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宣铁吾任上海警察局长，后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红人。宣铁吾与杜月笙几次三番斗法，让杜月笙畏之如虎，坐立不安。
宣铁吾
杜月笙是个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铁吾何以敢和他对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蒋经国的支持。宣铁吾是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铁吾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
在黄埔这段时期，宜铁吾和当时不过14岁的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直到后来蒋经国出国学习，两人才不再来往。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宣铁吾经常往访，两人作彻夜长谈。当时宣铁吾是国民党浙江中将保安副司令，后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红人。
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和蒋介石私交融洽，所以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分别设立中统和军统，本来有相互牵制之意，但后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势力越来越大，到抗战末期，蒋介石对之已有戒心。
蒋介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参加的有宜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唯独没有戴笠。小组表面上的任务是平衡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的矛盾，实质上也有抑制戴笠权势的性质。
蒋经国是深切了解内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宜铁吾。蒋经国和宣铁吾都对当时的贪污和大发劫收财的现象深为反感，而这些丑事许多都是由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之深，可以说甚于蒋经国、宜铁吾。蒋、宣后来和杜月笙的斗法，实质上是对抗军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蒋介石已决定由亲信钱大钧任市长。当时，吴铁城和戴笠都曾推荐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钱大钧也开了套班子的名单。蒋介石对上海所有各局人选，都表示同意，唯有警察局长一职，亲自点名由宣铁吾担任。
这样一来，钱大钧、戴笠、吴铁城不仅无话可说，而且也真正感觉到了宜铁吾的分量。
宜铁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等人。宜铁吾在重庆启程上任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宜铁吾饯行，两人表面上称兄道弟，一团和气。
然而，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
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已，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
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宜铁吾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
杜月笙在青帮中的辈分其实并不高，这也是他一生很感苦恼的事，但由于他后来和戴笠结下不解之缘，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谋划策，因此，实质上成了青红帮数一数二的人。
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竭力支持赞助戴笠组织“总动员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此博取信任。“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任主任委员，杜月笙、杨虎等人任委员。杜月笙捐助轻武器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个支队，其中如陆京士、水祥云等人，就是杜月笙的门徒。
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钱大钧虽是市长兼警备司令，但只是一个空名，掌握大权的实际上是吴绍澍。国民党上海党部一直由吴绍澍负责，他还身兼东南军政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三青团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社会局长和《正言报》社长等重要职务，红极一时，炙手可热。
吴绍澍野心勃勃，公开和杜月笙对峙起来。对于吴绍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团根本不放在眼里。在杜月笙的打击下，搞得吴绍澍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中统、军统纷纷告状，吴绍澍竟被剃了个光头，只剩下了《正言报》社长一个闲职。
吴绍澍倒台后，杜月笙并未获取更大的利益，他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杜月笙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办一办“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
杜月笙在打击吴绍澍时，蒋经国和宣铁吾尽管坐山观虎斗，袖手旁观，但却加深了对杜月笙及青红帮本来已有的反感，两人由此开始酝酿对付杜月笙，这也成为杜月笙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