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月来中国最火的博物馆是哪？请让我们把目光从故宫、国博所在的天安门广场周边移开，向北看向北四环的奥林匹克公园——在北京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包括国家体育场（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这5座“国字头”博物馆的存在，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座北京的“博物馆岛”。

而在这些博物馆中最受瞩目的，无疑就是最近刚刚面向公众开放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了。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像一个传统的“尊”，正门上写着篆书的“史”字。摄影/吴学文

这里所陈列的文物，大多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从1950年成立至今，社科院的考古队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考古遗址，这次简直是把“秘不示人”数十年压箱底儿的宝贝全都拿出来了。

从新石器时代的瓶瓶罐罐到汉魏年间的瓦当，各色文物足足占满了展厅两侧从一楼直通四楼的两面高墙，堪称“仓储式陈列”；

中国考古博物馆序厅，简直是直接把考古现场原样搬过来了。摄影/柳叶氘

陶寺遗址的彩绘龙纹陶盆与“夏都”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展现了我国先民自古以来的龙图腾崇拜；

更有着仰韶文化的陶人面像，绝对算得上5000多年前最受人瞩目的“显眼包”……

图1:陶寺文化彩绘龙纹陶盘；图2:仰韶文化陶人面像摄影/吴学文

果然“国家队”出手，从不会令人失望！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在中国考古博物馆，这个历史的上限远不止5000年——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文物亲眼见到，8000年前最早的“中国”。从远古石器时代的陶寺遗址，到夏都二里头遗址，再到整个东亚青铜文明的中心殷墟——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物陈列，更是为我们串联起了一条中华文明的溯源之路。

从远古时代一步步走来，堪称“一眼万年”。摄影/吴学文

考古，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国考古博物馆，既然顶着“考古”的名头，与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历史博物馆究竟有何区别？这个答案倒也简单，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明白：文物不一定是考古所得，但考古所得一定是文物。

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摄影/吴学文

这话说起来有点拗口，但它向我们表明了通常博物馆中文物的获取途径——除了“土里刨出来的”考古所得外，往往还有民间征集、留存传世，当然还有大家最为耳熟能详也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盗墓追缴。

考古与盗墓截然不同——甚至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就足以称得上是对考古最大的侮辱。考古是一门极为专业的现代学科，绝不仅仅是如何把文物挖出来这么简单。首先是文物修复自不必多说，譬如这件中国考古博物馆中陈列的妇好象牙杯，在刚出土时早已碎成了几十上百片象牙碎片，有些部分甚至已经成了粉末状，经过拼接与补全的修复工艺后才形成了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完整文物。

妇好墓出土的嵌绿松石象牙杯，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摄影/吴学文

而在修复之外，考古更是一项如同福尔摩斯一般，从地层、文物、史籍等线索中层层剥茧抽丝，还原那些遗落在时光缝隙中历史真相的推理学科。不过再高明的推理也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条，盗墓的存在恰恰是毁掉这些证据的罪魁祸首。盗墓贼往往只会对价值连城青铜与金银器青眼有加，而对那些以文字叙述第一手历史真相的丝帛与简牍不屑一顾。

西汉·错金铜豹镇。摄影/柳叶氘

1929年，洛阳金村一处农田因暴雨而塌陷，发现了8座绵延数公里的战国大墓。根据规模与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至今也未曾找到的周朝天子墓葬——但时至如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被解开的谜团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在外国文物贩子组织下的盗墓行径持续了足足6年之久。

洛阳”金村大墓“出土文物，如今大多辗转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外国博物馆。设计/鱼一条

曾经，在那个民族沉沦、国家蒙尘的年代，许多西方“学者”叫嚣着中华文明不过是由西方传入，中国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文明。随着考古的发展，我们不断探索着散落在我国大江南北的考古遗址，就如同打开了千百年前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盲盒”。凭借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不同文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称：我们自5000年来延续至今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绝非外来传入，而是由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们自发创造并发扬。

