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人电影月西丨踢替：回到FIRST，回到西部

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四十四个涩柿子》作为闭幕影片，进行了它的第一次放映。对于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踢替来说，这是一个神奇的交叠时刻：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她曾经作为FIRST电影市场总监，主理创投会及训练营等内容板块，深度参与着这个属于青年电影人的节日，今年她则成为电影创作者，带着第一部作品，再次踏足这片最熟悉的西部故土，以全新的身份回归——而她与本片导演蔡成杰，也正因为这片土壤而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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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机缘巧合下，踢替成了短片《悟空》的制片人，与她搭档的导演，便是 2017 年凭借《北方一片苍茫》获得过FIRST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奖项的蔡成杰。那时候，踢替完全没有预想到，一次偶然的短片合作，将成为她此后电影之路上的一个转向标。

“就是通过那次短片合作，老蔡说我们可以尝试看看长片的合作。我觉得这个offer算是导演对我的一种认可吧。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没做过长片，也没想过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回想起这次合作的起点，踢替把缘分归功于她与蔡成杰导演之间恰到好处的默契。虽然拍短片时要在很多“极限条件”下创作——筹备时间仅有几天，彼此还未来得及过多熟悉，但工作氛围却融洽而让人舒服。这种情绪上的愉悦，也为长片的一拍即合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创作那部短片时，虽然制作上很紧张，但情绪上有种从容感。我觉得可能很多创作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你以比较从容的心态去做一件事情时，各方面都会比较顺畅、丝滑。如果你特别用力，反而难免会产生一些紧绷的情绪。”

延续到长片的合作，踢替和蔡成杰导演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各司其职”同时又“亲密无间”的模式。“他有决定权，我有否决权。”虽然早就“约法三章”，界限分明地划分了彼此的权力，但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他们会一起商量各种大事，也总能很快达成共识。“一般我也不会用到我的否决权，我们俩的判断都还挺一致的。”

或许正是因为从最根本的创作源头开始，踢替就已经被蔡成杰导演的想法所打动，他们本就为了表达同样的思考，所以在各种重要决策上，都未曾有过“南辕北辙”的拉扯。

“我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脑子里有很多问号，但正是那些问号，引发了我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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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个涩柿子》讲述的是一个艺考班的故事。在残酷的“一考定终身”面前，三位老师加上四十一名学生要面对怎样的困境，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解法，都是踢替想追寻答案的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到高二就发现有些同学‘消失不见了’，那时候很自然地觉得他们去艺考是‘走捷径’。但这样想，完全是带着一种偏见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群体。”也是因为参与了《四十四个涩柿子》，踢替开始反思，艺考生面对的考验并不比文理科考生轻松。

“数学题至少有标准答案，但让本该天马行空的艺术生，在十几岁的年纪就被统一的范式束缚，实在是件残酷的事情。”

艺考生的困境，和制片人的挑战，都是当时摆在踢替眼前的未知。她对它们有着巨大的好奇，想试试自己能在其中做点儿什么，总是“只看眼前五米路”的她于是痛快ALL IN。

刚结束第 14 届FIRST影展工作的踢替，火速启动了《四十四个涩柿子》的融资、选角、组建主创、选景等工作，在疫情的限制下未知地摸着石头过河。2021 年初，剧组正式开机，杀青后她又无缝衔接投入到了第 15 届FIRST影展的筹备工作中。

这既是踢替告别FIRST后的第一站，也是从FIRST生发出的另一种延伸——她成为了《四十四个涩柿子》之外的第四十五个，面对未知的职业道路，她做出了呼应片中角色的选择：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片中的角色勇敢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拥抱其中的迷茫与阵痛，而在电影之外，它的制片人踢替亦是如此。

事实上，转变身份前，踢替和电影最初的连接，也是从FIRST开始的。

五年前，刚留学回来的踢替因为偶然的机会，在FIRST开启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从最初的叙事创意广告做起，积累了一定短片经验后，她开始着手更多FIRST的事务。训练营板块全新模式的搭建、赞助商系统的升级、短片季的扩容……回望身处FIRST的这几年，踢替最喜欢的工作大都与内容创作有关。在FIRST期间，踢替一直主理着FIRST创投会、产业放映和训练营的大小事务，更多时候在做着方向上的决策，但她的“high点”有时会落在与电影有关的更细微之处。那些花在电影中诸如造型、配乐、包装、衍生品或某些特定小情节上的心思，被她称为“边角料”创作，却足以令她欢喜。

“整部电影的创作很难，也很复杂，但那些‘边角料’同样需要人投入创意和心思。所以，当这些细小的地方最终被呈现、被肯定的时候，也值得被感动。”

电影中的细小，也是生活中的细小。大学毕业后，踢替因为不想工作，插科打诨地读了两个研究生，学习以外的时间，她情愿消耗在看似无用的浪荡里；在纽约上学时，因为学校离林肯中心很近，她会定期拿着市民卡和学生卡，花上几块钱去蹭电影看；毕业后，她的原计划是当个“包租婆”——她不想日子被工作填满，那些细碎而平常的生活才是她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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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意离开FIRST，是当她发现即将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时。“我觉得审美还挺重要的，审美就是建立在生活之上产生的东西，就是你日常的点点滴滴。”生活缓慢而长久发生，但在FIRST经手的很多项目，踢替都会在陪伴过后生出一种落寞，因为每次都只能陪它们走一小段路，繁华过后，踢替感觉自己像个过客。

她特别理解《四十四个涩柿子》里的梁红。这位美术教师年复一年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踢替在FIRST工作的那几年，也是年复一年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的青年电影人。“其实你心里是知道的，你做这件事情当然有意义，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放大这个意义？你是不是在让自己像颗螺丝钉一样，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有模有样，每年沉醉在那种氛围里面？这种氛围让所有人都很兴奋，你也会受到很多关注，但大幕落下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有限。”

