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统一天下以来，凡是正常的中央朝廷都会处于限制地方官员而制定很多制度规矩，加强中央集权。作为中囯历史上中央集权的高峰，隋朝就有很多限制地方官员的制度和法规。有意思的是，隋朝限制地方官的一条规矩却间接改变了唐朝的历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开始主政河东地区（今山西）。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正式出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成为隋朝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隋朝的统治当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控制地方实权的李渊自然也有了野心。
可是隋炀帝并不是完全信任李渊，专门让自己的亲信王威、高君雅出任太原副留守，分割李渊的权力并监视李渊。因为王威、高君雅的存在，所以李渊自己在太原结交豪杰、拉拢民心的难度大增。但起兵造反必须要结交当地的豪杰、拉拢当地民心，这样才能有财源和兵源。
既然亲自结交豪杰、拉拢民心有风险，李渊就把这件事交给信得过的人来做，而最信得过的人无外乎自己的家人。然而隋朝当时对地方官员有一条规定：地方官员只允许携带少数家眷上任。因此李渊只带了次子唐太宗去太原上任，其他家人都跟着长子李建成住在河东老家。
既然身边的亲人只有次子唐太宗，李渊自然将结交豪杰、拉拢民心的工作交给了唐太宗。而唐太宗是“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毛主席的评价）”，晋阳起兵的唐军将士、后勤官员和豪杰百姓几乎都是“太原公子”招募拉拢的，导致唐太宗的威望在晋阳起兵之时就超过了李建成。
等到李渊父子入主关中并建立唐朝的时候，秦王的实际政治影响已经足以与李渊抗衡。等到唐朝统一天下的时候，秦王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李渊，太子李建成就更不是对手了。而这种“儿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奇妙格局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