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但凡是哈尔滨人，应该没人不知道一曼街吧，这条街可是市中心的主干道，主要位于南岗区内，是连通太平区、道里区、道外区的重要干道。
本地人大多听说过这条街的名字，却不了解这条街的历史，这条街是以一位女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她叫赵一曼。这条街建于1921年，最初叫山街，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7日，为了纪念曾在这条街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女战士赵一曼，将街道改名为一曼街，并沿用至今。
如今这条街经过无数次重修，早就没了旧时的模样，唯有街道两边坐落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文庙、霓虹桥，记录着曾经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政府为了更新城市面貌，还在东北烈士馆的对面建了一处小广场，命名为一曼广场。广场的正中央打造了赵一曼的人物塑像，路过这里的人都会看到，这尊塑像也会代替赵一曼看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一朵金花”赵一曼
赵一曼可并非哈尔滨本地人，也不是东北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宜宾一个小村子里，现在那个小村子已经改名为一曼村。
赵一曼所在的家庭是当地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叫李鸿绪，给她取名为李坤泰，小名则叫淑端。她的父母有很重的封建礼教思想，从取名就能看出一二。
赵一曼年幼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对她进行传统礼教教育，为她缠足、穿耳，但赵一曼很反感这些，并和母亲抗争。她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被父母早早送去读私塾，学的却是《女德》、《女戒》。
赵一曼《女德》、《女戒》没学好，却认了很多字，并对《新青年》、《觉悟》等进步杂志报刊很感兴趣，经常买来阅读。她的父母终究是宠爱这个女儿的，家里也有些钱财，买几本书不算什么，见女儿喜欢也就由着女儿了。
可惜好景不长，赵一曼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他的大哥成为一家之主，对自己这个顽皮的小妹严格管束，连私塾都不允许妹妹去了。
赵一曼被关在家中整日郁郁寡欢，直到她的大姐夫参加了辛亥革命，经常给她写信交流革命思想，赵一曼才在灰暗的生活中看到一点光亮。
1924年，在她大姐夫的介绍之下，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更加频繁地接触革命思想。2年之后，赵一曼考入宜宾女中，鼓起勇气离开家去上学，她没用李坤泰的名字，而是改名为李淑宁。
在女校上学期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抓住机会，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机会，这二十黄埔军校第一次招收女性学生。在黄埔军校中，赵一曼依旧是佼佼者，各方面的成绩不比男同学差。
于是很快，她又获得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1927年9月，赵一曼和一众同学从学校来到上海，这一天上海天气不错，码头上无风也无浪，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登上了苏联的一艘商船。
一声汽笛长鸣，商船缓缓驶离码头，赵一曼和几个年轻人从货仓来到甲板，看着眼前的祖国越来越远，眼眶都忍不住发热起来。他们即将赶赴苏联莫斯科，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为了对身份进行保密，赵一曼又一次改名“李一超”。
省略恋爱，直接结婚
第一次坐船出海的赵一曼晕船严重，她好几次都跑到栏杆边趴着呕吐。有一次正好同行的组长看见，递了干净的手帕过来，哪知道这是两人姻缘的开始。
党组织送这一批青年学生出国学习，为了方便管理照顾，给大家分了组，选了组长。赵一曼这一组的组长叫陈达邦，也就是给她递手帕的人。
赵一曼这一个多月的海上生活，晕船的症状一点没有缓解。陈达邦一是有关心组员的责任心，二是见赵一曼一个女子独自出行不易，对她颇多照顾，一来二去两人就熟络起来。
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赵一曼和陈达邦又巧合地分到了一个班级。赵一曼接过学校发的学生证和校徽仔细看，傍边却突然传来询问“几号？”赵一曼被吓了一跳，扭头看发现是陈邦达，愣了一下才回答：“807”。
陈邦达笑了，展开自己的学生证给赵一曼看，赵一曼看到上面的编号是805，嚯，真是好巧。远在异国他乡，两人又有这样的缘分，自然越来越亲近。
