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统计古装剧中最常出现的皇帝，清世宗雍正大概是最先被提起的一个。从严肃向的历史正剧到娱乐向的言情剧，雍正的身上似乎总有无法穷尽的想象空间。2022年，《甄嬛传》就再一次爆红，被无数十级学者们“盘”得油光锃亮，其中就不乏对雍正本人的各种探讨。
除了影视剧的诠释，很多人也会想起雍正的种种有趣之处，例如他回复官员奏折的“真性情”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雍正还是那个年代的资深cosplay玩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雍正帝行乐图》上就画着他身着各种服装，cos成各种人物的样子：
雍正对《大义觉迷录》事件的处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管控的严密，也是谈到清代历史时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么，作为皇帝的雍正，对于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究竟秉持着怎样的治理理念，这些破圈的朱批、绘画又反映出他怎样的治理观念与文化倾向？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在《风俗与历史观》一书中从民族、经济、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勾勒出雍正时代的轮廓。“雍正帝有着将所有的权力向皇帝集中的一元式秩序理念，同时亦有着对社会经济的流动化趋势不作遏止，而尝试进行控制的灵活姿态。”
《风俗与历史观》|[日]岸本美绪
01.
雍正帝的理想国家
正如一些学者所描述的，18世纪的中国是清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在康熙（1661—1722年在位）、雍正（1722—1735年在位）、乾隆（1735—1795年在位）三位皇帝治下，清朝的统治区域扩大至包括外蒙古、新疆、西藏在内的广大地区，对国内来说也是一个稳定的时期。与在位长达60年的康熙、乾隆两帝相比，雍正帝的治世只有13年，在领土扩张方面也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发展。但是，在日本有以宫崎市定为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有杨启樵和冯尔康的研究，在欧美也有黄培（Pei Huang）的《乾纲独断：关于雍正朝的研究，1723—1735》等著作。
正如这些研究已经厘清的，在果断推行国内制度的改革、接连颁布方针明确的政策、希望构建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国家这一层面上，雍正帝毋宁说是比康熙、乾隆更具有坚定理念的有能君主，这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通过探讨雍正帝的各项政策可知，明末以来作为悬案的种种问题，在他的时代得到了一定的解答。那么，雍正帝希望构建的又是怎样的体制呢？在此，我不打算探讨各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以根据雍正帝对清朝体制批判者曾静的反驳编纂而成《大义觉迷录》为线索，一窥其国家理想的概貌。
编纂《大义觉迷录》的契机，是湖南的下层知识人曾静通过其弟子劝说川陕总督岳锺琪造反一事。逮捕曾静进行审问后得知，他受明遗民学者吕留良著作的影响而抱有反清之志，故有此举动。吕留良等人主张反清的根据不仅停留在清朝统治者是夷狄之满洲人这一点上，亦与清朝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以及放任地主进行土地兼并的自由的经济制度相关。吕留良等人认为，古代的封建制度承认世袭势力在地方的统治，井田制度向贫民分配土地，这才是理想的统治形态。雍正帝并未对曾静处以极刑，而是将他对清朝的批判公之于众，通过对其批判进行彻底的反驳来主张清朝统治的正当性， 并将与这一事件相关的皇帝上谕以及与曾静的问答总结汇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雍正帝认识中的正确的统治形态，在书中得以明确展示。
第一，民族问题，即针对华夷之别的看法。民族的出身与清朝统治的正当性相关，对清朝来说，这无法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然而，雍正帝如是说道：
