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著名的江南水乡，近一半的市域面积为水面，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经过多年发展，湿地保护“苏州路径”逐步形成、不断推进。当前，苏州正全力创建国际湿地城市，致力于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保障市民生态福祉，让苏州这一历史文化悠久的东方名城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共融的现代国际都市。
由国际湿地公约组织认证的“国际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作为热门的候选城市之一，苏州湿地保护现状如何？形成了哪些经验做法？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有哪些重要意义？本期《对话江南》邀请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站长冯育青讲述苏州湿地保护故事。
以“探路者”的姿态“蹚”出了一条湿地保护立法之路
苏州日报：湿地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你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方面的职业选择，走上保护湿地的道路？
冯育青：其实机缘巧合的因素有很多。起初，我是在苏州市林业站分管湿地工作，2007年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成立后，全国启动湿地资源普查。于苏州而言，森林面积占比很小，但是湿地面积占比非常大。有一次我们在和苏州市编办的同志讨论汇报林业工作时，他们就提出：“你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湿地站？”大家一拍即合。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是全国地级市第一个独立建制湿地保护管理站，也属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成果。巧的是，当时我正在南京林业大学读生态学博士，研究水岸过渡带，也就是狭义的湿地。我既是学湿地的，又是管湿地的，因此就成了第一任站长。
2009年苏州市湿地站成立之后，我们一套班子共10人，经常会思考如何往湿地保护方面发力。2010年年初，机会来了——苏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生态湿地村与连片水稻田、生态公益林、水源地村一同被列入生态补偿范围。当时，苏州有96个生态湿地村，我们就从湿地生态补偿管理着手，逐步推进湿地保护工作。
苏州日报：2012年，《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地方性湿地保护法规，苏州也成为最早一批有湿地保护法的城市之一。作为法规主要起草人，你在起草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
冯育青：这里要重点讲一下当时的立法背景。经济发展是自然环境保护绕不开的话题，苏州是鱼米之乡，湿地资源丰富，但早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全市湿地生态功能明显下降。200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此前18年，减少了超过130平方公里的湿地，从面积上说，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金鸡湖。2010年，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开始着手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成立工作小组，展开立法调研。我们在2011年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将该条例起草完成。
将湿地的管理作为公权力纳入整个管理流程，这是比较难的。调研过程中，争议最多的就是“一片湿地，已经有水利、环保等部门在管，为何还要再加一个管理部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将政策转变为群众语言，当起了“翻译”。因为湿地保护，涉及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只有各部门共同发力，湿地的保护才会更有成效。
苏州日报：你觉得，《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对于苏州乃至江苏省的湿地保护工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冯育青：《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全面规范的条例。它的核心是提出了“重要湿地保护范围”的概念，在全市划定102个市级重要湿地，并增设了湿地征占用审批。通过对重要湿地开展征占用审核行政许可，遏制了随意侵占湿地的行为，逐步扭转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的不利趋势。
我们又尝试把湿地保护红线与市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红线进行融合。以往，规划项目都是先去找国土部门审核规划用地范围，如果能把湿地生态红线和其他用地范围都画在一张图上，那建设单位就能在立项早期规避风险，提出审核申请。因此，我们将苏州102个重要湿地的地界经过图形化、数据化，做成苏州湿地资源分布图。再与县级市（区）国土及相关部门反复对接，将边界线一条一条比对，进行调整。为了增强基层配合意愿，我们根据不同的项目给出了阶段性方案，比如已经规划、正在规划和尚未规划的项目触及红线，分别该怎么办。前前后后划了有一年多，终于在2014年把这项工作完成了。
苏州在湿地立法、资源监管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为国家湿地立法起到了促进作用，国家林草局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专门来苏州开展《湿地保护法》立法调研，总结苏州经验。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草案）》最后一轮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苏州市湿地站作为全国唯一的湿地管理基层代表前往北京参会。
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要迈好科研、科普步子
苏州日报：这些年来，你在湿地保护领域进行了不少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行。回望来时路，有哪些深感自豪的事情？
