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根据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断定他具有民主、民权思想。如有论者说：“孟子政治思想最大之特色，在其所倡民权思想。孟子极端主张重民轻君。……孟子此种‘民贵君轻’说有两大要义：一是天子必得人民同意，证明人民有最高之权力；二是社稷皆可由人民加以变置，证明人民为一国之主，此为孟子民权思想最充分之表现。”（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一版，1998年影印版，第93-94页）
同样的观点认为：“孟子关于政治权力的思想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发挥借鉴，那就是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人民的地位不仅在君之上，而且在国家（社稷）之上。因为国家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国家的利益应当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必须置民众的地位于国家之上。……总之，按照孟子的思想，人民是政治权力的终极源头，只有实实在在来自人民的政治权利，才是合法的。”（徐克谦：论儒学基本原理与民主政治的兼容与接轨，孔子研究2004年第6期）
我认为这些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孟子》有关论述的全文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上述观点说，孟子主张“天子必得人民同意，证明人民有最高之权力”，大概是根据“得乎丘民为天子”一句。但此句只是说，必须获得或拥有广大（或至少一定数量）的人民才能成为天子，并没有“天子的身分或合法性必须得到人民的确认和同意”的意思。
有注译者将此句译为“得到广大人民的民心才能成为天子”,这是不准确的译法：原文是“得乎丘民”，而不是“得乎丘民之心”。民心如何体现出来？它的表达方式是怎样的？这一切都不清楚，所以这一说法也是空的，无法落到实处。
该观点说孟子认为“社稷皆可由人民加以变置”、“人民的地位在国家（社稷）之上”，这是对孟子这段话的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没有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天子为轻”。
当时“君”和“天子”这两个词并不能通用，各自内涵完全不同。君就是指诸侯国的国君，而天子是封他们做国君的那个“共主”。孟子这一整段话都是站在天子的角度讲的。
这里的君，并非指天子，而是各诸侯国的国君。这里的社稷也不能等同于所谓国家政权，而只是该词的本义，即土谷之神，这从“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一句可以看出。
天子准备好祭祀土谷之神的祭品，既丰盛又洁净，而且祭祀及时，但是仍然发生旱涝之灾，那么就要换掉土谷之神。如果这里将社稷理解成国家政权，就是不通的说法——国家政权怎么成了祭祀的对象，而且是管刮风下雨、天旱水涝的事情？
当诸侯危害土谷之神，土谷之神没有效用时，君（诸侯）、社稷都可以变置，因此对于天子来说，相对不那么重要；而民是无法变置的，所以对天子更为重要一些。
虽然社稷、诸侯皆可变置，两者又有区别：社稷是天子尊崇、祭祀的对象，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变置的，所以天子在变置时取更为慎重的态度；而诸侯是天子分封的，处于他管辖之下，要变置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天子认为“社稷次之，君为轻”。总之，这里进行变置活动的主体是天子，而不是如上述观点所说“社稷皆可由人民加以变置，人民的地位在社稷之上”，当然更不存在什么“人民为一国之主，人民的地位在国家之上”的事情。
所谓“民贵君轻”，都是相对于天子的需要而言的。这里的“贵”，并没有与“贱”相对的意思，孟子并没有说“民贵君贱”，而是说“民贵君轻”，这不是偶然的，表明孟子是在“重要性”的意义上，即与“轻”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贵”这个词。
由于不可变置，人民对于天子更为重要一些，而诸侯国君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如此而已。从孟子这段话中，我们并不能看出有什么民权或民主的思想。
孟子还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他认为，人民不仅对于天子是重要的，对于诸侯也同样重要，是三宝之一。这里的“宝”也是重要的意思，并非认为人民的地位很高贵。孟子将其重要性与土地、政事并列，放在比珠宝更重要一些的位置上。这里同样没有涉及民权、民主思想。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