“逆书（指的是曾静所撰写的反清书籍《知新录》）云：‘（清朝）夷狄异类，詈如禽兽。’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 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 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在清朝的版图中，包括作为统治者的满洲人在内，生活着种种与汉人有着不同语言与风俗之人，将他们称为“夷狄”亦不妨。不过，人的上下之别在于心中是否有仁义，而非是否为“夷狄”孔子《春秋》中强调的夷夏之别，是以礼义之有无作区别，而非以地区之远近作区别。难道古代的圣王中就没有夷狄出身之人吗？“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
明代严辨华夷之别的看法，不过是因为国力较弱，受到外国压迫而不得已为之的逻辑，在今日清朝的威德之下，在广大领土的人们积极归顺的状况之中，华与夷、中与外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此处，以礼义之有无对人进行区分的做法得到了肯定，但这一礼义并非指儒教的学问或衣食住行的具体习惯，而是指忠君、守法等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道德规范。“礼义”的标准并不与特定的风俗、教养或教义绑定，而是一种极致化的抽象。此处有着清朝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中特色鲜明的“一视同仁”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雍正帝有儒学的素养，重视佛教与藏传佛教，在不危及统治的范围内也大体宽容伊斯兰教等宗教，在这一背景中，存在着清朝的华夷观念不关乎“礼义”之具体内容的抽象性。
这样的看法具有不歧视任何民族的基本道德性，因而值得肯定，在这点上，它有着否定狭隘民族歧视的契机。但是，这样的看法亦同时显示出，当各民族各自形成独自的政治结合体以谋求独立时，他们的行动将会被压制。道德高尚者的统治，应达到超越民族差异的普遍性，与之相悖并尝试独立的动作就被认为是私党的反叛。在同时期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理念在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相比之下，支撑清朝国家正当性的理念毋宁说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第二，再看看经济问题。在明末以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及财富与人口流动性加剧的状况下，封建论者关注的是如何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保障贫民的生活等方面。从这种关注出发，在古代井田制中习得的土地分配与限制买卖等做法被构想出来，曾静的著作也同样主张这样一种复古的经济政策。与此相对，奉皇帝旨意进行审问的官员，如此说道：
“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认为能力与努力理所当然会造成贫富差别， 不应对其进行限制的看法。明末以来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之一是财政问题，以及贫民的生存保障问题。明初设计的课税体系里甲制（组合特定数量的户，成立组织，让其负责课税事务与治安等）在土地与人口的流动化趋势中陷入功能不健全的状态，加速了财政的困难。而且，无法在农村维持生计的人们流入城市，形成了从事杂行杂业的贫民阶层。面对这种事态，在实物经济的回归、贫民的归农、土地交易的限制等遏止流动性的方向上谋求解决方案的讨论， 是采取“封建”论式立场的学者之主张。另一方面，政府非但对这种流动性不作遏止，毋宁说在设计出能有效应对这种流动性之制度的方向上，推动了政策的展开。一条鞭法、均田均役法等明末以来的一系列赋役改革，就是其中的例子。
雍正时代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后者的方向上推向了极致。例如，以雍正年间为中心普及的地丁并征，是把丁税摊入地税之中，使税制单一化的政策；而顺庄编里则是不划定户数与土地所有额的范围，以村落为单位来组织纳税户的征税方式。这两项政策均试图尽可能减少土地、人口的流动与公性质的赋课负担之间产生的摩擦。明末以来的赋役改革大致在此处到达了终点。除此之外，解除禁止米谷流通的地方性限制以使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的政策，解除康熙末年以来推行的禁止南洋（东南亚）民间贸易的政策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自由经济较为亲和的政策基调。另一方面，关于贫民的生存保障，在皇帝保障每一个子民的生活这一家长式理念下，谷仓的设置与灾害时的救济等国家主导的福祉政策也得到推进。
