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把熊老师给放了吧？”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说。
保卫部长回答道：“司令员，上面有指示，谁都可以放，熊大缜不可以！”
“那么，我想见见他，一天没有见他了。”
“司令员，熊大缜他……他逃跑了”，保卫科长吞吞吐吐地说。
“你们寸步不离看着，怎么可能？别给我耍花招，熊老师有个好歹我毙了你们！”吕正操怒视着保卫科长说。
很快，熊大缜有了下落，他被一个战士给杀了，吕正操的话不幸被言中。
闻听消息，吕正操悲痛万分，两行眼泪从面颊流下。
紧接着，他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这一幕，发生在1939年7月下旬的一天，冀中军区的转移途中。
吕正操
吕正操口中所说的“熊老师”是谁，他为什么被控制起来，又为会被杀，接下来吕正操又会如何？
这一切，还要从冀中抗战说起。
1938年春节，冀中军区正在庆祝新年，不远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紧接着一个战士跑了进来，对吕正操说：“司令员，不好了！小曹他们出事了！”
“一个月出了三起事，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一定要请专家！”吕正操痛心地说。
众所周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发展很快，在1938年初已经发展到20多万人。但是蒋氏只给八路军3个师4万多人的编制，这导致补给、武器弹药等严重缺乏。
没有这些，不但不能打鬼子，就是自卫也成问题。
怎么办？
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但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八路军只能进行游击战，缴获的武器弹药有限。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造，造枪支造弹药。
在军区领导的动员下，抗日军民自己动手，用土办法制造土炸药，用木炭、硫黄、硝做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成黑色炸药。
但是配制的比例要求很精确，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有精确仪器和精湛工艺，以及详细数据制造出来的炸药，不是威力不够，就是出问题伤了自己人。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在翻晒炸药的时候发生爆炸，死伤了好几名战士。
因此，吕正操说不能蛮干了，要找专家。
吕正操把找专家的任务，交给了张珍（建国后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他是知识分子，在北平很有人脉。
吕正操找到他，给他下了命令，要他到北平去“招兵买马”，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到根据地，帮助制造军火。
在这一背景下，熊大缜来到了冀中军区。
熊大缜是1934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当时他并不出名，他的老师叶企孙却大名鼎鼎。
叶企孙是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的院长。
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物理学界的权威、泰斗、一代宗师。
华罗庚、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赵九章、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这些如雷贯耳的科学家，都曾经得到他的点拨或者培养。
来自上海的熊大缜，1913年出生于名门望族。
他的父亲熊正琦，是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民国时曾任吉林财政厅厅长。
熊大缜英俊洒脱，豪爽大气，文理双优，还是足球中锋、网球健将。
他也是叶企孙的得意弟子，深得叶老师真传，因此毕业后被留校当助教。
熊大缜送给老师叶企孙的照片
叶企孙对这个爱徒寄予厚望，当时正在给他办理手续，准备让他到德国深造。
而熊大缜也恰好定了婚期，打算完婚后远赴欧洲。
如果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熊大缜会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
这一切，因为张珍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珍到北平时，叶企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
张珍开始找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孙鲁，孙鲁患肺病正在治疗。
他热情地对张珍说：“我虽然不能去，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更优秀的人。”
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跟导师在一起的熊大缜，并向他介绍了冀中如火如荼的抗战。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华北，叶企孙和爱徒怎么在天津呢？
原来，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准备南迁昆明，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是叶企孙的重要助手。
