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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简王十三年（前573年）二月，晋悼公继位；之前，经过三郤之乱和晋厉公遇弑等剧烈内讧动荡之后，晋国原本的四军八卿制度，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缺额严重（此时只有五卿在位；本来，晋厉公准备在铲除郤氏后，便以胥童、夷羊五、长鱼矫（还有吕相）等亲信党羽代替郤氏，入朝堂为卿士，但此事尚未来得及落实，晋厉公自己就被栾书、中行偃唆使程滑弑杀了。
国家不能长期陷于动乱，朝堂上也不能继续有卿位的空缺，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的朝堂急需重组，以恢复正常的政治态势。况且，国内其他卿士大夫家族，面对着卿士的空位，早就按捺不住、想要各显神通、占据其位了，假如控制不好的话，晋国又将面临新一轮的内讧。
所以，年轻的晋悼公在清原发表了继位宣言、使诸卿向晋国和自己效忠、并进入新田继承晋侯之位后，便立即开始着手调整晋国朝堂人事，选拔优秀的卿士大夫家族成员填补因之前一段时间的动荡而出缺的卿位。
而晋悼公选择新卿士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尽量提拔之前被边缘化、不大受重用的家族，使他们感激自己的拔擢、成为国君的拥趸。
在这一次的朝堂调整中，四朝老臣、忠于公室、坚守信义的上军佐韩厥被晋升为上军将，以示对其忠义品行的褒奖；而到雒邑迎接晋悼公回国继位、并和国君关系密切的下军将智罃，则接任上军佐，新军佐士匄升任下军将。
但同时，晋悼公没有调动最重要的中军将兼执政大夫的位置，这个职位，依旧属于栾书（暂时），而栾书的同党荀偃，则进一步被提拔为中军佐（之前的中军佐，是郤錡）；因此，对于晋悼公的更换卿位、调整朝堂行动，栾氏和中行氏没有理由反对、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能以保持沉默来应对。
除此之外，范氏家族成员、士匄之弟彘鲂（士鲂），因为才华出众、品性端正，而被补为下军佐，进入朝堂；下宫之难后、赵氏仅存的最后成员、前任中军佐赵朔独子赵武，这一次也被晋悼公看中，得以选拔出仕，成为八卿中排名最末的新军佐（赵氏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总算出头了）。
而魏氏别支成员，当年奉命出使秦国、以一篇“绝秦书”大涨晋国威风、打乱秦国阵脚的晋国“行人”之首吕相，晋悼公早在雒邑之时，就听说过他的事迹，并为其高超的外交才干而赞叹，所以最后一个卿位——新军将，当仁不让地被授予了吕相。
自魏犨事晋文公为家臣、侍奉主君流亡十九年，然后回国出仕、建大夫之家、别立魏氏以来，历六十余年，经魏犨、魏寿余、魏錡（吕錡）、魏颗（令狐颗）两代人的经营维持，魏氏第一次有家族成员进入朝堂，成为最高卿士之一，吕相，就是这个第一人。
更加高明的是，晋悼公在调整朝堂卿位的同时，又重设了“公族大夫”之职，以荀家、栾魇、荀会、韩无忌四人为公族大夫，参与国政（当初，魏錡就是求公族大夫而不得，所以才怨恨恼怒诸卿，在邲之战中做出了冒失过错之事、导致晋军会战失败）。
栾魇，是栾书的嫡子，荀家、荀会，都是中行氏的同族；这样的利益、权力划分，栾氏、中行氏（荀氏）两家更加无话可说，栾书即使再不想放弃权力、把持朝政，但在亲儿子和同党的规劝（压力）下，也只能唯国君之命是从，接受这份“大礼”。
通过晋悼公的数次巧妙政治安排，栾书的权势大大被削弱，对朝堂的影响力也被逐渐分割、剥离，不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栾书出仕已经三十年、年纪老迈，控制朝堂也有力不从心感觉（主要是慑于晋悼公强大的政治手腕）。功劳赫赫的一代权臣，到了即将退出政治舞台、下野告老的时候了。
周简王十三年（前573年）九月，晋悼公在国都新田举行了继位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大蒐礼，随即再次调整朝堂卿位；而经过这一次的调整后，晋国四军八卿新的排位为——中军将韩厥、中军佐中行偃（荀偃）、上军将智罃、上军佐士匄、下军将栾黡、下军佐彘鲂（士鲂）、新军将令狐颉（魏颉）、新军佐赵武。
