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非洲之行，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去马拉维这个默默无闻的非洲内陆小国？确实，如果你打开谷歌搜索引擎，关于马拉维的消息少得可怜。只知道这里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4年独立，全国90%的人居住在农村，约5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98%的居民没有电，没有干净的水，没有足够的食物，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导游告诉我，每年来这里观光旅游的不到7万人，几乎都是欧美人，中国的游客屈指可数。
我来马拉维，源于我读过的一本位列2012年亚马逊年度推荐十佳书籍榜首的《驭风少年》。那本书记述了一位名叫威廉·坎昆巴的14岁辍学少年的故事。他在窘迫困顿的生活环境中，锲而不舍地钻研物理学知识，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用蓝桉树枝、垃圾站捡来的废铜、爸爸的自行车胎、村长家的胶管，成功打造出一架用以发电的风车，让贫困乡村第一次摆脱了黑暗。
《驭风少年》并没有用悲催的辞藻去描写大饥荒的恐怖，也没有渲染坎昆巴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奋斗历程。父母的窘境，坎昆巴辍学后的艰难，在这里都像是一阵风，从眼前轻描淡写地掠过。少年没有哭丧着脸讲他有多么的悲惨，多么的励志， 而是微笑着告诉我们他要感恩很多得到的东西。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书里的这样一句话：世界以痛吻我，我却回报以歌。即使有一天落下泪来，泪水也会在阳光的照耀下幻化成风，让梦想的风车转起来。
《驭风少年》的故事发生在2001年。我很想知道16年后的2017年，坎昆巴的祖国马拉维发展成了什么样子？
我特意让旅行社给我安排了访问马拉维乡村部落的行程。这个部落离坎昆巴的家乡不远。
我到的时候正赶上刮大风。路两旁稀稀落落的灌木丛在漫天的黄沙中孤寂地摇晃着,白花似的碎纸片隐埋在凋敝的丛中。
离村口没多远有一个井台，有几个人正围着打水。其中一位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40来岁，高挺的鼻梁下面生得两片厚厚的嘴唇，粗黑的头发喷着发胶，整齐地倒向一边，高高地卷起一个波浪。鼻毛，胡须剪得很齐整。他身穿白衬衫,黑西裤,系着红领带，袖子上的线条烫得笔直。男子的这身装束在井旁那群灰头土脸的村民中很是抢眼。
我走上前，想和这男子多套套近乎， 说，您好,我是旅行社安排过来的。导游家孩子病了。我自己过来随便走走。这口井有什么说法吗？
您好, 我叫马巴，是这里小学的老师。欢迎您的来访。 这口井是外国捐建的。现在全村用水都靠这口井。可是解决大问题了！马巴说这话时，排队的村民伸着脖子往前凑，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看得出来，村民对某国挖的这口井充满感激。
井边打水的母女我惊讶地问，您是老师？我正想去学校看看呢，您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了，今天学校的工人病了，我只能自己来打水，一会孩子们吃饭要用。马巴边说边急着往回走。
我紧跟在马巴的后面。 没走多远，就看到前面的黄沙空地上有几排简易的房子。
马巴告诉我说，这是部落的小学，五百多个孩子，只有五个老师，一个班级就有100个学生。由于当地条件差，外面的老师都不愿意来。马拉维只有六年小学是义务教育，初中就要自己花钱，且价格不菲。部落里的孩子大都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
学校空场子的边上戳着三个树桩搭起来的单杠，矮矮的。三个小男孩正使劲用小胳膊撑着， 似乎在完成老师的动作， 旁边几十个孩子排着队等着。
学生们穿着统一制式的校服，脚上穿着擦得很干净的黑色皮鞋。这些孩子和我在部落中看到的那一群，赤着脚，在暴土狼烟中玩耍的孩子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仅从师生的装束看，这里和大城市的学校几乎没有任何不同。我甚至觉得北京学校的老师和孩子看起来都没有这里穿得整齐。
校园没有院墙。教室很简陋，四面的墙上简单地刷着大白，学生们坐的都是用黄泥沙砌成的小板凳。
我到学校的时候赶上中午，孩子们正在吃饭。部落里的孩子几乎没有吃过早饭，中午十一点的饭即是早餐又是午餐。午餐是玉米和树叶剁碎了熬成的粥。 没有任何餐具，孩子们都在用手抓着吃。看得出来，他们很小心地爱护着自己的校服。
一个八， 九岁左右的男孩不小心将粥掉在衣服上，一双小手赶紧左一把右一把地去擦，结果越抹越脏。小男孩也顾不上吃饭了，干脆直接用手沾着吐沫用力地擦。
别着急，我来帮你。马巴走到男孩面前，从裤兜里拿出块布，在桶里蘸点水，蹲下来给男孩仔细地擦着。我惊讶地看着，一个最多只有小学教育的贫困部落，还有如此讲究的校风。
我对马巴说，你们学校的师生穿得比大都市都不差。