冯育青：前面提到的湿地保护条例是其一，还有比较自豪的是将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争取落户在苏州太湖。有了这样的定位观测站，相当于苏州在全国顶级的科研平台中拿到了一张入场券。
其实，当初大家并不看好这件事，因为设立观测站需要持续的科研经费、人才、精力投入，而苏州市湿地站仅是一个行政管理单位。所以后来，我们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依托，共同建设了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从2010年建立至今，该站与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积极开展太湖流域湿地基础科研，在湿地保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2022年，由国家林草局公布的《2017-2021年国家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评估结果》中，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斩获“优秀”。在全国166个观测站中，全国湿地类型观测站获优的仅2家。
另外，2015年，我们在全国率先设立“湿地好不好，鸟儿说了算”的考评体系，用鸟类生物多样性等生物考评因子客观反映湿地健康状况，形成了可评价、可量化的湿地考评指标体系，鸟类调查的频率、密度均位居全国第一，稳扎稳打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
苏州日报：这些年从事湿地保护与修复相关工作，你肯定走了全国不少湿地。那么，其他地方的湿地保护做法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冯育青：就国内来说，稍资深一些的湿地保护工作者都去过香港米埔湿地，它是中国内地湿地保护与管理工作者的培训地。有些湿地公园希望多卖门票，提高经营收入，但在米埔湿地却是“未经许可，禁止进入。”为了保护这片湿地，每年只接待4万名游客，只有通过网络预约才能进入湿地参观。重点是，米埔湿地将如何科学观鸟、怎么营造鸟类栖息地、怎样进行科研监测等问题设计成课程，让中小学生参与其中。后来，我又去了台湾关渡自然公园，那里与米埔湿地类似，有着非常成熟的环境教育活动，堪称“最好玩的自然教室”。
在我印象中，以前的科普主要以书面或者口口相传的形式向大众呈现，形式较单一。这两处湿地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也让我萌生了创建湿地自然学校的想法。2012年，苏州市湿地站在太湖国家湿地公园成立了第一所湿地自然学校，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苏州第一处面向大众进行湿地科普教育的场所。自2015年起，我们依托湿地公园建立湿地自然学校网络，邀请各类专业的环境保护和自然教育机构对苏州湿地公园实行一对一指导，开展环境教育书籍编写、课程创设等合作项目。目前已经建立了11所湿地自然学校，每年开展各类自然教育活动近300场，6万人次受益。
苏州日报：除了创建湿地自然学校，苏州在湿地保护普及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
冯育青：经过十多年的积累，我们形成了一些湿地科普的资料以及做法，但这仅仅相当于找到了一条路。2022年以来，我们推出了“湿地公民科学家养成计划”项目，创新融合湿地自然教育和志愿者体系，将湿地自然教育与公益结合。出版了《远远——湖滨鸭记》《幸运——林里故事》《回来——水田相鹬》三本鸟类科普绘本，有中英文两个版本，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今年年初，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联合市教育局、市科协发布通知，开启全市国际湿地城市示范自然学校申报认定工作，鼓励学校与湿地公园联合共建，让湿地“走进”课堂，让课堂融入湿地。
我们希望让学生认识湿地，了解湿地动物的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性，并以“小手牵大手”的方式走进湿地。同时，家长也可以更多地带小孩出去亲近自然，这种家庭氛围达到一定程度会形成裂变效应，湿地保护理念也会代代相传下去。此外，我们会选拔出“湿地公民科学家”和湿地保护志愿者，为本地水生动植物多样性调查贡献基础数据，组建更完善的志愿者团队，实现湿地科普常态化，助力湿地保护和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宣传。
总而言之，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断壮大力量。我们还在摸索更多湿地保护普及的好做法，比如学校将小课“搬”到湿地公园里，就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这件事情如果能做成的话，苏州在全国湿地科普这一块的成就将要往前迈一大步。
走进国际湿地城市“朋友圈”为的不仅是一张名片
苏州日报：你觉得苏州的湿地保护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冯育青：苏州是国内内陆湖泊湿地面积最大、密度最高的地区，目前苏州湿地面积约500万亩，湿地率达38.35%，自然湿地保护率从2010年的8%提升至70.4%；近两年，苏州自然湿地保护率位居全省首位。
从数据上来看，很明显的是，生态变好了，关注湿地的人更多了，有两点可以佐证这一变化。其一，数据统计，苏州的鸟类种数十年增加了100余种，目前达到401种。这不仅是因为生态环境的优化，也得益于苏州建立了100个鸟类观测点，观鸟爱好者变多了，鸟类调查的频率、样线密度变高了。其二，随着湿地保护政策的升级，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减少，水变清了、水草丰富了，鸟儿更愿意来了。
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湿地，才知道如何去保护湿地。通过这几年的科普宣传，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湿地，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大家的保护意识也日益增强，无论是办理湿地占用的手续，还是各类举报、投诉、行为制止等，都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未来，我们也提倡学校根据不同湿地特色进行小班化课程，让更多未成年人和湿地亲密接触，培养保护意识。
在前不久公布的“苏州市十佳湿地生态修复案例”中，我们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例如，三山岛湿地修复项目中的一些湖泊治理经验和办法，就给了我们不少启发。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生物多样性、鸟类的习性、不同植被的生长情况，了解的东西越多，做的方案就越细致。
