后又提出，为了增进双方友谊，他可以多交付200担，但是由于收购困难，这200担每担的价格需要定在295两白银。而且，潘振承还提出为了尽快完成收购，需要收取95%的预付款——按当时商行惯例，预付款的金额大概在60%-90%之间。

为了尽快完成收购，东印度公司爽快地答应了潘振承的要求，这笔大生意就这样谈成了，而潘振承看似让利了1600担生丝的价格，但其实他并没有让多少。

因为1600担生丝，每担只让利了5两，而追加的200担生丝，每担则多赚了25两，两两相抵，相当于只让利了3000两，但却多得了预付款，相当于多了几万两白银的流动资金，还减少了毛呢制品的亏损，这笔买卖对于潘振承来说是只赚不赔。

正是因为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潘振承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和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也是因为潘振承的传奇经历，才让潘氏家族墓葬的发现成为了一个值得相关专家关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