在这新一届八卿之中，栾书的名字已经看不见了，栾氏家族的卿位，由其嫡子栾魇继承，改任下军将；而中军将兼执政大夫之位，也被忠厚老臣韩厥所取代；从此之后，史书中不再有栾书的记载出现，继赵盾之后，晋国最为强势、最有权力的权臣栾书，就这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晋国的政治舞台。
离开权力顶峰的栾书，其人生结局如何、此后又活了多久、何时去世，后世的史料一律没有记录，就好像他突然从人世间消失了一般。一代弑君权臣栾书，就以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离开了大家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
另外，刚刚成为新军将还不到一年的吕相，这次也没有出现在新调整的卿位之列，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正当年富力强、准备在卿位上大展身手、为晋国、为国君效尽全力的吕相，在栾书退出朝堂、按次序升为下军将（越过了彘鲂）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却突然罹患疾病、医治无效，于本年九月（就是晋悼公举行新田大蒐礼的同一个月），遗憾地在封地吕邑去世了，殁年不详，大约也就是三十出头而已。
一心想要重用的青年才俊，却突然死于疾病，这让看重吕相的晋悼公着实痛惜不已；这不光是吕相本人的遗憾，更是晋国的重大损失，也打乱了晋悼公既定的朝堂人事安排。
为了修补吕相骤然去世后的卿位空缺，也为了继续落实“简拔才俊、牵制侈卿、控制朝政”的计划，晋悼公力排众议，否决了诸卿士提出的“以荀氏、栾氏、士氏子弟继任（吕相空出的）卿位”的建议，而是以“辅氏之战大败秦军、俘获杜回，功绩铭刻于景公钟之上，令狐文子（即魏颗）之功勋让秦人至今不敢妄动，不可不起用其子”的理由，将魏氏另一别支成员——令狐颉（魏颉）拔擢入朝堂，继承其族兄吕相的卿位，出任新军将。
在晋悼公的坚持重用下，虽然吕相遗憾去世、仅仅只担任了不到一年的新军将（以及担任了不到一个月的下军将）便去世了，但魏氏家族的卿位没有旁落，而是转到了令狐颉的手中，这就保证了魏氏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地位、利益不会白白旁落，家族的政治待遇依旧保持不变；魏氏六十年的努力，不会白费。
除此之外，晋悼公还对晋国的军队指挥系统进行了完善和改进，增加了“戎右”（右）和军尉两职，以戎右管理所有军大夫以上将领的车右，以军尉管理军大夫以上将领的车御，这样将来出征作战时，晋四军将佐大夫们的协同作战、上下指挥就能较之以前更加有效率。
另外，晋悼公还重设了军司马一职（这是当年韩厥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且以此军职在鞌之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建立了功勋），以为全军军法执掌所在；在挑选出任军司马的人选时，晋悼公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从传统卿士家族中选择目标，而是以魏氏大宗第三任家主——魏犨之孙、魏悼子之子，此前并未出仕的魏绛为新一任中军司马，承担起晋国军队的军法监督、执行重任。
就这样，在魏氏别支吕氏、令狐氏子弟先后为家族出力、为国家效忠，肩负维护家族基业的使命多年，并成功进入朝堂、就任卿士之后，沉寂了多年的魏氏大宗，也正式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为振兴家族荣耀，准备做出自己应有的成绩和应尽的义务。属于魏绛的高光时刻，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一展现于晋悼公、及晋国诸卿士大夫们的眼前。
周简王十四年（前573年）十一月（春秋时期以十月为岁首，所以前573年十一月，已经是周简王十四年了），楚国在鄢陵之战败阵后，不甘心失去霸主地位，于是唆使盟友郑国攻打晋国的盟国宋国，当时流亡在楚国的宋国桓氏（鱼氏、向氏、鳞氏，三家是宋桓公后裔，所以称桓氏）也趁机占据宋国彭城。宋国数次攻打彭城，都没能成功，无奈之下只得向晋国求援。