那些被信念与意义放大包裹的时刻，她想留存给生活——《四十四个涩柿子》某种意义上将她拉回到了生活的维度里——可以以更漫长的日子为坐标，去参与和陪伴一部电影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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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问起离别FIRST再度回归的触动时，踢替觉得自己没有离开过这里——成为制片人后接触到的人和事依然和从前一样，第一部作品的亮相她还是希望回归FIRST，见到从前FIRST的工作伙伴时也依旧亲切，“像是回娘家。”

她感念FIRST带给她的过往。从最初踏进电影行业的门，到离别后的回归，踢替与电影的新旧交错，都从FIRST开始，也在这里被见证着。

踢替已经不太记得，在不间断往返于北京与西宁的五年间，她一共抵达过西部这片土地多少次。

来到FIRST之前，她对西部地区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完全不了解。最初的两年，影展结束后她会在西宁到处转转，当时同为FIRST策展人、也是西宁本地人的同事段炼会带着她，偷食隐匿于西宁街头巷尾中的美食，通宵过后再一起搭乘第一班公交在西宁瞎转。而对于西部电影与西部电影人的了解，也是在来到FIRST之后，踢替才知道万玛才旦导演，看了他执导的电影《塔洛》《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

踢替生长于厦门的海边，因为受贪玩的爸爸的影响，小时候跟着父母看得更多的是港片中的恐怖片，第一次看《回魂夜》时“简直被吓尿了”，最初知道的导演是周星驰，看《东方不败》时会疑惑为什么父母会带还是小朋友的自己看这种“不正常”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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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成长环境与关注视角并未影响踢替对于西部这片土地的观察与认知，在踢替心里，一直记挂着一个曾经被感动的时刻：有一年FIRST影展露天放映环节，她看到很多西宁市民在场外驻足观看，“乍看上去你不觉得他有任何电影基因，或者说电影在他的生活里应该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但那个时候，他真的就被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吸引住了，注意力完全在大银幕上。那一刻就是连接，是跟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产生的一种真挚的连接。”

描绘这一幕的时候，她既是在讲述一场没有物理边界的电影放映，也在讲述自己与FIRST和《四十四个涩柿子》之间的连接。

踢替仍记得为《四十四个涩柿子》寻找拍摄场地时，电影中所在画室的创始人被软磨硬泡好久，最终被她说服的那一天：2021 年的第一天，踢替再一次和画室创始人商谈场地的使用时间，当创始人听说踢替决定在春节假期画室休息时间完成拍摄时，不可思议地惊呼：“小姑娘，你都不回去过年了吗？你要这么拼吗？”“我说要的，我要拉上我们剧组一百号人一起在这儿过年，拍完这部电影。”

大年夜当天，因为预算紧张，剧组没钱请大家吃年夜饭，踢替到处拉赞助，最后谈定了拍摄场地附近的一家火锅店。“东扒扒西扒扒，终于联系上了火锅店的老板陈赫。陈赫大方地同意了，我们还拍了吃火锅的戏份，但最后没能剪进正片，哈哈哈。那一顿大家吃得特别好，无限量的卤味火锅，我们就在画室食堂吃的，大家就在那边过了一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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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骨子里自带的，也是曾在FIRST历练出来的“死磕”劲头，在如今的踢替身上依然清晰可见，“FIRST最难的时候，我们连卖土鸡蛋的商家都去谈过，邀请的嘉宾最初不同意，我一次次登门甚至直接打飞的到片场去拜访、说服。”——于西部坚韧生长起来的FIRST，也将影展和电影中的坚韧传递给了每一个与FIRST有关的青年电影人——他们在这里扎根，也终将生长进电影。

M.C.

第一次做长片的制片人，都得到了哪些帮助？

T佳妮姐特别好，画室的拍摄时间比较固定，还要体验生活，她都完全配合，还说要求体验生活更证明我们的专业度……总之和她合作中遇到的每个细节，她都没有任何异议，那些反馈让我觉得非常安心。还有曹保平导演，从头到尾都一直在给我们鼓励和实际的内容建议。最重要的，也是回想起来才有体察的，是子为姐。她从一开始就觉得我能做制片，而且一定能做好。这种肯定是不带性别意识的肯定，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毫无保留信任和支持你的人是非常幸运的。还有很多电影行业的前辈们，像我的投资人陈砺志、蒋小阳以及前辈王易冰、张文伯、贺阳，真的太多太多人了，没办法一一提及，但都在大银幕的特别鸣谢里也在我的心里记着。以及最重要的一位“陌生人”老鹰画室的应伟明先生，他们都无条件地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持着我们的创作。

M.C.

在你的观察和认识中，西部电影人有什么特质吗？

T有幸跟万玛才旦导演接触得比较多一点，有一年他是FIRST训练营的文学顾问，当时就觉得他很腼腆，但知识分子气息很浓厚。我听他对青年电影人的一些反馈意见，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会特别要求别人一定要接纳自己的意见。但看他的作品，又能感觉他是一个很坚持自我的人。

M.C.

作为FIRST影展的核心成员之一，你每年夏天都要来西宁很长时间，你觉得西部这片土地给了你什么样的滋养？

T因为电影节每年在这边举办，加之我的两个好朋友也是西宁人，在这片土地上面发生过那么多的故事，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跟西宁特别有缘分。每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好像一定会来，最后就处成“日久生情”了。我在北京、纽约和香港都生活过，除了我的家乡厦门，我不会跟别人那么热烈地去推荐一座城市，但我会跟身边的人推荐西宁，因为对这里的感情确实不一样。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本身有多特别，而是在这座城市里，你跟特别的人发生的特别的事，会让你对这座城市产生不一样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