两人在聊天中互相了解了对方的经历，陈达邦极为钦佩赵一曼虽是女子，却有家庭抗争的勇气，还有报效国家的决心。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陈达邦主动和赵一曼表白了，赵一曼有些意外，只说要考虑考虑。
两天后，赵一曼约陈达邦在学校的花园相见的纸条，陈达邦心情正忐忑的时候，赵一曼却从假山后面跳出来吓他。接着赵一曼盯着陈达邦的眼睛认真地说：“我决定，我们结婚！”
这句话将陈达邦震得七荤八素，反应过来他才惊喜的一把握住赵一曼的手确定：“你，你说真的？”
赵一曼点头肯定道：“我认真想过了，眼下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谈恋爱浪费时间，不如直接跳过过程结婚。”
陈达邦认真地看着赵一曼的眼睛，他没想到赵一曼竟然是这样的想法，不过他心中还是很高兴。他小心翼翼的从胸口中拿出一个小包，郑重其事的打开，里面竟是一枚金戒指，他递给赵一曼，并说：“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
赵一曼一脸疑惑：“胡说，你妈妈怎么会认识我。”
陈达邦笑得温柔，抬手揉揉赵一曼的头发说：“我妈让我给儿媳妇儿的，你不就是吗？”
两人将结婚的事情上报给组织，并在莫斯科结婚了。婚后两人感情很不错，每天一起努力学习，希望能早日毕业回国报效祖国。
莫斯科的秋天就这样来了，这里的秋天比中国冷的多，还总刮风，感觉连空气都变得稀薄了。赵一曼身体有些不适应，但她不愿意过得太娇气，一直没有去医院检查。
期末考试后，赵一曼病情加重，每天咳嗽，还总恶心反胃。陈达邦强制拉着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赵一曼怀孕了。这本该是一件好事，但除了怀孕，赵一曼还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这让陈达邦心情复杂。
孕期很多药物都有禁忌，医生叮嘱赵一曼一定要在家静养，一定不能劳心劳力。陈达邦比赵一曼还要紧张，扶着赵一曼回家，还在家细心照料。过了几天，赵一曼的身体情况始终不见好转，她见陈达邦不上课，天天在家照顾自己，心中焦急。
赵一曼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只能严肃地和陈达邦说：“陈达邦同志，我们是夫妻，但首先是共产党员，要对得起党的栽培，你还是去上课更好！”
陈达邦知道妻子脾气急，更怕她一气之下动了胎气，只好忧心忡忡地离家去上课。晚上回来，赵一曼还会叫陈达邦给她讲一讲白天所学，这样在家休养了一段日子，赵一曼身体终于有了好转。
很快就要进入莫斯科的冬天了，严寒的天气不利于赵一曼养病，而且还会令陈达邦分心。正好国内根据地需要一批党员加入，赵一曼决定独自回国，她悄悄向中共旅莫支部递交了申请。
几天后申请通过，赵一曼悄悄收拾了行李，准备等陈达邦去上学的时候离家。这天早晨，赵一曼在门口送陈达邦去上学，亲手为丈夫整了整衣领，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陈达邦察觉妻子有些反常，习惯性的摸摸妻子的头发，温柔的开口问：“怎么啦？”
赵一曼收拾不舍的情绪，在陈达邦胸口前蹭了蹭说：“没事，你快去吧。”
赵一曼一直等丈夫走远才收回目光，离别的伤感充满她的内心。她拎起收拾好的行李，又环顾了整个屋子一圈，关上门，踏上回国的路。
在轮船上，赵一曼打开行李箱，发现里面多了一块丈夫的怀表，一下子就都懂了。原来陈达邦已经知道赵一曼的决定，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默默支持了赵一曼的选择，赵一曼顿时忍不住失声痛哭。
此时此刻，陈达邦也回到了空荡荡的家，看着桌上的离别信默默垂泪。陈达邦了解赵一曼的性格，但凡是妻子决定了的事情，很难更改主意。况且他们身上也确实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希望，有时候不得不舍小家救大家。
陈达邦和赵一曼却都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改头换面，英勇就义
1928年赵一曼回国，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起初她被分配到湖北宜昌，负责转移文件和掩护干部，她的儿子早产降生于宜昌。赵一曼给予了这个孩子最美好的祝愿，为他取名“宁儿”，寓意孩子一生安宁。
赵一曼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儿子生活，非常辛苦，而且目标明显，搞革命事业很不安全。组织上考虑到这些问题，安排她和江西省委王宏组成假家庭，方便工作。赵一曼也就带着儿子从宜昌又来到江西。
1929年冬天，赵一曼哄睡了儿子，坐在窗边就着烛光抄写文件。夜色朦胧，突兀地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赵一曼心中一惊，忙走到门口查看。透过门缝赵一曼看到是王宏，提着的心才放下。
刚一开门，王宏就把赵一曼往家里推，一边推还一边说：“快带孩子走，出叛徒了！”来不及多说，赵一曼用床单裹住孩子，就从后门往外冲，而王宏留下断后。
