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自打建立之后，由于缺乏足够的工商业的支撑，边区机关军民基层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都非常匮乏，尤其是在国民政府停发军费和实行经济封锁后，边区的发展一度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好在边区上下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熬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不过整个边区的发展历史上，来自于国际或者国内民主团体的援助与支持，也绝对是边区发展壮大的重要助力之一。
苏联方面的资金援助一度是边区建设发展经费的重要来源，早在1937年11月的时候，苏联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就一次性的提供了相当于3万美元的资金。估计有的朋友觉得几万美元没多少，但是千万别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元的购买力，要知道那时候一美元的汇率差不多是三个半袁大头，而在1937年的成都，一块袁大头能买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是5斤猪肉又或者是40个鸡蛋。而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陈纳德在国民政府当飞行顾问的时候，每月薪水1000多美元，那收入放眼国际都已经算得上是了不得的高薪了。
到了1938年2月27日，经过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批准，苏联方面决定向中共提供5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同年的4月28日，中共中央收到第一笔30万美元的资金，六月份又有30万美元的资金到了边区。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的2.45万美资金，同年三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援助款项。
还是在这一年的三月，苏联驻华大使潘友也带回来3万美元的资金。这些款项对于边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初期直到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共收到苏联援助合计161.31万美元，当然这个数字由于资料的缺失显得不那么全面，实际上可能有一些不大的出入。
除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国内各阶层对于边区的援助也是比较有力的，比如说在1938年至1939年的这一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区曾开展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组织义演、义卖，共募集到几十万元，为新四军购买急需的药品和可以做出5万余套军装的布匹。就连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都从荷兰进口一千具防毒面具捐给了八路军。
宋庆龄名下的保卫中国同盟，也积极在海外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资金、医疗器械、药品以及其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到了1939年2月的，宋庆龄寄往延安的资金就达到了法币6万余元。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和边区共收到共计881万元的捐款和180万元的慰劳款。就连比较偏远是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地区，就曾经支援边区60余万银元、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和大批的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