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琬（1614年-1673年），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曾任浙江、四川按察使，清朝著名诗人。他的一生，文采斐然，政绩卓著，一句“先人俱出牧，清白是良弓”传诵至今，宋家“一门三进士”传承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清白家风。宋琬的父辈勤勉尽责、造福于民，也教导子女要“慈惠廉清”，宋琬将这四个字铭刻于心，“岂敢陨越，以坠家声”，无论艰难顺遂，一刻不敢忘怀。
家风清白传子孙 散尽家财为百姓
山东莱阳的宋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传承着家族为学、清正廉洁的传统，仅宋琬一世，就有同族兄弟等中举者近八人。而宋琬作为家族的重要成员，更是将之发扬光大，吴梅村在为莱阳宋琬所作的《宋玉叔诗文集序》中曾说：“三齐科第，大都一姓为多，因而陟巍资、跻贵仕者，珪重组袭，何其盛哉。”
宋琬的高祖宋黻是明代莱阳第一个进士，曾负责发放辽东军饷。他一改前任官员与监军头目相勾结、中饱私囊的陋习，拒绝一切宴请与送礼，务使实惠归于将士。任职浙江按察使期间，用刑论法，惩恶雪冤，清正廉明。宋琬的曾祖、祖父都以善行、孝行名世，宋琬的父亲更是出类拔萃，多有惠政，锄奸擒盗，大行教化，深得民心。崇祯十三年莱阳饥荒，人有相食。宋琬的父亲开仓赈粟，活数千人。离任后，百姓念其功德，在城外为之建祠，称为“益咏堂”，甚至连盗贼都依礼下拜，并且相互告诫说：“宋公有德于民，祠不可毁。”可见百姓爱戴之深。
莱阳宋氏至宋琬一代已绵延十二世，人口数以百计，几代人通过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人生态度为族人树立了行为楷模和典范形象。不论官品大小，处处为百姓谋福祉，深受百姓爱戴，博得“清风良吏”的美誉。为赓续家族传承，他初登仕途便主政税务，恪尽职守，“吏事精敏，榷税溢额至五万七千余两”政绩斐然。1654年，宋琬任陇右道（又名陇西道）佥事，时甘肃秦州正值大地震之后，“可怜半秦民，骨肉毙陶穴”宋琬临场目睹惨状，忧心如焚，一面向朝廷申报，一面自出家财，以恤赈灾，并“捐俸银救济灾民”，加之以工代赈修筑秦州城南河堤(史称宋公堤)，呕心沥血多管齐下，才安顿好灾民生活。因救灾有功，政治清明，被钦赐蟒服并加晋一级。1672年，在四川按察使任上，他“夺豪强所占城中隙地及郊野久废闲田，使穷人任耕乘屋，以为永业。”四川经济得以恢复，民众生活得以安定，民风为之一新。在他离任时，当地百姓涕泪挽留，十里相送。
命运多舛守忠贞 坎坷不移赤子心
宋琬由明入清，进退失据；他内心深处契厚清流，却又热衷世务，屡屡卷入政治漩涡。他有书生的抱负和理想，却也因过于正直单纯数次被诬入狱：第一次入狱在庚寅顺治七年，时宋琬由于政绩卓著，正值升迁，但其兄为逆仆诬构，牵率及宋琬；第二次入狱在顺治十八年秋，时宋琬刚升任月余，又被族侄宋一炳告他与“谋逆”于七勾通，致宋琬全家入狱，形势凶险。后终因缺乏力证、朝臣鼎力相助而使得宋琬幸免于难。惶恐之余，宋琬作诗感皇恩，却又因此诗又起事端，其所治奸民王式以词中有侮漫清廷之意，复将他牵罗入案，其身世之惨烈为同所侪罕见。
面对阴森恐怖的牢狱，铁面无情的酷吏，无休止地问讯，宋琬在很少有士大夫的自怨自怜的哀叹，更多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他悲愤交加，在《诏狱行》中借先朝旧事喊出内心的愤怒，“白骨交撑裹赭衣，残骸谁敢收黄土”一语中的，堪比清初冤狱之盛。宋琬又时时以左忠毅公左光斗的精神激励自己，“王者杨、左辈，颈血于此丹”，他表达自己的忠义之气，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只盼皇天明鉴，可见其忠义正直之心。
宋琬后人宋志刚讲述：宋琬曾在《渔家词》形象描绘渔民的贫困和租吏的凶恶。渔民因“今秋无雨湖水涸”还得“烹鱼酌酒”招待租吏，最后只好“泣向前村卖网罟”，将赖以生存的渔网变卖交租，将污吏的贪婪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身为士人阶层的他，能共情于底层人民的悲苦，鞭挞社会统治的黑暗，这颗赤子之心是何其珍贵。
暮年击楫心犹壮 一代诗宗是良弓
由明入清的作家中，宋琬是一个极有才华，又命运多舛的作家，诗文名列“国朝六大家”，与施闰章齐名，并称“南施北宋”。宋琬一生仕途偃蹇，身历两次牢狱之灾，心灵备受摧折，内心的悲愤全借诗文倾泻而出。所著《安雅堂诗》一方面折射出他仕清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宋琬深沉的忧患意识。他描绘了明末清初的历史画卷，细笔勾勒出政局转折时期士大夫的命运遭际，堪称一部易代心史。
他以诗为笔，饱蘸人生，或笑看沉浮，或明理寄志。其人格魅力汇就一股清泉，历经数百年依旧生生不息，他是名动京师的“燕台七子”，也是誉满清初的“一代诗宗”，更是吏事精敏的“清白良弓”。宋琬曾追求庙堂之高，也坦然于江湖之远。纵观宋琬一生，“早岁登籍，中丁家难，晚遭逆变”半世繁华，半世寥落，始终不忘廉吏本心，以斑驳人生阅历为锉，自我打磨成一张“清白良弓”，以诗文为箭，拉满“慈廉”之弦，穿刻史册，万古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