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同志，我当过四川苏维埃主席，现在不行了……”
1960年，甘肃酒泉，一个老人在寒风中步履蹒跚，来到乡里，对工作人员说了一番话。
工作人员难以置信：“真是那样的大官，现在早就该在北京了啊。”
“同志，我对天发誓，真没有撒谎！”
工作人员仍然不相信，老人无奈地转身，摇摇晃晃向家里走去……
1985年5月，酒泉地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为采写酒泉市西路军老战士的英雄事迹，来到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时，一行字惊现眼前：熊国炳，现名张炳南，曾担任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四川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
看到这一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决策层人员，跟李先念、徐向前在一个班子里。
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的熊国炳，为何默默无闻，淹没于人海？
这个熊国炳，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经历？
熊国炳，原名熊廷南，四川通江县熊家湾人。
由于原始档案丢失，他的出生年月有1893、1899、1902等三种说法。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熊廷南小小年纪就上山砍柴、放羊，挖山货、抬滑竿，历尽人间艰辛。
尽管如此，家里依旧穷得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下顿。
12岁那年，通江遭灾，日子更加艰难，父母无法养活几个孩子，一狠心将熊廷南过继给万源县竹裕乡熊家坪的熊邦杰为儿子，从此熊廷南改名为熊国炳。
熊邦杰的家境稍微好一点，再加上妻子没有生育，夫妻将熊国炳当亲儿子看待，还送他去读了两年书。
16岁的时候，养父母安排熊国炳成了家，他和太平山一个叫赵紫香的姑娘结为夫妻，小两口恩恩爱爱，日子过得温馨。
然而好景不长，熊国炳18岁那年，养父、养母先后过世，小夫妻受到族人的排斥。
熊国炳无奈离开了熊家坪，上山过起了“野人生活”。
一次捕猎，熊国炳误中猎人设下的毒箭，毒性很快发作，生命危在旦夕。
熊国炳是个血性的汉子，他紧咬牙关，大喝一声将毒箭拔出，强忍剧痛，用力挤出毒血，总算保住一命。
还有一次打猎，熊国炳遇到一头猛虎，他临危不惧，与其搏斗，将其射杀。
乡亲们对熊国炳敬佩有加，称他为“巴山勇士”。
1932年12月初的一天，熊国炳在野兽嘴里救出一名身穿长衫的“客商”，对方感恩戴德，两人结为兄弟。
这名“客商”名叫李子才，是一名红军后勤供应员，熊国炳的人生从此出现转机，走上了革命道路。
不久，红四方面军开到通江，打土豪，分田地。熊国炳干劲冲天，积极参与，帮助建立乡村革命组织，并联合乡亲们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捍卫胜利果实。
熊国炳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竹峪乡赤卫军队长和乡苏维埃主席。
熊国炳上过几年学，在那个年代鹤立鸡群，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
因为工作能力突出，熊国炳引起张国焘的注意和赏识，一路提携培养。1933年2月，熊国炳担任川陕省苏维埃主席。
在第二、三届川陕省苏维埃选举中，熊国炳又两次当选，足见他的工作能力还是出色的。
熊国炳主抓根据地建设，农业和工业搞得有声有色，对红四方面军反“围攻”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打土豪分田地，熊国炳还发明了根据地最早的“互助合作”模式。
比如扶危济困，在农忙的时候组织劳动力帮助困难户收割，为他们调剂耕牛、农具、种子和劳力，甚至组织起多支代耕队、割谷队，及时为无助的百姓耕耘和收获，根据地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充分保障了苏区军民的粮食供给。
熊国炳发明的“互助合作”模式，在瑞金苏区都很少见到，堪称是他的独创。
主席对此非常赞赏，说“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
熊国炳的出色政绩，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也引起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敌视，悬赏5万大洋捉拿他。
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后，敌人卷土重来，敌人对熊国炳开始了疯狂报复。
他的长子和次子被军阀在观音岩残杀，枭首示众。
妻子赵紫香虽然侥幸逃出魔爪，但也在流浪中被活活饿死；敌人还对他的生父熊朝兴、生母邓氏进行毒打，将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
熊国炳闻讯后非常难过，但是他没有被吓倒，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
长征途中，在徐向前的撮合下，熊国炳和红军女战士张庭富结为伉俪。
1936年10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结束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在甘肃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后，为了打通西部通道，改善红军的处境，立即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
熊国炳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骨干，成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
结果，西路军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河西走廊，激战倪家营，喋血梨园口，最后弹尽粮绝，饮恨祁连山。
1937年1月高台失守后，敌人集结重兵，围攻西路军后勤部队驻守的临泽。
供给部长郑义斋和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柄，召集供给部、卫生部、总医院、兵工厂、运输队负责人开会，指定富有战斗经验的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担任守城前线指挥，不分男女，将所有人编成战斗小组，誓死保卫临泽。
