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淑荷
11月12日下午3点，周良准时打开了会议软件。
他是一个想要“成为导演”的导演，拍过一部纪录长片，一些短片，没什么人看过，现在正在准备拍一部剧情片，还不知道要怎么拍。
线上会议的另一头，是即将要对他进行面试的考官，他只认识里面一位比较出名的导演，还有演员王宏伟，其他人都不认得。
整个面试很简短，他害怕自己说不清楚，提前在手机里码好了发言，中心思想是讲述自己内心的“不自洽”。
周良参加的是一个发起于2022年的电影创作营“一部电影”，名字来自“拍好一部电影”的期许，分摄影、编剧、导演、表演、纪录片五个类别，各自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导师通过考核收取学员，在21天的时间里完成一个阶段的电影培训。
它希望跳出票房、口碑、媒体评论的桎梏，在创作者之间构建内部的评价语境。
发起人之一杨超认为，“这不是一个实体、公司、利益联盟或行业协会，而是属于所有创作者的，想象的共同体。”
01
电影短缺
电影创作者建立共同体的现象，在中外电影历史上都不鲜见。
法国电影新浪潮就源于围绕法国电影资料馆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松散的电影实践群体，倡导以个人化的方式拍摄电影，认同这种创作方式的人聚集在一起，由此掀起世界上第三次有历史性影响的电影运动。
法国电影新浪潮新浪潮是世界电影史上三大美学运动之一，始于20世纪50年代
法国电影新浪潮是世界电影史上三大美学运动之一，始于20世纪50年代
在中国，划分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的传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代际内部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共通的艺术理念。
建立共同体的愿望之外，真正的现实里，电影却正在面临十面埋伏。
“一部电影”的总策划夏雨在工作中广泛地与新一代青年创作者接触，他观察到在这个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着两种忧思，一种是媒介忧思，快速膨胀的短视频平台催生了一种与电影相近却又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很多创作者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先去拍短视频，我还能拍电影吗？另一种是所有商业实体都必须面对的合规性忧思，即创作如何与规范性要求相谐调。
全球影视行业都面临着多重原因造成的严峻挑战，中国电影人也不例外。
今年国庆档后截至11月18日，全国上映新片总数为32部，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92部。在这32部电影当中有三分之二首日票房不足十万。
11月11日上映的亲子冒险题材纪录片《陪你在全世界长大》，首日票房只有11万。这部电影的摄影师汗斯在成都和北京分别办了两个观影专场，而当他亲自买票观看电影，他发现那天整个影院只有他一个顾客。
他向我强调：“是整个影院，都不是说我在的那个影厅了，整个影院都没有人，你知道吗？”
这类制作水平低、票房体量极小的小成本电影在电影市场当中其实一直存在，一般上映几天就不见踪影，行业内俗称“一日游”，有学者此前在采访中解释它们是影片、院线产能过剩的结构性产物。
这些电影在今年能够成为新闻，是因为往年大体量、高制作、吸引绝大多数票房的电影今年在市面上短缺，这些往常根本不起眼的影片就被拱到了大家面前。
问起“一部电影”的总策划夏雨，接下来有什么电影是值得期待的，他沉吟片刻，数了一串青年导演的名字：顾晓刚，仇晟，方亮，李冉，杨明明，李冬梅，张新阳……
只要还在从事电影，就还在拍，在继续创作。夏雨这样说。
02
新的抉择
对即将要踏入电影行业的人来说，抉择也不容易。
大飞是今年的应届生，正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策划实习。
她的工作主要包括找到一些可以翻拍的外国电影，或者挖掘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新闻事件，每周选题会上，她会把这些线索作为提案报上去。
实习半年以来，她切身地感受到行业内普遍性的题材困境。
国产电影主流题材近五年走势（2017-2021）/ 猫眼研究院《2021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
大飞的同事有次提供了一个选题，取材自真实新闻。
一个初中学历的盗窃犯，在狱中自学会计和财务知识，出狱后通过制造假身份在国企入职，挪走公款600多万，被警方逮捕。
第二次入狱期间他精进了自己的财务和法律知识，出狱后在一家建筑公司成为财务总监，这次一口气挪走公司1900万。
他因此两次上了《今日说法》节目。大飞和同事在这个新闻里发现了某种难得的东西——生活里的好莱坞式戏剧性。
但让自己兴奋的题材却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它很可能被驳回。
比选题被驳回更折磨的事情是过于漫长的制作周期和不能满足期待的劳动报酬。在大飞工作的公司里，一个正职影视策划，工资只有六千左右。大飞的领导在上一家公司参与过的项目，现在还在修改阶段。
大飞说，她与同事在小红书上学到，非常焦虑的时候，可以吃点逍遥丸。这本来是一个常用于妇科调理的非处方药，它的说明书里有一条，“服药期间要保持情绪乐观，切忌生气恼怒。”大飞说，吃完之后会感觉“对外界不会再有情绪反应了”。
也有逍遥丸失效的时候。
最近令大飞心情最为波动的一件事，是秋招季，有次她同专业的室友去参加了一个非影视类互联网公司的面试，回来之后，室友跟她描述了其他行业的优厚待遇，并且表示自己如果有机会离开影视行业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面对兴致勃勃的室友，大飞从来没有像那一天一样质疑过自己的职业道路。
