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宪德
诗云：述往开来史为鉴，家国兴替岂无凭；功名利禄何足论，千古诤臣话魏征。
魏征，（公元580年－643年），隋唐时期巨鹿人（今邢台巨鹿人），贞观名臣，字玄成，汉族，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魏征少年孤贫，落拓有大志，曾出家为道士，归唐后历任太子洗马、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因犯颜直谏、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大业”，被后世誉为“一代名相”“千古第一诤臣”。
隋末天下大乱，烟尘四起，百姓涂炭。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一展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魏征毅然放弃清修，投身义军，在瓦岗军李密账下作了一名幕僚。虽有经世之才，却不受重用，每献良策，多不被采纳。后几易其主，归唐后因才华出众，颇受太子李建成器重，授太子洗马。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身为太子门下主要人物，魏征自然也受到了牵连。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深知魏征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召见了他，一见面就声色俱厉地责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劝李建成除掉我。”见李世民表情严肃，在场的大臣无不替魏征捏了一把汗。没想到魏征从容自若，泰然回答：“如果太子当初采纳我的建议，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早就听说魏征是个直脾气，也很欣赏他的为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委任魏征为谏议大夫（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职）。而魏征也被唐太宗的博大胸怀所折服，深感李世民正是自己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英明之主。自此君臣合璧，相得益彰，终于开创了辉煌的贞观盛世。魏征的直言谏争和李世民的闻过则喜、从谏如流，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贤臣的典范之一。
据史书记载，魏征虽然状貌一般，却胆略过人，一片赤心，善回人主之意。每每犯颜直谏，纵是太宗皇帝异常恼怒，但魏征却神色自若，据理力争，每使太宗为之折服，“霁威”改色，瞿然向魏征赔礼道：“吾已悔之。”遂有“李世民畏魏征”之说。
一次，唐太宗车驾齐备，准备出门游玩。蓦然见到回家扫墓归来的魏征，即刻下令将车马驱回。魏征不解，问道：“听说陛下要驾幸南山，外面都已整装待发，却又突然不去了，这是何因呢？”太宗李世民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担心爱卿您责怪我，所以就半路取消了。”
还有一次，太宗李世民得到一只鹰隼，非常喜欢，就架在胳膊上耍玩逗乐，即使在朝堂上也片刻不离。意兴正浓，远远看到魏征前来上朝，赶忙把鹰隼揣到怀里藏了起来。魏征为了劝谏太宗不要玩物废政，故意上奏久久不停，太宗皇帝也不敢乱动，待到魏征讲完公务告辞离朝后，急忙从怀里掏出鹰隼，可怜那矫健雄武的鹰隼早已被活活闷死了。
有学者把魏征归为“谏臣”之列，但我更愿意把他定义为“铮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谏”与“诤”还是有所区别的。正如《说苑·臣术》所言：“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很显然，总是为了纠正皇帝过失，而“逆龙鳞”、“拔虎须”、以死相谏的魏征毫无疑问配得上“铮臣”的名号。而且，纵观整个中国谏诤史，罕有出其右者，委实不负“千古第一铮臣”的名号。
正所谓，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铮臣”是一个高危职业，夏有关龙逄赴火，商有比干剖心，即使贤明如太宗者，亦时有杀魏征而后快之心。一天，太宗皇帝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边走边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要杀谁？”太宗憋屈的吐槽，魏征经常在朝堂上使他难堪，必欲除之而后快。长孙皇后听了，连忙向太宗道喜，说：魏征之所以敢当面直言，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啊！明君有贤臣，欢喜还来不及，怎能妄开杀戒呢?太宗听后恍然大悟，怒气全消。此后更是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对魏征倍加敬重，魏征也进谏如故，“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从不畏龙颜之怒。
