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与上海、天津、福建等地几乎同时，远处西北的兰州也出现了近代工业的烟囱。那就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陕甘战事行将结束，陕甘总督左宗棠将随营修理军械的西安机器局移设兰州畅家巷创办的兰州制造局。制造局生产枪炮弹药，用于收复新疆，开创了自鸦片战争后第一次使用国产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还有左宗棠看准了的发展经济可利用的西北盛产的羊毛，于光绪六年（1880年）开工的拥有60多台机器的兰州织呢局。这是亚洲第一家机器制呢局。这“两局”的出现，使千百年来附属于农业经济的甘肃手工业，在洋务派实业自强的声浪中萌生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甘肃近代工业文明燃起了第一束火炬。
紧接着，清末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又为开局不久的甘肃工业拉开了第二层帷幕。那时节，兰州道兼甘肃洋务总局总办彭英甲，承左氏余绪，聘洋人、办统捐、开矿山、建工厂，新政项目遍地开花：续办“两局”、办理农工商矿总局、筹设督垦总局、设立劝工厂、开办洋蜡胰子厂、筹议商品陈列所，开办官银钱局、创办官铁厂、创办窑街官金铜厂、创修黄河铁桥……这些实业，有的在民国时期几度易名，续办不缀。
甘肃省档案馆藏民国年间甘肃省建设厅的一份“甘肃生产建设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档案，记载这一段时，用了两个“时代”予以指评：一是“左宗棠时代”；一是“彭英甲时代”。可见概括之直接、之精准。
但是，当我们在遗存不多的那些黄卷陈墨中细细探看当年创办实业的具体模样时，不得不面对甘肃档案资源的一段伤心史。
（一）
甘肃自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巡抚，设总督，始为陕甘总督驻节之地，兼管陕西、新疆，原存文书档案丰富。历史上，虽屡经大乱，而省城始终未失各衙署卷宗，清代档案，还包括肃王府的明代档案，直至20世纪初尚保存完好。但是，却没有逃过民国时期甘肃财政司长田骏丰之手。
民国二年（1913年）秋七月，甘肃财政司“清理旧档”，田骏丰以“历朝档案堆积如山，非惟地小不足以回旋，又恐办公务员稍一不慎，致酿回禄之灾”为理由，一把火，把原甘肃布政使司“十数屋”档案烧个精光。田骏丰，甘肃甘谷人，是光绪优贡，创办过兰州日报，也是很有文化的人物，当时身兼财政司长和甘肃警务厅长两职，权力显赫，这就很麻烦。他怕“回禄之灾”引火，就干脆先用火烧掉了之。这就是他对“清理旧档”的交代。慕寿祺时任督署秘书长，是亲历者，他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著《甘宁青史略》中记：藩署所存档案“为历史极有价值之成绩，为吾甘最难得之文献。一旦作为废纸，岂有不大可惜耶？骏丰不听，竟付之一炬。”曾任甘肃省通志馆副馆长的张维是亲闻者，他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所著《兰州古今注 宝巩局》中记：“民初，清理藩署旧档，空屋盈塞，累累皆此物，毁之数日，乃尽。”兵燹、动乱，尤其是人为毁损，是档案的大敌。这次毁档，使甘肃明清档案遭到重创。
所毁档案，就包括“左宗棠时代”和“彭英甲时代”创办甘肃近代工业的大量档案在内。可惜、可悲、可叹。
（二）
甘肃省档案馆现存清代档案有2297卷。涉及晚清开办近代工业的档案仅有三小部分：一是兰州黄河铁桥档案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黄河铁桥“筹备案”“运输案”“经费案”45卷、571件。二是甘肃布政使司档案中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甘肃洋务总局、甘肃统捐总局、甘肃官钱厂、甘肃军械局、甘肃农工商矿局的各种收支报告清册、洋匠薪水、机器价值简明总册197函、379册。三是汇抄甘肃兴办实业的各类办事细则，各局、厂、所章程等的档册《陇右纪实录》22卷、6册，汇抄档案180件。可谓卷帙珍稀，史料零星。
这些幸运地保存到今天的档案，查看它的经历，也是命运多舛，用“颠沛流离，劫后余生”八个字来形容不为过。虽然数量不多，但仍可窥见甘肃近代工业那些不为人知的细枝末节。
（三）