通过互动屏幕，可以360°无死角的欣赏文物的每一个方面。摄影/吴学文

从石器时代，看中华文明的前夜

在布展思路方面，中国考古博物馆与其他大多数历史博物馆都有所不同：它并非单独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平铺直叙地介绍每个时代的发展脉络，而是更加注重归于历史最初的溯源过程。所以，众多历史博物馆所青睐的汉唐王朝“帝国史诗”在这里不过被浓缩进了区区一个展厅的空间——因为这些历史的高光时刻不过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倒是在其他历史博物馆中往往没什么存在感的石器时代，成为了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重头戏。

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玉器。摄影/吴学文

大约从300万年前开始，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把人类历史压缩成一天时间的话，旧石器时代大约可以一直延续到23:55分。在剩下5分钟时间里，新石器时代又占了一半还多。毫不夸张地说，石器时代正是人类步入文明前的漫漫前夜，而新石器时代的降临，则正是破晓前的那一抹鱼肚白。

马家窑文化·人像彩陶罐。摄影/吴学文

兴隆洼、裴李岗、仰韶、陶寺……这些或是如雷贯耳或是名声不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如同点缀在中华大地上的满天星斗，点缀着我们国家与民族文明的前夜。

要想读懂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我们可以简单地挑选两种文物作为主线：玉器与陶器。

陶器与玉器的“合璧”。左图摄影/缪克强；右图摄影/柳叶氘

如果要挑选一种宝石来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玉绝对当之无愧。就算放到世界范围内，像中国一样自古就对玉器情有独钟的文明也极为罕见。早在8000年前，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就已经出现了环形的玉玦。兴隆洼文化在赤峰周边不断发展，在后续的红山文化时出现了龙形玉器，成为中国龙图腾的最早实物。

中华文明的先民们对玉器到底有多热衷呢？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一处位于河南南阳、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黄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粮仓与大量粮食遗存，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着相当富足的生活，但却并没有发现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痕迹。

在新石器时代，对于玉器的喜爱就已经在中国广为流传。摄影/吴学文

原来，当时生活在此的人们依靠着南阳丰富的独山玉资源发展出了先进的玉石加工技术，并开凿人工运河通过便利的水运将玉器卖往周边部落——甚至一卖就是2000年，几乎是从我们现代向前追溯到两汉之交、“大魔导师”刘秀时候的漫长时间跨度！早在远古时代，他们就靠着“第二产业”搏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

虽然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展陈中没有提到良渚，但良渚文明绝对是新石器时代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词——与前面所说的种种“文化”不同，良渚文明的发展已经迈入了一种全新的、足以被称为“文明”的新阶段：聚落不断扩大，形成早期城市的雏形；劳动力被有效组织，修建了蓄水量达到4600万立方米、超过了三个西湖的庞大水利工程，用以应对洪水的侵袭；而多余的生产力又足以供养一批专供生产“奢侈品”的工匠群体，用绳子与石英砂一点点打磨出精美程度空前的玉器……良渚文明的出现，正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存在的力证。

良渚遗址分布图。制图/刘耘硕

而当良渚文明消亡之后，他们的后裔可能溯长江而上，千里迢迢地与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们共同创建了成都金沙文化，甚至还可能远渡重洋，影响到了万里之外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居民——是的，根据基因测定，分布于广袤太平洋之上的南岛文明有可能就是良渚先民的后裔！如今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依旧保留着与良渚类似的玉器制作工艺。

除玉器之外，中国新石器文化之中还有一条分布更广、也更有辨识度的文物线索：陶器。制陶技术的出现，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农耕技术，使用陶制器皿作为储存于烹饪谷物的容器，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洪荒的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文明前夜的重要标志之一。

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涵盖了河南几乎所有的地级市。制图/刘耘硕

早在与兴隆洼文化几乎同时期的约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就靠着独特的红色陶器不断向四周扩大自身中原文化认同的影响力，“统治”着河南境内上万平方公里的中原沃土。这种烧制陶器的技术也被后来的仰韶文化所继承，更将别具艺术性的彩陶发扬光大。