在长达十几年的密切交往中，魏征与李世民的关系早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君臣关系，魏征年长李世民十八、九岁，对于太宗而言，魏征更像是一位苦口婆心的长辈，在谆谆教导一个少不更事的晚辈，劝其克己复礼，从善如流。在家国大事上，魏征就是一位帝师，他总是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时常犯错的幼主，教导他以史为鉴，广施仁政，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据信史记载，魏征有籍可考的奏谏就达200多条，内容涉及时政、文化、教育、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公主出嫁的嫁妆都要管。并且为了家国社稷，从不顾忌李世民是否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又一说为贞观八年），长孙皇后为唐太宗李世民寻访美女填充后宫，听说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郑氏年方十六七岁，容色绝美，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比得上，遂访求得之，奏请李世民纳入后宫，作为嫔妃的备用人选。李世民满心欢喜，当即下诏封其为充华（隋制九嫔之一，唐初改为“充媛”，位居后宫第十三位，九嫔之末），择日行册封礼。诏书已经颁布，在宣旨的使者正要出发之际，魏征得知郑氏女已经许嫁士人陆爽，只是还没有迎娶。立即上表谏阻太宗，说：“我听说皇帝为民之父母，当抚爱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君，皆以百姓之心为心。当陛下您住高楼的时候，要想到让老百姓也能有安身之所；当陛下您吃好喝好的时候，要考虑怎样使老百姓无饥寒之苦；当陛下您纳嫔妃的时候，要考虑到让老百姓也能有婚配成家之欢；这才是身为人主的常道。可眼下，我听说郑仁基的女儿早就许配给了陆爽，但陛下您却取之不疑，无所顾忌，这种事传之四海，这难道是皇帝为民父母之道吗？我听来的传闻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怕这件事影响到陛下您的圣誉，所以不敢隐瞒，希望陛下您能慎重考虑。”唐太宗听后大为吃惊，立即手诏自责，下令即刻停止派遣使者前往册封，并把郑氏女送还原定的丈夫。
当时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均在现场，立即联合上奏说：“郑氏女许嫁陆爽一事没有明证，册封大礼既已开始，不可中途废止。”而当事人陆爽也赶紧上表，诚惶诚恐地表示，父亲陆康在世时与郑家往来交好，虽然时时馈赠一些财物，但并没有婚娶郑氏女的约定。并且说：“外人不知道内情，才有这样的传言。”其他大臣们趁机再一次劝太宗纳郑氏为妃，李世民颇感疑惑，左右为难，于是问魏徵说：“大臣们或许是迎合朕意，极力相劝，但陆爽本人也否认婚约，这是什么原因呢？”魏徵向太宗解释道：“昔年太上皇刚刚入主京城长安的时候，得到了辛处俭的妻子，恩宠有加。当时辛处俭任太子舍人，太上皇知道了很不高兴，就下令把辛处俭逐出东宫，贬到了万年县，辛处俭每日过得战战兢兢，生怕哪一天丢了脑袋。恐怕陆爽也是这个原因吧，他认为陛下虽然今天表示可以宽容他，却怕日后暗地里会加以责贬；之所以他会反复自陈，矢口否认婚约，用意就在这里了，这不足为怪！”太宗笑着说：“在外人看来，事情的真相或许就是这样，然而我所说的话，却也未必能使人家完全相信。”遂下发了一道敕令道：“我刚刚听闻郑氏之女先前已经接受了陆家的聘礼，先前下达册封诏令的时候，没有详加审查，这是我的过失，也是相关办事人员的过错。册封郑氏女为充华的诏令立即取消。”
唐朝政府规定，男丁年满20岁开始服兵役，到60岁则免于征发。但是在贞观三年，以兵源不足为由，应简点使右仆射封德彝等大臣的请求，李世民罔顾法旨，下令把尚未成丁的、十八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召入伍。几次三番的下发敕令，当诏令转到魏征任职的门下省时，魏征竟抗旨拒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朝廷已经商议决定的事情，你怎么敢反对？”魏征坚持上奏，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封德彝又趁机向太宗上奏道：“听负责征兵的人说，即使在家中小一点的男子，也有身体强壮的。”