在近世的日本，官方通过检地、石高制与禁止土地买卖的政策，遏止了此前的流动化趋势，试图维持家、村落团体与赋役负担之间具体而固定的关系。与此相反，清朝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流动化的趋势，试图构筑有效的经济制度。税收的基础不是工商业而是土地，这并不显示出国家经济基础的非商业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毋宁说这是把土地作为货殖手段，以频繁买卖的商业性经济作为基础的税制。
第三，政治体制的问题。从王赐予同族与功臣领地，让其世袭统治地方的周代“封建”制度，到皇帝使用官僚来集权式统治全国的秦代“郡县”制度，这一演变被中国的知识人视作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关于“郡县与封建孰优”的讨论，也不曾间断地贯穿了整个帝制时代。与吕留良和曾静等主张“封建”的观点相对，雍正帝指出了“封建”论的落伍，坚定地站在了“郡县”的立场之上。
“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为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事到如今岂有复行封建之理乎？〕”
“大一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外一家”“君臣一体”等，雍正帝的文字中不断出现“一”这个词。拥戴皇帝这个单一的支配者，官僚自不必说，万民亦犹如一个身体般一体化的透明政治世界。在那里，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相对于皇帝而独立的政治空间的存在。雍正帝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经常表达出如此的想法。主张“封建”的曾静批评了通过科举任用官员的做法，与此相对，雍正帝则认可科举是发掘有能官吏的有效方法。
然而另一方面，面对汉人社会里科举中式的官僚享受精英式的特权而相互勾结，并尝试守护这一特权的倾向，雍正帝将其称作“朋党”而极力批判，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敌对态度。“用人无方”，即皇帝任用官吏的手法没有绝对的方式，科举也好，其他方式也罢，皇帝可以随意提拔有能力的人才。科举中式本身，也不是获得精英地位的排他性依据。实际上，在雍正帝重用的臣子之中，与其说是科举精英，不如说是因实际业绩而被皇帝发掘并提拔的官僚更占多数。
日本的幕藩制与法国的旧制度是社团式的国家结构，与此相比，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雍正帝的国家理念在不问身份，使有能之士得到平等晋升机会的同时，亦以不允许掣肘皇帝意志的特权团体与阶层存在的极端一元式体制为目标。
上述在雍正时代的政策中呈现的倾向，应该如何归纳为一个整合性的形象呢？对雍正帝的历史评价多种多样，既有强调其思考样式中“近代式的、合理性的”一面，也有人将其评价为“独裁君主”， 还有人指出其经济政策站在了“地主阶级的立场”之上。通过《大义觉迷录》中显示的雍正帝关于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的看法，可以指出一点，那就是雍正帝有着将所有的权力向皇帝集中的一元式秩序理念，同时亦有着对社会经济的流动化趋势不作遏止，而尝试进行控制的灵活姿态。
02.
“后16世纪的共通问题”与清朝
众所周知，清朝的根基构筑于16世纪末的辽东地区。在明代，包括辽东在内的中国东北的女真（之后的满洲）人被编入卫、所这一明代的军事制度中，各集团的首领获得武官的地位，被授予朝贡的证书，与明朝进行贸易。15世纪初，这样的卫有将近两百个。他们的生活形态是狩猎与采集，还会进行农耕，对首领来说，与明朝的贸易是重要的财源。
16世纪以降的国际商业的繁盛与海禁、边禁的废弛，使得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汉人与周边民族混杂的活跃市场，辽东亦不例外。在辽东，女真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均参与了贸易，在围绕人参与毛皮这类重要商品的贸易权的激烈争夺中，独占性地积聚朝贡证书并在贸易中执牛耳的实力人物得势兴起。在驻扎此地的明军之中，以李成梁为典型的军阀成长起来，军费的投入也加速商业的繁荣。清朝的始祖努尔哈赤，就是乘着辽东这般骚乱状态扩大势力的群雄之一。
