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过后，地下党员卢志英奉命掩护红军伤病员，并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活动。期间，卢志英带领四名战友前去接应一支红军队伍，要将他们转移至云贵边境，正巧路遇妻子张育民抱着2个多月大的小儿千里迢迢从南昌赶来会和。
就在卢志英正为一家团聚欣喜不已之际，一队敌军人马正从后方尾随而至，卢志英和战友们急忙隐蔽起来。谁知此时襁褓中的婴儿却被行驰而过的马队惊地哇哇大哭，怎么也止不住。眼见骑兵调转马头，去而复返，千钧一发之际，卢志英一把从妻子手中夺过了小儿子，迅速朝另一道山梁飞奔而去。
在山梁上，小儿依旧啼哭不止，卢志英狠了狠心，将孩子挂在了一株酸枣树上便往回奔。紧接着便是几声枪响，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作为母亲的张育民见丈夫空手折回，险些晕倒，同志们也在一片沉默中哀痛不已。卢志英忍痛反劝慰众人：“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
考虑到敌人一旦来寻，就会发现藏身水沟的同志们，卢志英立即指挥大家有序转移，众人昼夜不停地一路跋涉，这才找到了驻扎在盘县小镇的红军部队，摆脱了追捕。
卢志英为救同志牺牲儿子的事迹很快在队伍中传开来。一向坚强的彭德怀将军听了也不禁流下泪水，他感叹道：“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连婴儿也在贡献啊！”
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去看卢志英，摆在他眼前的生死抉择无疑两难而残酷，但若纵观这个隐蔽战线英雄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穷其一生的革命信仰背后，竟就是在这种两难与残酷的悲剧循环中不断成全大爱、坚守大义。
01
卢志英原名卢志江，于1906年生于山东潍坊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幼年时，卢志英上过私塾，后又转入本县乙种蚕桑高级小学。直到16岁那年，由于家境再难支持学业，卢志英随亲友闯关东谋生。
期间，他辗转于黑龙江、哈尔滨等地，饱尝世情冷暖。在苦难的打磨之下，卢志英立下了从军救国的大志，并于次年考入了东北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
毕业后，卢志英投身于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成为一名司务长。可当他怀着满腔救国热忱随军南征北战时，目之所及却尽是军阀战争的残酷与暴虐，内心苦闷的他毅然脱离军阀部队，只身南下寻求革命真理。
1925年，卢志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4.12”政变爆发，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卢志英率先举起了起义大旗。同年11月，经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周密军事部署，卢志英率自己的500余名亲兵揭竿而起。
不想就在甘肃、宁夏之间，起义军遭到了敌人的突袭。在激烈的鏖战中，卢志英连人带马坠入了冰雪覆盖的黄河，战马跌死，左腿重伤。但他还是强忍剧痛，召集散兵，在绝境之中杀出了重围。
1927年底，卢志英再次为革命身陷险地。这一年，他凭借关系打入陕西蒲城县，以保安总队长的身份在地方旧军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却因事泄连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多亏当时在蒲城县里小学教书的地下党员张育民，她利用一个学生家长在部做饭的特殊关系，偷配了牢房钥匙，在夜里智闯敌营，才救下了卢志英等五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出于对张育民的感激和敬佩，卢志英在脱险后给这位勇敢的女同志寄去了一封感谢信并50大洋，约她共赴北平求学深造。
1928年2月，卢志英与张育民先后抵达北平，并秘密接受了领导学生运动的任务。当时整个北平都笼罩在段祺瑞政府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下。为了隐藏身份，卢志英和张育民假扮成一对夫妻。
期间，二人除了负责地下情报工作之外，还为中共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元活动经费，而他们自己却节衣缩食，艰难的时候两人每天只吃一餐半，用烤红薯充饥。
在北国天寒地冻的冬天，卢志英坚持要把自己的棉衣棉裤送给出狱的同志穿，自己只穿单衣和单裤。有时候冻得受不了，他就跑到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暂避，等缓过劲来再投入工作。有一位同志看不过他艰辛至此，为其寄了一笔生活费，而卢志英转眼就将这笔钱拿去做了党的活动经费。
当然，在有限的条件下，细心的卢志英也尽可能地照顾张育民。渐渐地，这对假夫妻、真战友在血与火的考验之下，已经从互相信任发展成互相吸引、互为依赖了。
1929年初秋，这两个有志青年终成眷属，结为了人生伴侣。结婚当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给这位年轻夫妇送去了一对粉色的鸳鸯枕套，枕套的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个中深情厚谊，让夫妇俩尤为感激。而不久后，他们也迎来了更为严峻的革命考验。
02
1934年夏，卢志英夫妇受命前往江西做地下军事情报工作。张育民在南昌开设了一家“张育民诊所”，作为党从南昌到瑞金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卢志英化名卢育生，打入了当时国民党江西赣北区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期间，卢志英不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莫雄，二人很快成为了肝胆相照的好友。不久，莫雄便任命卢志英为参谋长，并让张育民做了“附军医所”所长。同时，卢志英又利用自己同特务头子康泽、剿共总司令陈诚的“私交”，陆续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安插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在短短三个月内，卢志英铺开了一张神通广大的军事情报网，这张网也很快对我党起到了事关生死的作用。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其中，在卢志英等地下党员的“导演”之下“剿共有功”的总司令莫雄也破格邀请与会。在这场秘密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了德国军事专家为其部署的“铁桶合围计划”。
这个计划正是国民党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计划由 100多万国民党军部队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中心，半径 150 公里的中共中央苏区，实行步步设防，重重包围，意欲让红军插翅难飞。
对于此次围剿方略，蒋介石信心十足，声称要“毕其功于一役”，莫雄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几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会议文件星夜赶回专署保安司令部。全部文件约三四斤重，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几十份，还有蒋介石的语录、指示汇编及其他小册子，文件上都打有蓝色的“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了号码。