太宗非常生气，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说：“尚未成丁的男子，即使没有满十八岁，只要身体强壮的，也征兵入伍。”魏征又不同意，不肯签署发布这道命令。太宗召见魏征和另一位负责此事的大臣王珪，怒形于色，并对他们说：“尚未成丁的男子如果太小，自然不征召入伍；如果确实身体强壮，也可以参军。这对于你们来说有何不妥？你们过分固执，我不能理解你们的想法！”魏征严肃地说：“我听说涸泽而渔，这样做的后果虽然可以捕到更多的鱼，但是第二年就没有鱼可捕了；放火焚烧森林来获取猎物，这样并不是得不到猎物，而是第二年就再也没有野兽可以捕获了。如果家中尚未成丁的男子全都应召入伍，国家的租税，又由谁来承担呢？况且近年来国家的兵士战斗力下降，难道是因为兵士少吗？那是因为国家的待遇不公，造成人们没有斗志。如果只是一味地想多征兵，有的还充当杂役，即使人数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如精挑细选一些强壮的男子，尊重并厚待他们，一个人就可以发挥出百倍的勇气，哪里用得着人数众多呢？”太宗听后，沉吟半晌，深感魏征言之有理，遂下令停止征兵之事。
贞观六年，太宗与长孙皇后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授意有关部门准备了比长公主还多一倍的嫁妆，魏征认为这样不合礼法，极力谏止。唐太宗下朝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道：“以前我只是听说陛下倚重魏征，但是不知道个中原因，通过今天这件事，我明白了魏征果然是国家社稷的肱股之臣啊，魏征作为臣下能够秉公直谏，这份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太宗于是改正了错误，并特意嘱咐魏征：“我希望郑公能够一直将这份敢于直谏之心保持下去，认为不对的就直说，不要因为君臣之礼而有所讳言。”
或许有人会说，作为一朝重臣，不但屡屡冒犯皇帝，竟然连皇帝纳妃、公主出嫁这等小事都要管，是不是有些多管闲事了。殊不知这正是魏征的大忠所在，正所谓“逆命而利君为之忠”，“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真正的忠直之士，胸怀的是天下苍生，他们又何曾只愚忠于君主一人。
正如同魏征在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所说的一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可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君主是群臣万民的表率，君主品行不端，势必上行下效，危及社稷，甚至祸乱天下。假如开元、天宝有魏征，万民或可免受安史之苦。
然而，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的魏征。竟然有不愿为“忠臣”的言论。作为封建王朝著名的“谏诤之臣”，竟然直言自己不想做“忠臣”，这岂不是大逆不道吗？
当然，唐太宗李世民听闻此论也是大为光火，当即质问魏征：“你为什么要宣扬不愿意做忠臣的言论呢？”魏征毫无惧色，娓娓道来：“希望陛下能够让我做一个良臣，而不要逼我不得已做一个忠臣。”
“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太宗李世民疑惑地反问。
“所谓良臣，应该像唐虞时代的后稷、契、皋陶那样，一心为民，不仅自己身获美名，还能彰显君主的圣明；而所谓的忠臣，只能像夏桀时期的关龙逄、商纣时期的比干那样，自己白白丢了性命，不但于事无补，还使君主陷于大恶之名，最终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的区别大了！”反过来说，只有君主圣明，臣下才有成为良臣的机会；而君主昏聩，忠直之士只有遗恨苍天，空落一个“忠臣”的虚名了。
太宗李世民何等聪明，这是在劝谏自己要向尧、舜、禹、汤那样的圣君学习，而不要步夏桀、商纣的后尘啊！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太宗亲自到他家里哭悼，追赠魏征为司空，谥号文贞．并亲自撰写碑文，又亲手写在魏征的碑石上。据史书记载，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朕遂亡一镜矣！”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的长叹。然而斯人已去，再也没有人能像魏征一样诤谏其过了。
作为贞观名臣，魏征呕心沥血，整饬朝纲，为大唐的兴盛耗尽了毕生心血，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 的品行，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民需要魏征，时代呼唤魏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