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在延安闭幕。会餐结束后，毛泽东、王稼祥漫步走出餐厅，迎面来了一位体态轻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毛泽东热情地同她打了招呼，并将她介绍给王稼祥：“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
这句诙谐幽默的话把王稼祥和朱仲丽都逗乐了。
朱仲丽有些拘谨地同王稼祥握过手后，便匆匆忙忙赶去工作，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问毛泽东 : “你是怎么认识小朱的 ? ”
毛泽东听闻内心一喜，32岁的单身汉王稼祥已经成为“老大难"人群，很多同志都非常关心他，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妻子。
当时延安来了一批青春靓丽的女学生，学历高模样好，其中有好几位都对儒雅英俊的王稼祥公开表示了好感，但王稼祥丝毫没有反应，这可把毛泽东愁坏了。
有一次开完会，毛泽东单独把王稼祥留下：“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还有一次，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今年才30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
不善言辞的王稼祥明白，大家都很关心自己，希望他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但他过不了内心的那道坎，因为之前被两段不幸的婚姻伤得太深。
1925年，19岁的王稼祥在芜湖圣雅各中学读高中，寒假回家时发现家里张灯结彩，一场热闹的婚礼已经万事俱备，就等他这个新郎官了。
王稼祥的父亲王承祖是个小商人，本身没什么文化，很是推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思想。况且他认为儿子既然已经读到高中，那就应该一心扑在学业上，考取功名做官才是王道。
偏偏王稼祥与父亲的期望背道而驰，他热衷于社会政治，并参加和领导了芜湖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愚化教育的活动，此事愈发促使王承祖想要给儿子娶个媳妇，借以将他牢牢拴在家里。
正在这时，王稼祥的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托人给王承祖带话，想要把自己的女儿查瑞香嫁给这位高徒。王承祖求之不得，双方父母直接定下这门亲事，正在读书的王稼祥对此一无所知。
年仅18岁的王稼祥听说自己被定亲的消息后，对父亲表示了强烈抗议，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婚姻应该自己做主，不能由长辈包办。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订婚，换成谁心情也不可能美丽得了，况且王稼祥还有充足的理由：“你们既要求我好好读书，又要我早早结婚，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王稼祥说出这番话实属勇气可嘉，可父亲独断专行，压根就不理睬他，于是19岁的王稼祥就这样被迫步入了婚姻殿堂。
比他大两岁的新娘查瑞香对这门婚事也不满意，但不同于王稼祥的奋起反抗，她选择默默接受这一切。
虽然岳父查文梅是英语老师，但他的思想并不开明，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因此查瑞香是个文盲，和王稼祥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为了改善二人关系，王稼祥请求父亲也允许媳妇读书上学，却遭到无情拒绝。苦恼至极的他，寒假还没结束便提前回了学校。
原本王稼祥考虑过离婚的问题，他设身处地地为同样不幸的妻子着想，如果她被离异，那么将面临极端悲惨的现状，嫁人没人要，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思来想去，王稼祥决定维持现状，将满腔精力放在革命事业上。
1925年，王稼祥因为高举爱国旗帜被开除出校，当年10月，他被组织选派远赴苏联，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同年，查瑞香生下了王稼祥唯一的儿子王命先，因为精神抑郁和产褥热，查瑞香不久便得病离开人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昔日的小婴儿已经是20多岁的青年了。
王稼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十分刻苦，在192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开启了在异国的教学生涯。
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最高的政治理论学府，尽管入学条件极其严格，但入学后的待遇却相当优厚。不仅有供个人支配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每人还有单独的房间。
年轻英俊的王稼祥在一位苏联姑娘的猛烈攻势下，迎来了自己的爱情。这位姑娘出生于乌克兰，父亲是位小手工业主。在十月革命后，她随着革命大潮来到莫斯科并参加了共青团。
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王稼祥任团支部书记，这位女孩在支部做技术秘书工作，两人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频繁。在王稼祥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后，姑娘更是频频约她到公园散步聊天，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爱意。
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姻，但王稼祥的感情经历还是一片空白，他对姑娘的爱情攻势没有拒绝，觉得自由恋爱很好，可以提前认识和了解对方。