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金（后金），开始了与明的对决并压制了辽东地区。虽然清这一国号确立于1636年，即在努尔哈赤死后继承汗位的皇太极时代，但从金到清，作为17世纪前半叶东北地区的一大势力登场的满洲政权，可被总结出如下特征。第一，他们是以边境贸易为主要财源，在与其他势力的军事斗争中实现了自身利益的商业军事集团。女真（满洲）族虽然被称作狩猎、采集民族，但这种狩猎、采集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与人参、毛皮等国际商品的获得相联系。借用三田村泰助的话说，他们是具有“商业资本家”才智的人群，这种才智在边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得到了充分的磨砺。
第二，他们君主的领导权与其说是制度性的，毋宁说是由在斗争中占得先机并最后取胜的现实主义式的判断力与实质的指导力所支撑的。拥有实力的独裁式领导者、向其效忠的拥有忠诚之心的臣下共同构成了战斗集团，这种整体感形成了清朝政权的凝聚力。
第三，清朝政权是在1644 年入侵本土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多民族性质的政权。女真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混杂的辽东市场是一个多文化的环境，在其中崭露头角的努尔哈赤应该是能够掌握多种语言的人物。为了在女真势力的竞争以及与明的交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必要时也必须将汉人与蒙古人的集团纳入政权内部。皇太极在1636年确立大清国号即皇帝位时，其仪式是在皇太极接受满洲、蒙古、汉人各自上奏的即位请求这一方式下进行的。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又从顺治帝时代对中国本土的入侵到康熙帝之后向周边地区的扩大统治，清朝的版图在急速扩张，已经远超当初东北一隅的规模，而将广袤的领土尽收统治之下。然而，从统治者的资质与支撑政权的人的结合理念来看，当中存在着某种一以贯之的性质。利用市场经济的才智、不问出身的开放视野、注重实力的严厉的现实主义、由战斗集团式的整体感所支撑的强势领导力——将这些与《大义觉迷录》中所显示的雍正帝的统治理念相比， 不难看出其中一脉相承的共通方向。可以说，雍正帝所构想的世界， 不是一个根据民族与身份划分固定范围的世界，而是以皇帝为单一中心的、一元性的、没有裂缝的秩序空间。在其中，有实力者获得晋升，无实力者走向没落，在不间断的流动之中，这一秩序本身得以稳定维持。
上述清朝政权的特质并不仅为清朝所特有。可以说，清朝政权是在16至17世纪初期的商业浪潮之中，在东亚、东南亚中出现的为数甚多的商业军事势力中的一员。在明朝的朝贡体制崩溃之后，以东南亚的多个港口城市为中心，诞生了许多“绝对主义国家”。以中国东海为舞台拥有着海上国家式实力的倭寇集团、通过海外贸易积累了财富与新式武器并促进了日本统一的织丰政权——前述清朝政权的特质，即利用市场经济的才智、不问出身的开放视野、注重实力的严厉的现实主义、由战斗集团式的整体感支撑的强势领导力等方面，也同样为这些东亚、东南亚新兴势力的领导者所共有。
但是，这些新兴势力在17世纪中叶以降，迎来了巨大的转折点。有的在国际商业浪潮的沉寂中被淘汰，有的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建立了国家。但是，国家的构建方式多种多样。如果说有清朝般在保持开放、流动与多文化性质的状态下形成大帝国的例子，那么也有日本那样毋宁说是缩小对外关系、创建出以世袭身份制度为根基的紧密社会结构的例子。17到18世纪，是在16世纪商业浪潮催生的混沌状态沉寂下来后，各个国家各自摸索其独特社会体制的时期。
可以把这一问题放在更大的世界视野中看待。如何重建在16世纪商品经济冲击下被极大撼动的社会秩序，这一问题超越了从中国到东亚、东南亚的范围，是包括欧洲在内的多个地区所共通的从17到18世纪的全球性课题。就前文通过《大义觉迷录》提及的三个问题来说，可以整理出以下三点。
第一，民族、宗教与国家统合的问题。在进行国家统合之际，国内的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应该如何处理？第二，市场经济与财政的问题。是应该放任还是限制16世纪以降急速活跃化的市场动向？应该如何控制市场经济才可以从中汲取国家建设所必需的财源？第三，王权与中间团体的问题。在伴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呈现流动化的社会中，是以君主为顶点，排除与其对抗的中间势力以构筑一元性的国家秩序，还是考虑联合那些稍具独立性的团体，以此形式来实现国家的统合？这些问题为雍正帝所直面，也同样为日本以及欧洲等其他地区所共有，各地的人们各自寻找并谋求问题的解答。
我们可以暂且把这些问题称作“后16 世纪的共通问题”。当然， 这些是在世界史上所有国家统合进程中均能发现的问题，可能并不为16 世纪以降的时代所特有。然而，我认为饶有深意的是，16 世纪激烈的混乱状况在17 世纪以降走向收束，其时，这些问题作为具有全球共时性的切实课题出现。在这样的意义上，雍正帝时期中国的国家体制的形态，亦与其他地域所进行的秩序重建的摸索有着莫大的关联。
03.
