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挺坑的，但是也很有讨论价值，首先都应该回顾下，在全面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不算那位委员长的兼职，哪一位将领担任战区级主官职务的次数最多？它也许不是评选“功劳最大”的唯一因素，却一定是重要因素！
蒋某人
其实是陆军中将加上将、二级上将陈诚，他曾经出任过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淞沪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会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鄂西会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累计担任战区级军事职务多达五次，遍数高级将领，无人可出其右。
许多历史爱好者认为，以陈诚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来看，其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简直不忍直视，完全够不上“军事家”的水准。其实吧，那是因为对手实在太强：“不是我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加之南京政府的军政双重腐败，早已经失去了民心。
为什么在正面抗日战场上，功劳最大者首推陈诚呢？主要有三点原因：
陈诚
一、抗日立场坚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陈诚的职务是军政部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陆军整理处长，已经是黄埔系军队的三号人物，且实际军权还要超过部长何应钦。
其中一方面，陈诚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另一方面，老蒋正在开始“扶陈抑何”。
换句话说，陈诚的抗日立场和抗战决心，直接也影响着老蒋的态度。众所周知，何应钦由于历史的原因，得算是“亲日派”（抗战爆发后没有苟且，别冤枉他），缺乏跟日本侵略者死战到底的勇气，如果陈诚跟何应钦一个模样，则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老蒋身边的二号、三号军事人物，都对抗击日本侵略缺乏信心，麻烦大了。
何应钦
所幸陈诚是黄埔系军官团中，坚定的主战派，并且影响了很大一批黄埔系将领，对日态度强硬。
而有了嫡系军队的支持，这当然会或多或少增加了老蒋的抗战底气。从开辟淞沪战场，到“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决策，期间都有陈诚的影子。
陈诚唯一反对实施的，是南京保卫战，当时他人在皖南收容淞沪败军，曾长电陈述南京不可守的若干理由，可惜老蒋为了所谓“国际观瞻”，终于还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客观来说，陈诚的战术水平不咋的，战略眼光并不算菜。认真读读鄂西会战的战史，连日寇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不认为陈诚是菜鸟水平的。
陈诚在远征军
二、率“土木系”成为黄埔系抗战中坚。
黄埔系中央军的所谓“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其实出现在抗战中后期，在抗战初期汤司令还没有自成系统，职务也不过是个13军军长（后第20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胡宗南也只是第1军军长和第17军团长，羽翼未丰。
只有陈诚很早位居军事中枢，从1938年年起即开始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而胡和汤直到抗战胜利前夜，都没有达到这个位置。
所以“土木系”成形最早，实力也最雄厚，以18军、54军、79军为基本盘，数年间扩充迅速，抗战胜利前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不下40万兵力。
土木系
既然陈诚的抗日立场坚决，必然也影响着“土木系”部队的抗战态度，什么四大金刚、十三太保之类的土木系将领，均活跃在抗日战场上。
未必都打胜仗，毕竟敌强我弱，但是“敢战”即可，比如罗卓英、罗广文、黄维、胡琏、郭汝瑰等等。
而陈诚也因此成为老蒋的“替身”和救火队员，不是因为他打仗怎么厉害，水平也确实一般，而是相信他对日本人不手软，相信他能够聚拢和号召中高级将领。
九战区交给薛岳后，再组建扼守川东大门的六战区、赴云南组建第二期远征军、接替蒋鼎文救火一战区等等。
陈、薛
三、重用和力挺薛岳与罗卓英。
正面抗日战场上，若论歼日寇数量最多的将领，毫无疑问是薛岳。实际指挥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之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还间接参与了南昌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等，确实打遍南北歼寇如麻。
即便是单场战役毙伤鬼子最多的衡阳保卫战，方先觉和第10军也是薛岳的部下，因为该军隶属于第九战区。因此很多历史爱好者，将这个问题的答案给出了薛岳的名字，其实看问题是不够全面的。
如论综合贡献指数，学者们根据十项指标对666名将领、1283个频次进行了计算点评，前三名将领分列如下：罗卓英（21频次）、孙连仲（19频次）、薛岳（14频次），所以亦有人称罗卓英为“抗日第一将”，主要是任职战区最多、参战频次最多。
罗卓英
可是大家要明白，无论是薛岳还是罗卓英，能够执掌重兵与日寇周旋，后面因为都站着陈诚呢。薛岳早年曾经跟随张发奎反蒋，属于粤系杂牌而非黄埔嫡系，他能够在抗战中多次获胜从而声名鹊起，皆因1933年起陈诚的保举和力挺之功。
薛岳不仅是杂牌出身，而且脾气火爆经常抗上，连何应钦和白崇禧都不放在眼里，那么在派系倾轧的重庆军内部，若非陈诚做后盾和常斡旋，毫不客气地说，早就被拿下了。没有职务没有兵权，这个“老虎仔”就算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大显身手。
孙连仲能够以杂牌出身，抗战八年始终不倒，甚至官居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因为投靠了陈诚。那么好了，综合指数排名前三的罗卓英、孙连仲和薛岳，皆是陈诚的“小弟”，功劳最大者还有悬念吗？
薛岳
敌后抗日战场：贡献最大的将领是彭德怀彭老总
1937年红军改编时，彭总出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老总一起率部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不过在1940年初，朱老总已经根据形势需要返回延安，因此彭老总成为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实际最高指挥员。
为此，我方在内部成立了“八路军前方指挥部”，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以左权为参谋长，换句话说，这两位老革命家均以“副职”的身份，成为指挥八路军作战的实际“司令员+参谋长”，直至1943年晚些时候，彭总才奉命回延安。
彭总
为什么说彭总的抗战贡献最大呢？因为1940、1941、1942、1943年这几个年头，是八路军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间段。
当正面抗日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得以集中兵力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敌后战场的形势异常危险。
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彭总领导八路军的三个师部、各军区等，坚持在华北御寇，还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百团大战”，有力震慑了重庆当局的某些投降派。
而八路军也在彭总的指挥下，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终于迎来了1944年的第二次大发展。
也是在这一时期，左权将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三年多的时间，敌后抗日战场的环境确实是最残酷最危险的。
说这个问题比较坑，是因为在讨论抗日战争的细节时，必须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分开来看。
混为一谈的话，历史观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两个战场是相辅相成的，单讨论哪一方都不合适。
彭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