当时的莫斯科，有很多来自各国的杰出青年革命家，他们吸引了很多苏联姑娘的兴趣，她们很清楚，这群人回国后必定成为栋梁之材，与他们结婚，便可以从默默无闻、辛苦劳作的底层人跃升为瞩目的领导夫人。王稼祥这位外国女朋友，也怀揣着相同的目的。
性格随和又憧憬自由恋爱的王稼祥，在周围朋友的助攻下，于1928年秋结婚了，婚房就是红色教授学院那宽敞的宿舍。
婚后不久，两人在性格、爱好、习惯上的分歧便凸显出来。王稼祥性格内向、做事稳妥，生性不会应酬，也不愿为此浪费时间，更不会背后评论他人。而女方生性好动，回到宿舍便喋喋不休，经常要王稼祥放下手中的工作，听她说东道西。
很快两人便矛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从1927年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很多苏联人断定，“中国革命已不可挽回”。女方认为自己选择了错误的结婚对象，内心相当窝火。
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父亲被当地政府定为小工业主，剥夺了选举权。王稼祥积极建议女方将情况向共青团汇报，以便让组织对她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谁知女方却大为光火，认为王稼祥多管闲事，两人屡屡爆发激烈争吵。
1929年秋，刚刚结婚一年的王稼祥与女方分手，他把自己的房间和全部物品让给了资历不够、难以分到房子的女方，自己蜗居到另一座小房间。
这两次不幸的婚姻对王稼祥打击太大，加之延安的工作比较繁忙，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王稼祥腾不出时间处理个人情感问题，他甚至已经抱定了独身主义想法。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朱仲丽，紧锁的心门“啪嗒”打开了一条缝。
朱仲丽是湖南长沙人，父亲朱剑凡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爱国者和革命家，也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但他完全摒弃了封建主义思想，1904年在家里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专门招收女学生，还把数十万家财全部捐献用来办学。
朱剑凡
许多女革命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如向警予、杨开慧、蔡畅等。五四运动前后，朱剑凡又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朱仲丽得以常常和这些前辈们见面。
一次毛泽东来拜访朱剑凡，正好遇见穿着红衣裤的朱仲丽，小女孩盯着毛泽东憨憨地笑着，走上前说到：“爸爸是不是让你当泥瓦匠？”毛泽东闻言大笑：“好孩子，难怪爸爸喜欢你，你要好好读书，很多道理慢慢会明白的。”
在朱剑凡的影响下，八个儿女都参加了革命事业，朱仲丽跟随姐姐朱仲芷（萧劲光大将的妻子）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朱仲丽以大学生的公开身份掩护姐姐，1932年11月13日，就在姐俩同邓中夏的爱人李英接头时，敌人破门而入，17岁的朱仲丽被捕。小小年纪的女孩子，表现得相当英勇无畏，面对敌人的威胁，她就是不告诉姐夫的去向，也假装不知道姐姐的身份，最后在著名律师史良的帮助下被无罪释放。
史良
1936年，朱仲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南大学，第二年来到延安，被分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外科医生，虽然年仅21岁，但她已是有十几年革命经验的“老资历”了。
刚到延安，朱仲丽就被邀请到好久没见面的毛叔叔家中做客。毛泽东告诉她，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教诲使她终生难忘。
延安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压根就没有专业的医生，科班出身的朱仲丽每天至少要做两三台手术，管三四十张病床，简直忙到飞起。她为人胆大心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子华牙痛，朱仲丽用老虎钳子替他拔过牙。
后来，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到延安，听说此事后连连摇头，说什么都不肯相信老虎钳子能在病人嘴里发挥威力。直到他与朱仲丽同台配合，仅用10多分钟便做完痔疮手术后，对这位柔弱的女性刮目相看，白求恩在延安期间所做的全部外科手术，都点名要朱仲丽做他的助手。
自从第一次见到朱仲丽后，王稼祥的内心生出了波澜，加之朱仲丽经常为领导人看病、做保健工作，与王稼祥的接触慢慢多起来，王稼祥从间接渠道了解到朱仲丽的家世、学识修养、道德操守后，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
“红娘”毛泽东察觉到了王稼祥的情感动向，打趣说 : “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 ”王稼祥诚实作答。
“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萧劲光，萧劲光是她姐夫。”
凑巧的是，王稼祥曾是萧劲光的救命恩人，内向的他选择了“曲线救国”的方式，给萧劲光写去了一张便条，全文是：萧劲光同志：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萧劲光和妻子
萧劲光立刻明白了王稼祥的意思，和妻子朱仲芷商量后，两人都觉得这是好事，乐意全力促成，决定由姐姐亲自带着朱仲丽去王稼祥那儿作客。
朱仲丽还以为是叫她看病去的，习惯性地带上了听诊器、血压表，结果还没见到王稼祥呢，姐姐姐夫就轮番上阵，在她耳边不停地念叨王稼祥的各种优点，希望朱仲丽好好向王稼祥学习，这样才会进步得快一些。