卢志英等地下情报员还未看完这份秘密计划，已惊得额头冒汗。几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亮才将整个计划书密写完毕。
经过卢志英等地下情报员的努力，这份密报终于在1934年10月7日被秘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三日后，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8.6万红军主力开启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1934年冬，卢志英随莫雄部队进驻毕节，这里也是红军转移的必经之地。卢志英便利用参谋长的职务之便，将国民党六十三师调离，并提供假情报以迷惑蒋介石，使得红军轻松穿过了毕节。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03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夫妇被调往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夫妇二人分别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和“大中华咖啡馆”作为掩护，暗中搜集日军情报，为新四军购买和运送药品、 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为取得当时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卢志英投其所好，在自己的咖啡馆里开办了“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供食客们上台展示音乐才艺。有一次，座下爱好琴弦的保岛终于技痒难耐，上台奏了一曲古筝。
卢志英听罢，又现场邀保岛和他一人古筝、一人二胡，共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经过此番“偶遇”，卢志英便常带着一把二胡出入保岛的官邸，与之切磋琴艺。就这样，卢志英成了保岛难得的“知音”和“挚友”。
有一次，卢志英接到了一个采购药品和枪械的紧急任务，却找不到合适的购买渠道。几番思索，他冒险去找了保岛。在保岛面前，卢志英声称自己在本地有一个大户亲戚，近来因不断受各路土匪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
保岛其人城府很深，当下便对乡村武装需要大量药品产生了质疑，只是他始终不相信这个“朋友”会是共产党，加上卢志英给到的重金，保岛终于答应帮忙，而附加条件是让卢志英暂时离开上海，以防给自己惹祸上身。
就这样，卢志英从日本人那里搞到了大批救急物资。完成了这次采购任务后，他撤离上海来到了苏中海安县曲塘镇，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10月，卢志英被任命为苏北抗日游击联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由陈毅直接领导。
期间，卢志英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战法，先后指挥过阳澄湖伏击战、甘露镇保卫战、泰州围困战等战斗，屡挫日军。陈毅尤为欣赏卢志英的才干，称其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1942年，卢志英接到中央特科的密令，再次回到上海做军事情报的建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卢志英活跃在京沪杭一带，建立了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并只身一人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报秘密送往解放区。
遗憾的是，1947年3月2日，卢志英因叛徒张莲舫出卖，在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特务秘密逮捕，被关入了亚尔培路2 号中统魔窟。次日，妻子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也相继被捕入狱。
04
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以400两黄金犒赏了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一方面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出马，以高官厚禄相诱，许诺他当上海公安局长，卢志英嗤之以鼻。狱中的特务们转而对其言行逼供，又试图用骨肉亲情将其软化，卢志英始终不为所动。
当时卢志英知道全国即将解放，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狱中，他戴着手铐坚持教儿子学习文化，他留给儿子最后的教诲是：“你要好好学习，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在就义前十几天，他还托人给提前出狱的妻子捎了一件大衣，衣服的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关于革命的诗篇。纸的反面写着“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
1948年12月27日晚，“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临了。一个特务刚进入审讯室就给了卢志英迎头一棒，将其打昏。紧接着，另一个特务又将一个浸过麻醉药的棉花塞入了他的口中，将其装进一具早已准备好的木匣，埋在了南京雨花台前的密林之中。这位年仅42岁的红色谍战英雄，就这样惨遭毒手，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
1949年4月，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但是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却还是打听不到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抓获了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任宗炳，他在狱中交代了自己杀害卢志英等人的过程。后经他的指认，卢志英被活埋的地点才被找到。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同张育民及卢大容来到了雨花台。当日下午，装着卢志英和另外两位同志的棺木被挖出。打开棺盖后，三人的遗体已经腐烂。但从散乱的骨骼遗骸可以看出，这三位烈士当年在棺内均曾苏醒，只因挣扎不出，窒息而亡。
张育民通过牙齿最终认出了自己丈夫的遗骸，卢志英的骨骸随即被护送至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军装后重新入殓。卢大容将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了父亲胸前。
华东军政委员会最终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而上海公安局也在查清卢志英牺牲的真相后，枪决了叛徒张莲舫及凶手任宗炳。
卢志英的棺柩后被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炮山麓。因为卢志英生前喜爱铁梗海棠花，张育民和儿子便亲手在卢志英的墓前种下了两株铁梗海棠。母子二人常到这里给海棠花浇水，陪卢志英说说话。而海棠年年开花，飘香无比，常伴烈士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