接到宋国求助信后，晋悼公立决心以此为契机、稳固晋国的霸业，于是下达了出师彭城的命令，并自率军出征。十二月，晋军驻军在台谷，和楚令尹子重所率北上助桓氏的军队对峙于靡角；子重慑于见晋军势大，不敢硬拼，于是主动退却。
周简王十四年（前572年）正月二十五（纪年的原因同上），晋悼公率晋、鲁、宋、卫、曹、莒、邾、滕、薛九国联军向彭城发起进攻，一战破之，桓氏投降，彭城重归宋国；初次用兵就大获全胜，晋悼公在诸侯盟国中的威望与日俱增。
伐彭城获胜后，晋悼公乘胜追击，命中军将韩厥、中军佐中行偃出兵伐郑，攻克新郑外城，又在澞水边击溃郑国援兵，狠狠地教训了背盟的郑国，然后才离开郑境。
此后，晋继续南下，一直打到楚国境内，将楚国的焦、夷二县大肆劫掠一番后才撤军。楚军守卫空虚、不敢出战，只能关闭城门死守。
自齐桓公奉周天子之命，率诸侯联军征讨楚国获胜、并召开召陵之盟以来，近百年内，这是楚国本土第一次遭到敌国军队的入侵，这也标志着晋楚争霸战争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晋国方面倾斜。
随后，郑国国君郑成公去世，继立的郑僖公在晋国强大的压力下，听从郑国执政驷騑（子驷）的建议，放弃了郑成公遗嘱中继续结盟楚国的嘱咐，向晋国输诚。晋悼公就此降服郑国。
在以上数次军事行动中，魏氏成员没有参与期间的记载，这些用兵行动，大多是中军将韩厥、中军佐荀偃，下军将栾魇所指挥；而魏氏中唯一的卿士——新军将魏颉，史书中没有他随军出征的记录。另外，作为军司马的魏绛，按道理每次出征都要随军参与，以便执行军法、监督军令，但史料中也没有这一类记载。
也许，是魏氏此时的朝堂地位还不高，作用也不是很大，所以在重要的战争中，只有晋悼公以及几个重要卿士的出征指挥记录，而没有魏氏成员的资料。
周灵王二年（前570年），楚令尹子重伐吴先胜后败，部下邓廖所率的组甲车兵三百、被练步兵三千被吴军偷袭、几乎全军覆灭，只余组甲八十、被练三百。子重闻讯后羞愧气恼，因此“心荡而亡”（就是急性心脏病发作），楚国失去了最重要的国政执掌者。
见老对手遭遇了沉重打击，晋悼公当机立断，决定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同时对吴国发出会盟请求，一起协商、共伐楚国（趁你病要你命）；经过事前的磋商后，晋悼公把会盟地点定在鸡泽（河北邯郸东北）。
为了表示对重量级盟友的诚意，晋悼公特地以上军佐士匄、公族大夫荀会为行人，以士匄赴齐国邀请齐灵公会盟，以荀会赴淮水，等候吴王寿梦参盟。
周灵王二年（前570年）六月，晋悼公抵达鸡泽，并与先期到达的盟国国君（或太子）宋平公、郑僖公、鲁襄公、卫献公、莒犁比公、邾宣公、齐太子光举行了会盟（吴王寿梦因为路途实在过于遥远，所以没能赶来，但也在淮水和荀会会面，并表达了和晋国结盟、共同讨伐楚国的意愿），达成共伐楚国的盟誓；而此次会盟，天子使者单顷公也奉周灵王之命参会，对晋悼公给予政治方面的支持。
鸡泽之盟召开时，原楚国盟友陈国，其国君陈成公见晋国势力如此庞大、晋悼公地号召力又远远压过了楚国，于是也主动派使者袁侨来到鸡泽参见晋悼公，向晋国求援并表示归附。晋悼公对陈国的归附欣喜不已，于是当即表态愿与陈国重归于好、并歃血为盟。
鸡泽之盟的进程顺利无比，晋悼公也成功地达成了自己“大会盟友、孤立楚国”的目的；但在这之前，晋悼公赶赴鸡泽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件十分意外、棘手的事情，又因为误会、不了解情况，使晋国几乎失去了一位执法严正、不畏权贵、远见卓识的贤臣。
幸好，晋悼公不是晋灵公那样的昏聩庸碌之君，在冷静下来后、以及其他臣子的谏言下，很快认识到自己的失误，知过能改，向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的贤臣致歉，并予以重重褒奖，并拔擢其至卿士高位，以为国家更好的效力。
这段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贤臣和知错能改、真诚思过的国君之间相得相知佳话的主人公，一个自然是晋悼公，而另一个，就是时任晋军司马、军法监督执行最高长官的魏氏家族大宗家主——初次登上仕途的魏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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