那当然了，学校是干什么的？ 就是要教育孩子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马巴回答得很坚定。
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看见孩子们将校服和皮鞋脱下来，仔细叠好放在书包里，迅速换上随身携带的旧衣裤，光着脚丫，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黄朦朦的沙尘中。
离开学校后，我漫无目的地在村子里转。在离学校几百米的地方，我看见两排和学校很相似的简易房。走进一看原来是个诊所。大厅里拥挤不堪，坐满了病人。边上有个专柜，上面写着“艾滋病诊区”。
来之前我听导游介绍过马拉维艾滋病的比例高达人口的16%，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每10个人就会有两个艾滋病患者。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一阵胆战心惊，想赶紧往回走。
一转身我突然看见马巴正朝诊所这边走来。一会儿功夫，他已经换下了那身笔挺的制服。土黄色背心，蓝色大裤衩，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
您也看病吗？我很惊讶在这里遇见马巴。
是呀，我来拿点药。您怎么转悠到这里来了？看得出，马巴比我还惊讶。
我问，那里不舒服吗？
马巴说，我是艾滋病患者，每周到诊所拿药。
艾滋病？ 我真是看不出这个刚才还在井台拎起一大桶水的男人是个艾滋病患者。
马巴看出了我的困惑，说，这个病在我们这里很普遍。联合国免费提供药品。
马巴一直微笑着，眼神很平淡，似乎是在说一段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
拿完药后，马巴和我一起往回走。他指着前面一个房子说：那是我的家，去看看吧？
您的家？好啊，好啊！我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心里还真想看看这马巴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是个很简易的土坯房，黄土沙子的地面，中间是一个泥土砌成的灶。一个30来岁的女人端着个铝盆，用布蘸着浑水，一点点地淋到地上。看得出来，女人既想盖住飞起的灰尘，又舍不得用那精贵的水。
这是我的太太艾瑞卡。马巴介绍说。
你好，欢迎，欢迎！艾瑞卡见到有客人，笑盈盈地迎过来。
她很美，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一头乌发高高地盘在头上，上面别着一只淡粉色，莲花造型的发卡，身上穿着一件黑底同样是莲花图样的大裙子
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几个小孩呼啦一下子从房前屋后窜了出来，把我围在中间。
一，二，三，四，五，六，哎呀，六个孩子？这都是您的吗？ 我惊叫道。
老大老二是第一个老婆的，老三，老四，老五是第二个老婆的，只有老六是艾瑞卡生的。马巴的语气透着自豪。
您有三个老婆？我几乎是叫出来。在非洲，有几个老婆的男人也不在少数，但一个艾滋病患者有几个老婆还真挺新鲜的。
前两个老婆去世了，都是艾滋病。马巴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他说着把手里的药递给艾瑞卡，说，你的药我也取来了。
三个老婆都是艾滋病，那这几个孩子呢？是不是也都有艾滋病。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心情再继续问下去了。
临走时，我特别注意到房子里有个两个树杈搭起的挂衣架，上面挂着马巴那烫得笔挺的制服。衣架底下，黑色的皮鞋上面盖着一块布。
离开的时候，马巴和太太带着孩子们送我到村口。一路上几个孩子一直在比划着中国武术。他们不停地问，中国的李小龙好厉害呀！您一定知道吧？
艾瑞卡跟在后面，一直咯咯地笑着。粉红色发卡上几颗白色的珍珠在一片黄沙中闪闪发光，格外耀眼。
离开非洲已经三年，闲暇时我经常想起马拉维部落的那个患艾滋病的小学老师马巴，他的一家人和他工作的学校。他们身上那种本能的，喷薄而出、连绵不断的生命力，让我敬畏，给我思考。
马拉维湖畔那个最最贫穷的部落，有这样一群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连一天吃三顿饭都是奢侈，但他们还是对眼下得到的充满了感激，对明天充满了希望。
美丽的马拉维湖马巴和他的一家人谁也不敢确定明天他们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他们却能把今天过得津津有味。他们用生命的本能一五一十地活着。对于马巴来说，无论生命有多少未知，他的生活都会继续：老婆要接着娶，孩子要继续生，他的责任和担当都在继续。正像他自己告诉我的“我活一天就不能被社会拉下，我得跟住了往前跑”。
写这篇文章时正赶上国内各大网络媒体都在热播孙浩的歌。歌词我很喜欢。
我偶尔对女娃吹牛
说幸福的日子在后头
他们笑我啥都不懂
我说这叫不跟生活认怂
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高高地扬起我的脸
不懂就问问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