战斗从1月21日打响，一直坚持到1月23日，马家军付出较大损失，硬是没能攻进去。
23日夜里，在红9军的接应下，熊国柄指挥城内红军用马蹄裹布悄悄撤离了临泽城，向位于倪家营的30军靠拢。
行至一个叫三里沙嘴子的地方时，突然与一股马家军骑兵遭遇。
在激战中，秦基伟带领部队冲出重围与30军会合。
熊国炳则被敌人冲散，胯下战马中弹倒下。
他的妻子张庭富下落不明，警卫员也不幸牺牲。
熊国炳被摔进白雪皑皑的山坳，昏迷不醒，他的双脚很快被冻伤，奄奄一息。
被寒风吹醒之后，熊国炳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
他用冻僵的双手用力支撑着身体，努力拖动冻伤的双腿，一步步向前爬行。
爬行中，不远处传来人声，熊国炳抬头一看惊喜地叫出声来，他看到两名红军。
两名战友将其抬到崖下，燃起一堆篝火，熊国炳不再瑟瑟发抖。
他们又用积雪在熊国炳的伤腿上反复摩擦，让其双腿恢复了知觉。
可是厄运很快再次降临，数十名搜山的马家军骑兵发现了他们，不能起立行走的熊国炳被俘了。
马家军看到他身穿红军军装，又说四川话，便对他进行拷打，然而熊国炳坚称自己是伙夫，是被强拉到红军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敌人见他衣衫褴褛，双脚冻伤，估计不是什么大官，就把他丢在不远处的裕固族头人那里。
裕固族头人可怜这个红军“伙夫”，在马家军骑兵离开后，将其悄悄放走了。
在一个汉族大妈的帮助下，熊国炳养好了伤，可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但是，马家军很快又开始搜捕红军，到处张贴画着西路军领导人头像的悬赏告示，其中就有熊国炳。
为了不连累大妈，熊国炳决定出走，他一路乞讨，顺着祁连山向西而去。
其实当时他是打算向东前进，寻找战友的，因为迷路也不敢问路，就南辕北辙向西而去，结果越走越远，从此失去了方向。
他一路西行，自然找不到战友。
最终，熊国炳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发现这里风声没有那么紧，他壮起胆子一问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酒泉。
熊国炳无奈，只好到处打听哪里有用工的地方。
在一位道士的帮助下，他到了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就住在道观。
道观的道士劝他出家，但熊国炳依旧一腔热血，执意要寻找部队。他婉拒了道士的好意，离开了道观。
可是一口四川话的熊国炳无处立足，很快被马家军盯上，他慌不择路，钻进一家民房。
敌人随后进去，要将他捉拿归案，民房的女主人大大方方地拉住他就往卧室拽。
女主人一边拉一边用小手捶他胸脯，嘴里还不停地骂：“死鬼，上哪快活了，几个月不回家？”
敌人一见，转身就走。
熊国炳改名张炳南，后来成为女主人的丈夫。
这个女主人是一名寡妇，名叫小玉儿，她丈夫死去三年了，一个人带着3个娃艰难度日。
从此，熊国炳和小玉相依为命，在酒泉落脚，开了一家小店，靠卖火油、摆干果摊为生。
熊国炳暂时打消了寻找部队的念头，他告诉自己，这也许就是命。
这位苦命的寡妇救了他的命，他决定留下。
熊国炳也曾经想过要离开这里，去寻找组织，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迈开脚步。
直到1949年10月，酒泉人民迎来了解放，他们食箪浆壶迎接人民军队。
看到熟悉的队伍，已经两鬓斑白的熊国炳在欢迎的人群里，感慨万千，激情再次被点燃，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
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去找部队，人家会认自己吗？
1951年9月，组织在当地开始调查，寻找流散的西路军战士。
熊国炳在调查表上，郑重地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曾经担任过的职务。
也许是他曾经担任的职务太大了，工作人员难以置信，觉得他在浑水摸鱼，没有理睬。
此后，熊国炳再也没有对人提起过那段经历，他觉得自己能活过来就已经赚了。
1952年，河西走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熊国炳轻车熟路，热情地投身其中，他的工作能力让年轻的工作队员十分惊讶，对他刮目相看。
但是没人知道他曾经是川陕苏维埃主席，在三十年代就领导过土改。
1958年，年过六旬的熊国炳叶落归根，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万源县，但是老伴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不久后他又带着家小，返回酒泉黄草乡泉湖村。
来到酒泉不久，熊国炳就遇到了自然灾害，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老伴破天荒地给他提出要求，让他去北京，找队伍里的老熟人。
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都健在。即使在熊国炳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也担任了昆明军区司令员。
只要他到北京去，大家怎么会袖手旁观？
然而，熊国炳考虑之后拒绝了老伴的要求，他告诉老伴：“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遭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好意思去给老战友们添麻烦？”
“再者，我当时一时糊涂，脱离了组织，去北京找他们说不清啊。”
可是后来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老伴也卧床不起，得了浮肿病。
熊国炳硬着头皮，找到当地民政部门，鼓足勇气说出自己身份。
然而工作人员难以相信，熊国炳在困难时期辞世。
直到20多年后，徐向前、李先念他们才得知熊国炳的遭遇。
回顾熊国炳这段经历，有个谜团无法解开：普通战士在跟上级失联之后，历经千辛万苦还要到延安去，是什么原因让一位高级干部，会随遇而安，不去寻找组织？
也许只有熊国炳自己，才知道其中的答案。这一切都成了秘密。
熊国炳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失去了几个亲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没有背叛，也没有变节。更为可贵的是，他在解放后淡泊名利、安享清贫，默默无闻甘当农民。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靠双手自食其力，没有向组织提出过特殊要求，闪耀着一位革命者的品质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