《理想照耀中国》中的熊大缜
然而，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就开进了清华园，师徒二人只能被迫转至天津租界。
熊大缜是个感性的人，也是个热血青年，听了孙鲁的介绍后，当即心潮澎湃，表示愿意到冀中军区，为抗日做贡献。
然而初见熊大缜，张珍心里却一点也不踏实。
张珍作为原辅仁大学助教，他经历了战火洗礼，一身戎武之气；再看熊大缜，西装革履，白白净净，书生气十足。
张珍心里不由打起鼓来，就问：“根据地很苦，你能适应吗？”
熊大缜把西装领带解下一甩说：“可别隔着门缝看人，你能吃苦我为何不能？你吃小米饭我也可以！”
之后，他找到导师叶企孙，直截了当地说：“老师，我要到冀中八路军那里去。”
叶先生感到很吃惊，他觉得抗日尽管很重要，但是熊大缜在后方为抗日做出的贡献，要比去前线大得多。
在他眼里，熊大缜胜过十万兵，如果在那里有个闪失确实不值得。
叶先生对此感到诧异，他吃惊地问：“你不去昆明了？也不去德国了？到根据地去，你觉得自己合适吗？”
熊大缜郑重地点点头，回答了导师的疑问。
约定好上路的日子很快到了，师生都心情很沉重。
民兵铺设“连环雷”
七八年的朝夕相处，他们不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已经情同父子，又好比手足，亲如骨肉。
战场枪林弹雨，生死莫测，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
叶企孙内心深处，有一种赶不走、驱不掉的隐忧，甚至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弟子，熊大缜年轻、单纯、感性、直率，却又太聪明，太能干。
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在血与火的年代进入社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无法胜任。
临别，他再一次叫住了熊大缜：“你再好好想一想，真的决定了？”
然而，他从学生目光里，看出了肯定的答复。
叶先生只好将手按在学生的肩膀上，满含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到那里好好干。
1938年3月，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春日，师徒挥手告别。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是生离死别。
熊大缜推迟了婚期，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来到根据地。
对于熊大缜的到来，吕正操非常重视，带着警卫员早早地站在司令部门口迎接，紧握着熊大缜的手说“你是我们根据地的‘及时雨’，有失远迎！”
吕正操求贤若渴，任命到熊大缜为军需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军需物资工作。
熊大缜才华横溢，但是他深知自己一个人力量太微薄，不能解决根据地人才缺乏的状况。
1938年端午节，熊大缜化装来到日军占领下的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的帮助。
叶企孙在学生中拥有极大的号召力，他振臂一挥，一个多月内就有近百名平津大学生义无反顾地来到冀中，聚集在熊大缜的麾下。
人马到齐了，就该决战了。
熊大缜像一个将军，指挥两个研究小组进行科技攻关。
他还身先士卒，亲自进行最危险的烈性炸药技术研究。
熊大缜是物理学领域的翘楚，研制炸药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
但他主要精通理论，做炸药需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也需要一个过程。
他和技术骨干不分昼夜地刻苦钻研，一种威力强大的自制烈性炸药问世了。
这种烈性炸药的技术，当时在国内首屈一指，被广泛应用于“地雷战”“伏击战”之中，熊大缜一度被称为“地雷之父”。
熊大缜贡献的不只是普通地雷，还有威力巨大的“反坦克地雷”。
连坦克都可以掀翻，威力可想而知。
埋设地雷
1938年9月，熊大缜小试牛刀，和技术研究室的几位技术员，以及八路军战士来到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在那里悄悄埋下了电动控制的氯酸钾地雷。
不一会，一列装满军火的日军火车呼啸而来。
熊大缜一声令下，地雷引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火车头被掀翻在地，列车后面的军火也接二连三发生爆炸。
日军被炸得东倒西歪，断肢少腿，惊魂未定。他们纳闷：这是什么新式武器，八路军从哪弄的？
大威力的地雷问世后，冀中军民如虎添翼、信心大增，频频开展地雷战，打得日军心惊肉跳。
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李勇，在抗战期间曾经先后利用地雷炸死炸伤360多名日伪军，炸毁日军的汽车25辆。
天井关之战，有一种专门炸坦克的地雷，将日军第八连队的横冲直撞的装甲车炸成一堆废铁。
日军报纸惊呼：“中国军队（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
日军的《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也用了相当的篇幅记述日军如何应付地雷战。