赵一曼刚一迈出门，就听到了屋内的打斗声，她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忍着泪抱着孩子疯狂地向远处跑。跑了一阵儿，见到路边不远处有一处草垛，就躲了进去。一夜的北风，母子两个在草垛中都冻麻了。
所幸这一次躲过了敌人，组织上救援的人也顺利赶到，母子两个躲过一劫。之后赵一曼又被安排到上海工作，她心中思量孩子跟着自己东奔西走，过不上安稳日子，不如在上海找个归宿。
在有心打听之下，赵一曼找竟然奇迹般地打听到了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的消息。陈岳云在武汉开印刷厂，家庭富裕，孩子跟着肯定不会吃苦。
打定主意，赵一曼找了一家照相馆，和孩子拍了一张合影，洗出好几张照片来。其中一张寄给了远在苏联的丈夫陈达邦，另一张则是托人带给老家家中的亲友。然后含泪将自己的“宁儿”托付给陈岳云一家，自己则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1931年，东北战事最为紧急，赵一曼便主动申请去往东北抗日。组织委派赵一曼到朱河县（现黑龙江省尚志市），并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的政委。
赵一曼在黄埔军校时期接受过专业的军事教育，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群众中，思想工作都做得很不错。在工作中，赵一曼认识了朱河县县委赵尚志，两人工作默契，共同粉碎了多次敌人的计划。
当地的百姓总见两人一起共事，而且相处和睦，还以为是兄妹两。赵一曼听说了，便又一次改了名字，叫赵一曼，从此赵一曼的名字在东北就流传开来。（改名的全过程：李坤泰-李淑宁-李一超-赵一曼）
1935年11月，赵一曼带着50多个人在安山屯打游击。日伪分子得到了消息，就带了300多人企图消灭赵一曼的小队。人数悬殊，装备悬殊，赵一曼只能带着人一边掩护一边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赵一曼的左肩挨了一枪，只能藏起来休养。
日伪警察则进行搜山，在周边不停的搜寻赵一曼等人的踪迹。这次好运没有眷顾，他们被发现了，赵一曼为了掩护几名队友撤退，手腕、大腿、膝盖都中了弹，当场就晕死过去。
再醒来，赵一曼已经身在日伪的监狱中了，随之而来就是严刑拷打。整整九个月，日伪换着花样的折磨赵一曼，各种酷刑换着用。赵一曼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却没有透露一丝一毫的党内消息和秘密，就连逼问他的日本人，对这个女子都不由升起一些敬意。
1936年日本人失去了耐心，决定于8月1日射杀赵一曼。去刑场的路上，赵一曼被绑在囚车上游街示众，她神色坦然并无畏惧。赵一曼对得起党和国家，但她心中有愧她的家庭和孩子。
赴死之前，她找日本军官要纸和笔，给儿子留下是一封“绝笔家书”。
错过了19年的真相
赵一曼牺牲时仅仅31岁，消息传遍全国，甚至也传到了国外。正在法国巴黎的陈达邦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但陈达邦并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他只是心怀敬畏的将这则消息翻译成法文，并刊登在《救国时报》上。
1947年，陈达邦回国，从堂兄陈岳云那里见到了已经13岁的儿子，他拉着儿子问：“妈妈有给你写信么？”
儿子不说话，陈岳云开口道：“一超将孩子送来之后，就没了音讯。”
陈达邦不停的打听妻子李一超的消息，然而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1950年12月，太原军事法庭上，一个叫大野泰治的日本战犯缓慢的陈述着自己的罪行。大野泰治就当时射杀赵一曼的历史亲历人和见证人，他讲述了赵一曼被抓后的遭遇，并最后说：“我至今无法忘记她坚定的目光，我是真心佩服这个女人的。”
接着这名日本战犯从口袋中拿出两张纸，竟然是赵一曼死前写下家书，一封给家庭，一封给儿子。没想到这个日本人一直保存这两封书信，他愿意为这位女战士保存最后想对儿子说的话。
可惜这时候赵一曼的身份还没有大白，更是不知道该将这两封书信给谁。于是这两封充满故事的书信，就被放到了东北纪念馆保存起来。
家里人除了陈达邦在打听妻子的消息，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也一直在打听妹妹的消息。赵一曼当时和儿子拍的照片，就在二姐李坤杰的手中。
1955年，李坤杰和友人一起重温革命电影《赵一曼》，聊起赵一曼的故事。友人说曾经和赵一曼共事过，只不过时间不长，那时候赵一曼还姓李。
李坤杰越听越觉得这个赵一曼和自己妹妹有些相似，她拿出当年的老照片问友人。有人拿着照片仔细的看，激动万分的说：“是她，你们认识吗？”
至此，女战士赵一曼的真实身份才被证实。
李坤杰回家之后立马写信给妹夫陈达邦，这一年7月，陈达邦带着儿子宁儿来到哈尔滨一曼街的纪念馆，看到了错过19年的书信，父子两个抱头痛哭。
1962年郭沫若作了一首诗纪念赵一曼女战士，其中一句广为流传：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