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姜德明先生的《常读鲁迅》一书，其中的《炮火中的鲁迅先生》一文写到1932年“一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鲁迅先生正居于上海，曾与家人避迁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文中也提到鲁迅先生向周建人当面讲过几个抗日英雄的故事。
战火纷飞之下，曾有性命之虞，按说鲁迅先生对日寇之祸应有切肤之痛，自然应有仇恨的文字流注笔端。但鲁迅先生一直没有相关文章发表。其《航空救国三愿》只是写了对国民党抗战谎言的不满。姜德明认为鲁迅先生是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但无法解释何以至先生逝世的1936年仍无此类文章发表。这一时期的相关作品有《一 二八战后作》：“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送别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他意识到“战云”只是“暂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区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一部分善良正义的日本人民。
除了揭露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的丑行的作品，还有对善良正义的日本友人表达善意的作品，我们更希望看到鲁迅先生歌颂抗战及谴责侵略暴行的作品。
也许当时的形势过于复杂，鲁迅先生因此没有发声。这种形势的复杂和当时文人和普通人的普遍的心态，可能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同书中的《鲁迅与萧红》一文，写到1936年7月， 鲁迅夫妇送别去日本的萧红。七七事变的前一年，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萧红为什么还要选择去日本，而鲁迅夫妇为什么还要相送？他们对日寇的种种罪恶已有亲历，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应有所察觉啊！这只能理解为民间的正常交往仍在继续吧。
我看豆瓣上有人与我有相同的疑问，摘录如下：“道理我都懂，但萧红为什么要去日本？1936年距离九一八事变过去5年了，距离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还有一年，萧红，一个东北人，遭受过家乡被侵占，颠沛流离到南方的一个东北人，家乡已经变成满洲国的东北人！她居然在1936年去了日本？”“骂日本是工作，去日本是生活？”
不过，鲁迅先生确实是骂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友邦惊诧论》：“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
署名刘宅宅的网文“鲁迅生前从不骂日本人？他临终前捎给弟弟的嘱托，澄清一切污水”可以稍释此疑：“如果这也是一个罪状，那么我可以打保票说，这是彼时所有中国文化人的‘原罪’。因为，从历史事实上看，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文化人共同的心境及表现。不信，您去查阅下文献，在1936年中日决战、鲁迅病逝之前，可以找到多少整天批判日本的文人及其言论？”
鲁迅先生也是有其历史局限和认知局限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做法。1936年国人对日的警惕和对日的仇恨，总体而言恐怕远不如今天。今天，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已经被充分揭露和批判，使得我们回顾历史，才能够看得更深更透一些。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精日媚日的谬论和丑行，以至供奉日寇牌位为其招魂的罪行，才能在发现后立即予以痛斥和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