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曾国藩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前章我们说到，曾国藩在长沙大刀阔斧地整治却受到了长沙官员的羞辱，所以他决心自己练成一支劲旅，打胜仗扬眉吐气。
清朝末年，大清王朝的正规军已经腐败到底，不论是满族八旗还是汉人军队绿营都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曾国藩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但他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很了解军队现状，所以决心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一支湘军。
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己创立军队显然是不被允许的，他得通过各种伪装以及突破各种难关来达到目的。下如此大的决心是因为什么呢？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庵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经过洪秀全改造的西方的基督教，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经典，扫灭传统信仰。
对于曾国藩这位理学家而言，这是不能忍的，在他看来，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也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
因此，曾国藩想尽办法，写奏折向皇帝汇报练“大团”、解决办公场地、创立水师、募集军饷......这些困难解决起来，根本不是我这篇小短文能够描述得清的。
“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湘军之强，也就是湘军为什么可以所向披靡，胜过正规军的战斗力？
曾国藩创立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第一点就是厚饷制，他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避免贪腐问题，因为军饷高，湘军很容易招纳人。
第二个制度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将军和士兵之间有纽带，知根知底，这样下级能忠于上级，形成凝聚力提升战斗力。
第三点是选人原则不同，即“选士人领山农。”什么意思呢？曾国藩认为，精神的力量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人有一时之勇，却没有坚定的信仰。而读书之人的勇敢来源于深厚的学养，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且可以用所学解决问题，在极乱的战场上也可以做到不动心，头脑冷静，分析战况，能很好带领军队。而“领山农”主要是山农纯朴，古话说：“近山者仁，近水者智。”所以曾国藩在选人上可以说非常有自己的判断了。
除了制度，还要有策略，曾国藩建设军队，把着力点放在了“训”和“练”，“训”，就是训话，“练”就是练习军事技术。思想教育和战斗实力两个方面的都紧抓，无疑让这支湘军有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
不得不说，曾国藩建立湘军是困难重重极具挑战的。我们在这里分析了湘军是如何设计建立的，其实在成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还多次与咸丰皇帝博弈。除了一开始以“大团”伪装，曾国藩建湘军得到了咸丰的支持外，其他时候他都以各种借口避免咸丰对他的计划干扰。原因是当时的太平军太猖狂了，咸丰急于镇压，在曾国藩觉得还没把军队训练出来时就屡屡要求他出兵应援。好在，曾国藩顶住了压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最后的希望，他以“首战告捷”为宗旨，没练好绝不出兵。
拒不出兵，不仅是违抗了皇命，更是让曾国藩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他的同仁、朋友、湖南的乡友都对他失望。但有些坚持还是必要的，他的不出兵为自己的战备、战略都提供了支撑。虽然和咸丰杠上了，但他的目的达到了。
在曾国藩解决了造船、练勇、筹饷等问题之后，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咸丰四年（1854）年初，曾国藩亲率两师北上长沙，迎战在湖南的太平军。
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骨感相互碰撞，曾国藩亲率的部分湘军在情报错误的判断下，首战惨败。战斗的进程超过了曾国藩的想象，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一心要首战告捷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料到如此境地，想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想到其他官绅对他的嘲讽和皇帝对他的失望，曾国藩羞愧至极几次赴死自杀，幸得被救。
也许这就是上天给他的考验，在曾国藩还陷于羞愧的状态中时，一个消息给了他生的勇气。
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大胜太平军，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的命运转折点。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
咸丰皇帝得知后迅速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也在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一改往日的名不正言不顺，也一改湖南乡绅对他的态度。
曾国藩：“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
曾国藩：“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在这次的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