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绝对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大家将张国焘视为说一不二的权威。
由于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红军战士对张国焘又敬又怕，甚至把尊重张国焘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表现。在红四方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大巴山时，张国焘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翻山的第一天傍晚在山顶宿营，那里只有两间破屋，只容纳伤兵亦感不够用。我挤住在伤兵的行列中，因要避免扰我睡眠，伤兵们连呻吟声都忍住不吭声。
这件事要从头说起。
1932年10月，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几经辗转，于12月上旬来到了陕南地区。
张国焘原计划在陕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经过调查后，发现这里已经被土匪糟蹋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住。陕南地域狭窄，不适合大部队展开行动，因此这里并不适宜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恰在这时，张国焘等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为了争夺全川的领导权，正在成都一带混战交兵，川北兵力极为空虚。经过讨论，他们认为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川北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回旋余地更为广阔。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总部提出动员口号：“进军川西北，解放通（江）南（江）巴（中）。”
从陕南进军川北，必须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大巴山位于四川与陕西交界地区，海拔1500余米，群山莽莽，巍峨陡峭，当地民谚称：“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
红军拟定的行军路线全程210里，当地人称“巴山二百一”，上山70里，山梁70里，下山70里。沿途都是隘关、峭壁、绝峰、悬崖，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时至年底，这时正是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季节，寒冬腊月，朔风劲吹，冰雪封山。在严冬时节翻越大巴山，是挑战人类的极限。陕南当地山民听说红军要在隆冬翻山，惊讶不已：“疯了！”
红军将士却说：“我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一座大巴山吗？”
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翻越大巴山，向川北地区进军，以王树声为师长的红73师为开路先锋，方面军主力于19日起相继出动。红军将士们互相帮助着、搀扶着向山顶进发。
这是红四方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部队经验不足，吃了很多苦头。
一路上，阴风怒号，漫天飞雪，寒冷异常，狂风卷着雪片往鼻子和嘴里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很多战士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翻山又极其消耗体力，在严寒天气下仍然累得直淌汗，狂风一吹，湿透的衣裤很快冻得硬邦邦，这样反复摩擦伤口，战士们钻心地疼。
由于事前缺少充足的时间准备，很多战士还穿着从鄂豫皖出发时的草鞋就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此前大家长途奔走两个月，草鞋早已破烂不堪，脚趾磨出血泡，渗出血水，与雪粒冻在一起结成冰团，每走一步，疼得钻心。有些草鞋已经失去了“鞋”的功能，不少战士由于脚底打滑，坠入山谷。
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大家不同程度地出现胸闷、气喘、头疼、恶心等症状。阳光反射到雪地，白雪和冰凌发出刺眼的白光，刺得眼睛直流泪，一些战士得了雪盲症。
大巴山太高太陡了，一天根本爬不完，正常翻过大巴山也得需要两天的行程，这就是说，必须有一天夜晚是要在山上度过的，这对红军战士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
也就是这一夜，给张国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大巴山人迹罕至，山顶仅有两间屋子，虽然又小又破，但这已经是全军数万将士仅有的御寒之地。当然，数万人是无法同时挤在屋子里的，只有重伤员才有资格住在那两间破屋内，靠着残砖剩瓦勉强抵御午夜山顶的极度严寒。其余的人连张国焘在内，一概露宿。
谁知那些重伤兵们，认为张国焘是全军首长，有资格享受住房子的待遇，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张国焘与他们同住屋内，张国焘便跟伤兵们一起挤进屋内。
山顶寒风凛冽，伤员缺医少药，又冷又疼，痛苦已经到了极点，但是为了不打扰张国焘休息，这些伤兵们却忍住疼痛，一声都不敢吭。
红军指战员凭着忘我牺牲和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征服了风雪严寒、艰难险阻的大巴山，突然出现在川北的崇山峻岭之中，红四方面军兵锋所指，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将红旗插在了川北大地上。
多年以后，张国焘在加拿大流亡期间撰写回忆录时提起往事：
“今天回忆当时（翻越大巴山）的情景，觉得我的战友们，对我爱护的真挚之情，仍觉得十分感动。”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忠于党的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但控制着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在随后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张国焘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和个人专断倾向，直接破坏了党的领导指挥体制，张国焘自己也发展到分裂党和红军的地步。
虽然有这样可敬可爱的战士，但张国焘最后却辜负了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的信任，走上了一条歧途，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