在熊大缜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不断壮大，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炸药厂已经拥有2000多工人，发展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掷弹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客观地说，是熊大缜的到来，让八路军如虎添翼，缺少武器弹药的局面大大改观。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八路军的武器制造水平肯定突飞猛进。
可是这一切，随着熊大缜的被捕戛然而止。
1939年春天，蒋军对根据地开始渗透，八路军不得不成立锄奸部予以应对，声势浩大的清理汉奸、特务的运动随之展开。
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军区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而北平学生为骨干的供给部是它的大本营，技研社则是它的活动中心，部长熊大缜是“首要分子”。
于是，熊大缜等技研社技术员随之被捕，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等机关中所有从平津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被控制。
引荐人张珍也无法幸免，被控制起来。熊大缜很快被认定是“特务”。
锄奸部这样说，并非空口无凭，他们手里掌握了熊大缜等人的“犯罪证据”——即一封密信。
密信是放在一批“肥皂”(TNT)里，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送来的。
内容是：你派来的人已经见到，你需要的东西，已开始发送。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通过水路运输。
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锄奸部认为，这个“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就是蒋军在天津的特务机关。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1939年3月，熊大缜被定为“特务、日本汉奸”，接受审查。
在审查中，上百名“特务”被查出。
这时候，熊大缜的导师已经来到昆明西南联大执教，得知消息后他立即通过关系，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反映情况。
最终，惊动了主席。
主席说：“我不信，这个小单位全是特务。”
王耀南
于是，晋察冀武装部长、冀中军区武装部长王耀南再次去调查，结论是：“熊大缜是特务的证据不足。熊大缜案关押的几十个人都不可能是特务。他们一没有任何特务行动，二没有和外界联系过，只有熊大缜一人指认，孤证不立。”。
但是，冀中区委不认可。
之后，主席又派代表、北方局书记彭真、许建国等人复审，调查后建议：“其他人全部释放，熊大缜有待审查。”
1939年7月22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扫荡，冀中区委、军区领导向白洋淀转移。
正是在转移过程中，熊大缜发生了意外。
负责押解锄奸部战士史建勋，嫌熊大缜走得太慢，呵斥说：“快点走，别磨磨蹭蹭的。”
熊大缜当时身体状况不好，辩解了一句：“我没有磨蹭，已经尽力了！”
史建勋发火了：“还敢狡辩？信不信我打死你，就说枪支走火了。”
说着，史建勋哗啦一下，拉了枪栓。
面对死亡，26岁的熊大缜出奇地镇定，他没有哀求，而是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
“如果你真要杀我，请别开枪，我们造子弹不容易，省下一粒子弹打日本鬼子吧。”
“那你说怎么办？”
熊大缜淡定地说：“同志，就用石头砸死我吧。”
史建勋听了，放下手中的步枪，在路边寻找起来。
不一会，他真的找到了一块石头……
史建勋为何要自作主张处死熊大缜？
一种说法是，他的哥哥就是被熊大缜制作的新雷管的地雷误伤致死的。
再加上大家都说，熊大缜是“特务和汉奸”，史建勋认为自己处死对方，是为民除害。
无论怎么说，一位本来可以在几十年后跟他的同学、跟两弹一星一样光芒耀眼的科学家，就这样过早地陨落了！
吕正操得知熊大缜的死讯，痛心疾首，怒不可遏，要为熊大缜报仇。
最后他还是克制冲动，没有做出过激举动。
最后，史建勋被开除军籍，送回了老家。
建国后，钱伟长先生曾经多次呼吁重新调查此案。八旬高龄的吕正操将军也对熊大缜一案难以释怀。
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做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
原来认定是特务组织的“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其实是合作抗日的统战组织。
该组织负责人之一姚客广，是天津地下组织负责人。
对于这个名字，很多人很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此人的真名却如雷贯耳，他就是姚依林，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70年代曾任副总理。
姚依林
曾任沈阳市市长的朱其文，也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他们证明：那封信就是我们的同志写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约定送制造军火的原料。
当时，八路军制作炸药的材料都是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津购得，为了逃避日军检查装在肥皂条中间运到根据地的。
真相大白，熊大缜终于可以安息了。此时，距熊大缜被害已近半个世纪。
熊大缜是一位爱国青年，一位前途无量的科学家，历史不会忘记他为民族独自自由做出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