在古金城兰州架设横跨于黄河南北两岸的铁桥，曾是左宗棠的梦想，只因当时洋商索价过高而作罢。30年后，正值清末实行新政，黄河铁桥在陕甘总督升允和彭英甲的任上创修成功。建桥过程惨淡经营，艰苦备至，已人所共知。好在建设黄河铁桥形成的档案，归档于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没有存于当时的布政使司，幸运地躲过了民国二年那一劫。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后更名为甘肃省署实业厅，民国十六年（1927年）甘肃省政府改实业厅为建设厅，这些档案存于建设厅。1949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逃离前发出紧急命令：“转移前将政府档案做紧急处理”，重要档案进行“焚毁、埋藏、转移”，次要档案“从速列册销毁”。只因仓皇逃离，未来得及销毁。人民解放军从解放兰州的战火中把包括铁桥档案在内的许多档案抢救出来，由兰州军管会接管。2002年，《兰州黄河铁桥档案》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四）
甘肃布政使司档案毁于民国二年。甘肃省档案馆藏布政使司办实业的清代档案从何而来？从许多档册的扉页上，钤盖有“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藏书印”和“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等印文来看，这些档案曾一度流落到东北地区。从上述第三枚印章的中心部位镌刻有“昭·1951”的字样分析，显然是日本昭和年号的缩写语，说明这些档案还曾蒙受侵华日军占领的文化统治。为了弄清这一事实，笔者在纂修《甘肃省志·档案志》时，查找到一份1965年11月12日旅大市图书馆给甘肃省档案馆的来函。来函称旅大市图书馆有甘肃的历史资料，如果甘肃有接收的意愿，可与本馆联系。接函后，甘肃省档案馆紧急回函，表达了马上接收的意愿并致感谢。是年12月，流落到东北地区多年的这些甘肃档案197函、379册被接收回馆，使建立不久的甘肃省档案馆获得一批十分难得的本地形成的档案珍品，又使我们今天能亲眼目睹百年前甘肃近代工业初创时期的原貌。这些档案究竟是如何辗转东北的，还有待于专家进一步去追究。
（五）
彭英甲于宣统三年（1911年）将他刚刚办理完毕的各项新政形成的各类章程、细则、清褶、名册、税单、报单、运照、合同、电文，以及有关的详、札、咨文等180份文件，汇抄成册，名为《陇右纪实录》。现在，甘肃省图书馆等收藏部门也保存有《陇右纪实录》，但均为印本，而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是写本，是珍贵的清末实业档案。它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得益于清代建立的汇抄制度，因为，那些当初形成的各类文案、文卷，没有逃过民国二年的那把火。这部档册记载的当年情形翔实、系统，披露出一些有价值的细节。
一个是对外国技术人员的利用。彭英甲利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方式颇切实际，所有来甘工作的外国人，俱由甘肃当局聘为中国政府的职员，在系统上是彭英甲的属员，而且每一名外国技术员负有专责，无法推诱，不但管理方便，责任亦至分明。当时每个被聘用的外国人除本身工作外，还兼有训练学徒及教书的责任。在彭英甲与比利时人林阿德签订的一份合同中，就明确规定林阿德兼甘肃农矿学堂的英文教员。所有聘用合同大都规定任期三年，来甘时一律发给两个月薪水及川资500两，期满返国亦发给两个月薪水及川资500两，但如因故被辞退或自请辞职时，则回国的川资及薪水等一概不给，如因故致命，则加给恤金、薪水两个月。此种利用外来技术的办法，就在今天看来亦称完善；
二是外资的利用。窑街铜厂是利用外资办起来，所需资金20万两，先由比利时商人垫付，待机器装妥，开办一年后，甘肃公家获利，然后陆续归还。照合同规定，假如通常不能每日出铜一万斤，或铜厂不能获利，甘肃俱无还款的义务。此种利用外资在当时也是最有利的办法。
（六）
比利时人林阿德及其父林辅臣，均协助甘肃官员兴办实业，传为佳话。父子两人都娶中国女子为妻。2005年9月30日，他们的后裔凯特先生、安吉拉女士和安妮女士在兰州张家族人的陪同下，来到甘肃省档案馆查询资料，寻根问祖。甘肃省档案馆向他们提供了林阿德与彭英甲签订合同的复印件，安妮女士也向省档案馆赠送了林阿德保存的当年兰州黄河铁桥竣工典礼的照片（如图）。张家族人和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文史专家邓明先生陪同安妮三人探访了兰州织呢局遗址、洋蜡胰子厂遗址和黄河铁桥。安妮女士说，他们来甘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收集资料后打算写一部记述其祖辈在中国的书。时隔4年后的2009年8月，安妮女士专赴兰州参加黄河铁桥百年庆典，把她已经出版了的这部英文书籍赠送给了甘肃省档案馆。
来源：奔流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