仰韶文化继续向西发展，在甘肃产生了这批马家窑文化的“显眼包”。摄影/吴学文

而在中原之外，北方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则逐渐为我们揭开了从传说走向现实的历史迷雾。根据古籍《尚书》记载，上古五帝中的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制定历法。在4100年前的陶寺遗址中，13根夯土筑树立了如同巨石阵一般的天文观象台，通过观测太阳光线将一年分成二十四节气，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进行。也许这座陶寺古城，正是传说中帝尧的都城所在。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陶扁壶，上面的文字符号与甲骨文“文”字如出一辙。摄影/梦物如颜

由部落到国家，青铜会“说话”

但凡提起“中国”，必然绕不开何尊这件文物。在它122字铭文之中的“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虽然何尊尚在宝鸡，我们无缘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得见它的真容，但在这里我们却能够见到一个国家与文明层面上的“中国”——它的形成时间甚至可能远比何尊更早得多。

“夏都”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摄影/吴学文

青铜器的出现，代表着生产力的巨大变革。由此，社会财富愈发向上层富集，阶级划分的概念愈发分明，终于在公元前2070年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距今约3800～3500年历史的二里头遗址，被许多考古与历史学家认定为是夏朝的都城。不同地域间居民的交往也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与聚落的范围，一个原始国家的雏形正变得不断清晰。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摄影/梦物如颜

当商朝取代夏朝、尤其是在迁都殷墟之后，这个国家的范围向四周不断扩张，青铜，是这段历史时期当之无愧的主线。从夏都二里头步入属于商王朝时代的展厅时，琳琅满目的青铜重器足够让人“哇”地叫出声来。它们，都出土自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殷墟，或者更确切点说，来自妇好墓的陪葬品。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妃子，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中，就有着她多次代替商王领军出征平叛的记载。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巾帼不让须眉气概的钦佩，妇好墓中出土了许多仪仗用的钺，足以彰显她的武德充沛。

妇好墓中，出土了许多体量巨大的青铜钺。摄影/吴学文

除此之外，鼎、壶、甗等各式青铜重器都毫不鲜见，仅仅靠着妇好一人的部分随葬品就填满了一整个展厅。而妇好的身份，还仅仅是商王众多妃子中的一位，若是那些商王大墓没有遭到周人报复式地毁坏，其中的随葬器物将会是何等的恢弘。

事实上，当时的殷墟正是整个东亚青铜文明当之无愧的核心，如同一座“世界渴望之城”，向周边扩散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铜方鼎上，有着写有妇好名字的铭文。摄影/吴学文

众所周知，青铜是一种由铜、锡、铅冶炼而成的合金。通过现代同位素考古的分析比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极为特殊的成份：高放射成因铅。这种矿物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极为罕见，但巧合地是，在同时期的河南殷墟、湖北盘龙城、江西大洋洲、乃至大名鼎鼎的四川三星堆遗址中，这种独特的矿物却又存在极为广泛，几乎形成了一种时代特征。

在这些横跨了上千公里的不同遗址之中，出土器物的风格也是惊人地统一。就算是在以“猎奇画风”大面具而闻名的三星堆遗址中，依旧有着大量与中原殷墟画风无异的尊、瓿等青铜器。

殷墟出土青铜器上的纹饰，在长江中下游到三星堆也十分普遍。摄影/动脉影

由此，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一种推断：3000年前的殷墟，是整个东亚青铜文明当之无愧的核心。商王朝通过向外输出技术换取青铜原料，由中原腹地的殷墟，到长江中下游深受商王朝文化影响的“方国”部落，再到西南边陲的四川三星堆甚至云南一带，这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各地文明围绕着青铜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透过这条绵延上千公里的“青铜之路”，我们几乎能隐约看到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轮廓。

是以，由蒙昧走向文明，进而到国家的形成，这其中“知来处、明去处”的不断探索与发现，正是考古存在的意义——它为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