苏州日报：湿地保护对于苏州这座城市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如何在湿地保护和经济开发中寻求平衡？
冯育青：水是苏州的灵魂，苏州的历史就是一部“依水而兴”的文明史。在湿地中，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都跟水有关，这也使得人与自然联系得更紧密。
随着城市的不断壮大，大量的湿地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蚕食，“人进湿地退”仿佛是城市进化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要求我们更懂环境，更懂自然；其次，反而能促使我们去开动脑筋，去创新，想方设法保护湿地。例如在苏州湿地公园的建设中，每个公园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调性，在彰显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吸引着不同的游客群体前来。
此外，我认为当城市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湿地是会有增量的。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很多的科创企业都会扎根在西溪周边，这其实就是湿地环境的吸引力。苏州到处是水，我们可以做到让老百姓出门就能观鸟，出门就能看到湿地，宜居的环境会吸引更多人来苏州生活，也会给城市的后续发展带来更多增量。
苏州日报：在你看来，苏州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具备哪些优势？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有何重要意义？
冯育青：苏州湿地资源丰富，有太湖、阳澄湖等400多个湖泊，长江、京杭运河等2万多条河流，自然湿地面积约403万亩，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内陆城市湿地面积占比全国第一。自然湿地资源共有3大类，分别为沼泽湿地28.3万亩，占比7.02%；湖泊湿地281.7万亩，占比69.89%；河流湿地93.0万亩，占比23.09%。
多年来，我们将生态资源视作珍宝，久久为功地细心呵护、打理，在湿地保护修复、科普宣教、科研监测等方面具有全国领先水平，这让我们具备了争创国际湿地城市的底气。
这次争创国际湿地城市，同行的有杭州、温州、福州、上海崇明等地，竞争很激烈。作为国内人口高度密集、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之一，苏州如果此次成功创建国际湿地城市，不仅是对苏州前期湿地保护工作的肯定，也将为全国乃至全球正在逐步发展湿地保护事业的同类城市贡献宝贵经验。
鸟的迁飞是无国界的，湿地保护也是无国界的。我们希望通过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引进更多的国际湿地保护以及湿地科研经验，在国际上能有更多交流、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对话、更科学的示范。当然，我们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国际的生态名片，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看到，苏州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拥有着“城市融入自然、自然延伸入城”的美好城市格局。
人物介绍
冯育青，男，1970年出生，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博士，研究员，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站长，苏州市专家咨询团成员。2020年被国家林草局评为第一批“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从事林业湿地工作30多年，主持起草了江苏省首部湿地保护地方法规——《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主持建设的太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获国家林草局五年考核评估优秀；主持的项目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带领苏州市湿地站获“第二届生态中国湿地保护示范奖”，指导实施的苏州湿地修复项目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100+案例”。
记者手记
博士站长冯育青
初次见到冯站长是在一个月前，当时苏州日报社策划的“天堂之美看湿地”全媒体新闻行动还未启动，我去向他请教苏州湿地情况，以便更好地确定走访点位，保证采访报道的全面性。“太湖湿地是由大片养殖鱼场改造而来的，同里湿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太湖湖滨湿地正在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昆山天福湿地是将废弃的马场进行鸟类栖息地修复……”站在办公室墙面上贴着的苏州湿地分布图前，他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各处重要湿地的特点，滔滔不绝。
过去一个月，我去过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站三次，对于我这个“小白”，这位博士出身的站长很包容，每次我接二连三地问，他都耐心细致地答，就这样聊上一两个小时。而且他还是个“举例高手”，总能通过接地气的案例把问题说得通俗易懂。最后一次聊天结束后，他拿出三本鸟类科普绘本和一本《苏州野外观鸟手册》送给我说：“这几本书推荐你回去翻翻看，读完就能明白湿地与鸟儿关系，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做鸟类调查。”后来我才发现，这几本书他都是主编或主创人员，书的内容源于长达10年的湿地深度观测。
在与冯站长的对话过程中，从他的言语之中，感觉到他的专业、敬业，从他的神情、语气中更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湿地保护事业的热情、感情。对于过去十多年来苏州湿地保护取得的成就，他毫不掩饰自豪之情地说：“虽然每一件事都很难，但我们做到了，湿地保护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湿地，这是我最开心的地方。”
谈及实现湿地保护意识全面普及的目标，他感慨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 苏报融媒记者 凌欣炜）
编辑 赵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