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一个部门、一个企业，还是一支军队、一个国家，要想把它管好，必须有一个赏罚分明的机制，该奖就奖，该罚则罚；否则，就会种下祸根。
古代政治家都对赏罚分明4个字分外重视，因为他们深知，国家兴衰、朝代更迭大半是因用人，用人不当大半是与赏罚不明有关。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奖与罚尺度的掌握对大局的影响。
汉哀帝继位后，见董贤容貌俊美，就拜他为黄门郎，不久，又升任其为驸马都尉侍中。董贤出则与哀帝同辇，入则侍从哀帝左右，甚至经常和哀帝同床共寝。董贤对于哀帝也竭尽柔媚之能事，朝夕侍奉在哀帝身旁。这更博得了哀帝的欢心。于是，哀帝便诏令董贤之妻和董贤一起住在宫中。与此同时，哀帝又纳董贤之妹为昭仪，任董贤之父为少府。然后，又在北阙之下为其大治府第，极尽豪华奢靡。至于各种珍宝赏赐更是无以复加。此外，哀帝还为董贤预修坟冢在义陵之旁，其规格同王，并赐予金缕玉衣及尚方珍宝等。更有甚者，哀帝竟要把刘氏江山禅让给董贤，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后来，哀帝竟下诏要封董贤为侯。引起丞相王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王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敢明言直谏，议论时政。本来，王嘉为相后即多次劝谏和反对哀帝宠幸董贤，现在这位无德、无能又无功、全凭容貌献媚取悦皇上的弄臣，竟然也要被封为侯，王嘉实在难于保持缄默。于是，他联同副相、御史大夫贾延一同上疏。哀帝在王嘉等人严词劝谏下，只好权且收回成命。但数月后，他又下诏封董贤为高安侯，还将反对封侯的公卿们教训了一番。
王嘉在皇帝的淫威面前并没有驯服。他再一次上疏封事。然而，王嘉的劝谏非但未能打动哀帝，反而使他对王嘉更加不满意，对董贤却愈来愈宠幸。后来，傅太后死，哀帝又假托遗诏，加封董贤二千户食禄。王嘉第三次封还诏书，不予办理，并向哀帝及王太后上疏。哀帝大怒，以王嘉在朝，位不尽忠诚、举荐不当为罪名，遣尚书召王嘉质问。在哀帝的威逼下，最后议定“召丞相诣廷尉诏狱”，这实际上是迫令王嘉自杀。按照汉代的惯例，“将相不辱”、“将相不对理陈冤”，凡是诏“召丞相诣廷尉狱”，不论有罪与否，受诏后即需自杀，不得出庭接受审问。
王嘉认为自己问心无愧，坚决不肯服毒自尽，在狱中20余日，受尽侮辱，不食呕血而死。哀帝的舅舅、大司马骠骑将军了明平素十分敬重王嘉，对其之死表示同情哀怜，哀帝闻知，遂以董贤代之。这时董贤年仅22岁，即位居三公。
汉哀帝赏罚不明，导致朝廷上下离心离德。西汉在汉哀帝和一个没有能力的董贤的统治下，国势衰弱。哀帝死后，董贤被迫自杀，外戚王莽逐渐夺取了政权，西汉灭亡。
不该赏的大赏特赏，该赏者却被冷落在一边，甚至实施惩罚；该罚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大加奖赏，这历来是导致乱局的祸根。
作为管理者，只有切实地做到赏罚分明，才能服众，才能使一个组织凝聚力量。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都是由于赏罚严明，才使得部队不畏强敌，勇敢善战的。
赏和罚，是古今中外将帅治军的两个手段，这两个手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但要分明，还要行之及时。
《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云：“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孙膑甚至要求：“赏不逾日，罚不还面。”这似乎太绝对，但赏罚的目的是鞭策警示他人，时过境迁就失去了作用。
做管理工作，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做人的工作。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作就容易达到好的效果。目前，在人们的思想觉悟程度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要让工作顺利地开展，赏罚是重要的手段。要使赏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不但要做到赏罚分明、适度、有信，而且要做到赏罚及时，以取信于下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