已经23岁的朱仲丽很快听出了姐姐的弦外之音，通过自己与王稼祥的接触和了解，她很欣赏其才气，也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姐姐和姐夫的美意，第一次不作为医生而是朋友，与王稼祥开始了交往。
以后他们又多次交谈，相互间情谊日益加深。
在一个休息日，王稼祥给朱仲丽送去一张便条：“小朱：有空请到我这里坐一坐，稼祥。”
朱仲丽很快去了，两人聊了一会后，王稼祥却突然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小声地说：“仲丽，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个请求来得太突然，朱仲丽本来想说：“我听你的。”却又羞怯地改口为：“为什么这样快呢？”
王稼祥马上说：“只要你同意，什么时候都可以！”
虽然感情上比较木讷，王稼祥的行动却是相当迅速，他很快将结婚报告提交给组织部，当时的负责人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既是朱仲丽的老乡，又是王稼祥的老战友，都举双手赞成他们的婚事，报告得到了迅速批准。
但朱仲丽向王稼祥提出了一个要求，满足后她才能嫁给他，那就是戒烟。
王稼祥的身体一直很差，曾在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遭飞机轰炸，腹部受了重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限制，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带着重伤走完了长征。1937年病情再度恶化，只能出国到苏联进行治疗，为了缓解疼痛，他只能靠吸烟转移注意力，结果染上了烟瘾。
朱仲丽身为医生，相当明白长期吸烟的害处。有次碰到李富春，他调皮地问朱仲丽：“你什么时候与王稼祥办喜事啊？”
朱仲丽脸红了：“我要等他把烟戒掉，手里再不夹香烟了。”
李富春哈哈大笑：“好厉害的八妹，还没有结婚就想管住老公，我看办不到吧？”
有时候，还是男人更了解男人，同为烟友，李富春很清楚戒烟对王稼祥来说有多难。事实上，直到结婚22年后，王稼祥才真正摆脱了香烟。
在结婚的问题上，朱仲丽不着急，王稼祥却不想再等了，1939年3月5日，是农历的元宵节。这天，33岁的王稼祥和24岁的朱仲丽在延安喜结良缘，夫妻摆了两桌以土特产为主的酒宴，招待了毛泽东和萧劲光等热心的“红娘”。
这天毛泽东异常兴奋，王稼祥是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遵义会议上的一句话拯救了中国革命，朱仲丽算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小老乡，这对新人的结合他也功不可没，毛泽东高兴地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个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这是王稼祥的第三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次婚姻。
婚后，王稼祥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情全赖朱仲丽照顾。朱仲丽想方设法调剂丈夫的生活，以保证他的健康。夏天，她剥两个又沙又水灵的西红柿送到书桌旁；冬天，她精心煮一杯王稼祥最爱喝的咖啡，让他暖暖身子提提神。有时见他坐得太久，她就趁他搁笔时走过去，轻轻说一声：“喂，休息一下吧！”
经过朱仲丽体贴入微地照顾和关爱，王稼祥的身体逐渐康复起来。为此，朱仲丽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稼祥同志身体这样好，每天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是你这个医生的功劳。你是一个好老婆啊！”还有一次，毛泽东对朱仲丽说：“你们是一对模范夫妻，你能把他战争期间受伤的瘦弱身体，照顾得如此健康，很了不起！使他能为党做很多工作，这里有你的一半功劳。”
夫妻二人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有一个孩子。朱仲丽在怀孕期间生了重病，又得了阑尾炎，医生认为应该做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在征求王稼祥意见时，他坦然地说：“没有孩子也好，正可以集中精力多做工作。”他们就这样从此没有生孩子。
少年夫妻老来伴，在解放后那些蹉跎岁月里，不论是去苏联当大使还是回国干工作，朱仲丽都寸步不离地陪在王稼祥身边。夫妻二人均是品行和善之人，不论对朋友还是对身边的警卫员，都尽最大的可能来照顾，人人都喜爱这对和蔼可亲的长者。
1974年，王稼祥突发心脏病去世，与他牵手35年的朱仲丽顿时形单影只，刚过61岁生日的她无法排解心中的思念，瞬间苍老了许多。老领导见她天天哭，又气又心疼：“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光哭怎么行？”
他的话对朱仲丽震动很大，她想了很久，王稼祥在生前还有很多手稿没有完成，自己应该接过丈夫的笔，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就这样，医术高超的朱仲丽放下手术刀，拿起笔成为一名作家，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她的主要作品有《春霞润我》、《艳阳照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等等。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她创作了电影剧本《苍海横流》和30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除此之外，她出版的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多为王稼祥。
朱仲丽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珠珊”，“珠”字的左边是王稼祥的姓，右边是自己的姓，她把自己的一生与挚爱的丈夫永远结合在一起，斯人已逝但爱情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