那些坚持着电影梦的人，依靠什么来获取力量呢？
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发现，意义在实践中生成自身。
03
来谈艺术
疫情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文化生产方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大家重新发现了很多必须依靠“接触”和“连接”才能进行的日常活动，理发是，聚餐也是。
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电影也是某种“实体经济”。如果说流媒体通过普及线上观影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需求， “拍电影”却依然强烈地依赖公共场所和实际接触。
疫情期间的电影院在困境中重启 / 人民视觉
日前，贾樟柯之前与菲律宾导演拉斐尔·曼努埃尔对谈的一段视频被发到网上，引起热议。他提到自己与世界上的同行交流不足，缺少沟通，并直言“我真的很想谈艺术”。贾樟柯提到的这种隔绝和彼此孤立的状态，不仅存在于电影创作者之间，也存在与电影与观众之间。
面对这个问题，夏雨说，其实“谈艺术”这件事在青年电影创作者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
这一点在青年导演李可心那里得到了印证。李可心师从美国导演凯莉·雷查德，2016年来，一直通过影像关注傩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已成片了一部关于福建某村落傩舞文化保护现状的短片《明镜子》。今年十月，她带领剧组回到福建，拍摄《明镜子》的长片版本，这也是她的第一个长片项目。
她承认失望存在，但是与此同时，她表示，“对创作者来说，第一要务就是捍卫热情。”
《天堂电影院》剧照
另一个问题却紧接着浮现，如何有所捍卫？热情从何产生？
在拍摄过程中，福建的疫情不断蔓延，然而李可心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不是福建的疫情，而是福建以外的疫情。
在2022年，建成一个剧组的最大困难是，很难让来自不同地区的所有成员在同一个时间抵达同一个地方，于是剧组前期需要详细查验成员的属地政策、调节所有人的时间。
即便如此，到拍摄结束，剧组的整个制片部门都没有成功来到福建，剧组只能远程向制片部门更新拍摄进度。
贾樟柯：我们始终要保持一种方法跟世界沟通 / Unsplash
但是这也让她有更多的机会去调用在地的资源，比如拍摄村子的时候，很多村民会自发地来帮助沟通场地，协助场务工作。
这种互动为她提供了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镜头下的古老文化——她不再思考比眼前的山窝更远的地域，摄影机作为一种中介，带她扎根在了面前这片土地的鲜活生活。
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信念与希望，那便是与人的连接。
李可心感到，无论这个影片的命运将是如何，能够在当前的时代与一群人一起做成这件事，本就意义非凡。“在这样一个实体的、在地的创作中，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而这正是贾樟柯想要的那种东西。
04
保持热爱
李可心的剧组里有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年轻女孩明仔，她在剧组里担任美术工作。电影杀青之后，明仔却因为配合防疫滞留在了福建。
当我提出采访请求的时候，她说导演显然更值得采访，我却对她在福建滞留的日子感到非常好奇。经过沟通，她答应接受采访，而就在我们通话的当天，明仔发现自己的健康码正常了。她说自己马上就订了票，第二天晚上就会回去了。
明仔在福建多待了半个月，金钱上只出不进，有时候会到大街上，“去问有没有哪个奶茶店让我做兼职”。
问到她回北京有什么打算，她说自己在看招聘软件，想回北京工作挣钱，福建的海很美，攒到钱明年就能带妹妹来看看海。
明仔在剧组的工作更像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提前跟导演说好了没有报酬，是来帮忙的。
有人马不停蹄，有人遗憾转行 / Unsplash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一个词，叫“为爱发电”。但是这个词无法轻易地概括她的劳动，因为之前我问过大飞，为什么你的室友在你面前说自己要转行的时候，你会“感到生气”？
大飞说，因为那个时候她有些恐慌，感觉好像你继续坚持做电影就是“为爱发电”一样，她不想这样美化自己，因为这会无形之中成为一种负担，好像这份工作是一种纯靠热情的选择，你的付出和回报注定不成比例。
我说，那你觉得其实这只是一份适合你专业才能的工作而已。
大飞又说，不过我当时会那么气愤的原因，可能是我发现了另一件事。我发现，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或者甚至有百分之五十那么多，我确实对电影存有热情和偏爱，只不过我自己羞于承认这件事。
《天堂电影院》剧照
我告诉她，有的电影人认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应该保持希望，就像在寒冬中保存种子。
当我问到，怎么总结自己的实习经历，大飞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只有一句话：“认清现实，保持向往。”
（大飞、明仔、周良，均为化名）
编辑 | 苏米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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