朝向未来的未决问题
此后，经过了上百年，清末的梁启超用“无形的专制”“间接的专制”来批判中国的体制，指出它比不平等、不自由的贵族制度有更深的危害，那时被设想出来作为批判对象的社会形态与雍正帝的构想相重合。梁启超感觉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一些自由与平等，反而妨碍了推翻专制的社会改革。此处反映出作为孟德斯鸠的初期介绍者之一的梁启超所具有的“近代社会观”。
我们的清代社会观其实也是同样的。对所谓的“ 近代性”（modernity），或曰应有的社会形态该如何把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清朝的看法。如果把重心放在从共同体式的身份性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机会的平等、包含多样族群的开放性这些点上，清代社会的体制就当时的世界来看也是先进的，甚至还可能在其中看到后现代性的方向。另一方面，如果重视作为“近代社会” 之根基的团体性气质以及坚实的权利观念等方面，清代社会也可以被看作欠缺这类契机的社会。这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引发了争论， 现在仍在研究者之间催生了不同的清代社会观。
在今日中国的“现代化”中，雍正帝的形象也成为争论的对象， 这一点饶有深意。近年，在中国电视中播放的大型历史剧《雍正王朝》将雍正帝塑造成飒爽的变革先行者，这成为坊间话题，我在好几位明清史研究者那里都有所耳闻。最近在阅读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随笔集时，发现了对《雍正王朝》极尽批判的片段。批判的论点涉及许多方面，但对雍正帝与知识人之间关系的批判特别有意思。据他所言，《雍正王朝》称颂了雍正帝与“天下读书人”的“结党营私”对决，依靠心腹部下为民竭力之事，但在其中敌视“清流”知识人的现代含义赫然在目。作为一个公然标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雍正当然不希望臣仆们腐败自私，也要奖廉惩贪。但他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诩清廉而对君主保持某种独立人格以建立道德形象的“海瑞罢官”式行为。“雍正这样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电视剧作者对此的赞赏。岂止赞赏，电视剧实际上是青胜于蓝地强化了这种‘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正如秦氏所言，这种把握雍正帝的方式，或许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史观的亡灵。但是，坚决推行变革的“雍正帝”形象，对今日中国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或许也是事实吧。
从实际情况来看，雍正帝的时代既非称颂者所认为的美好的理想状态，亦非反对者所描述的恐怖专制，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应该是一个与前后时代相比没有特别变化的普通时代。本文讨论的并非雍正时代的现实与实态，而仅是他所描述的理念。但是，雍正帝的秩序构想，是面对“共通问题”的一个极其出色的解答。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对这种构想是称颂还是批判，不仅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它成为不能无视的镜子，而且对直面之后的时代性课题的人们来说，它也会带来某种冲击。就戴逸以及弗兰克的18世纪观来说，他们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以18世纪为转折点，在世界各地域之中，何者成为后续时代的胜者何者成为败者的问题。
但是，本文与其说关注这种胜负，毋宁说关注面对时代的“共通问题”，不同地域的人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以提出各具个性的解答，这个问题提出力的影响范围。这是因为，宗教与族群、全球化的商业经济、一元性还是多元性的政治体制这样的问题，即便对于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来说，也绝非已解决，而是作为朝向将来的未决问题存在于我们眼前。关于这样的课题，雍正帝的构想或许依然能够给予我们几许提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