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有这样一群德国人，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情谊。
他们从第三方视角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观察、记述和分析，不仅竭尽所能地救助中国难民，还翔实地记录下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遭受的苦难，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奸淫、抢劫、纵火的罪行。
他们是约翰·拉贝、卡尔·京特、乔治·罗森、保罗·沙尔芬贝格、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爱德华·施佩林、奥斯卡·保罗·陶德曼。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
拉贝 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德国人中，对南京大屠杀做出最详尽记录的。日军在南京每一种类型的罪恶几乎都可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对应的案例。
由拉贝领导的南京安全区总共救助了25万多中国难民的生命，他在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住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他被难民们称为“活菩萨”。
然而，拉贝因无休止的苦难而身心疲惫。离开南京前夕，上千名妇女哭喊着包围了拉贝的汽车。
1938年5月2日，回国后第17天，拉贝在德国放映了美国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拉贝还连续发表4场演讲。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曾这样赞扬拉贝：“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京特 德国工程师
1937年，位于南京东北郊的江南水泥厂建成，董事会不甘心让这座亚洲最大的水泥厂落入日军之手，于是紧急聘请德国工程师京特博士从唐山南下，辗转前往南京护厂。
京特与丹麦人辛德贝格一道，与南京东郊人民共同经历了沦陷后的那段日子。江南水泥厂前后收容救济了周边难民达2万余名，其中有不少人是从附近的栖霞寺跑过来的，因为那里的难民营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和侵害。
此外，京特阻止日军强拆江南水泥厂的设施，并维护工厂安全，为将来复工做准备。
抗战胜利后，京特作为工程师，继续在江南水泥厂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江南水泥厂生产出第一批水泥后，京特才返回德国。
罗森 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
罗森在日军进城前受邀登上南京附近江面上的英国轮船，这使他有机会稍微离南京城中发生的暴行远些。然而，罗森和英国官员要求返回南京时被拒绝了，“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不想让我们看到毫无纪律可言的日本部队对南京平民百姓奸淫、烧杀和抢掠的可怕景象。”
1938年1月9日，德国驻南京办事处恢复工作。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提到，当外交人士提出重返南京后，日军立即着手清除尸体。但这样一个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先例的屠杀，规模实在太大，持续时间太长，日军无法完全消灭他们的罪证。罗森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日本人攻陷南京后，曾无顾忌地告诉西方人士一些“秘密”，很不巧，罗森也知道这些“秘密”，并将其写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罗森在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时，体现了与拉贝一样的严谨。当约翰·马吉拍摄出那部影像时，罗森曾到实地进行考察。
沙尔芬贝格 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
沙尔芬贝格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并不逊于罗森。
1938年2月15日，主张在日本军方的限制下保持忍耐的沙尔芬贝格终于被允许进入中山陵地区，沿途所见让他大为震惊。“我们一直到了游泳池。宝塔附近马路上美丽的垂柳全被砍光了，几乎所有的别墅都已烧光。我们无法进入这个地区，因为到处都有零星的尸体，已经发黑，被狗咬得残缺不全。”而被尸臭熏染下的南京城，处在非常危险的卫生状况中，“现在天气变化很大，像今天天气就很热，因为尸臭人们都不能上街。”
连被“恩准”参观的中山陵地区都遗留大量屠杀的证据，显然不符合日军要给外国人士留下好印象的要求。
1938年3月4日，沙尔芬贝格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把尸体从城里运走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现在红十字协会已经获得准许把3万具尸体埋在下关，每天掩埋600具。尸体用草席包裹，只有两条腿露在外面，草席包里放有石灰，然后用车运走，埋在万人墓里，同样加进了石灰。据说已埋葬了约1万具尸体。”
克勒格尔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
1937年12月28日，克勒格尔在屠杀高潮期就开车去栖霞山察看日军在当地的暴行，发现日军“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农民不加区别地枪杀在田里”，但他谦逊地坦承自己“没有勇气逞英雄”。
克勒格尔的汽车被日军抢走，仆人被刺刀威胁着开了门，交出了所有的东西。更严重的事情是，他的门口在数周时间内一直放着3具尸体。他看到并记录下日军抢劫、杀人、奸淫的暴行。
日本右翼经常散布一种说法，说将南京烧成废墟的大火是中国士兵所为。事实上，克勒格尔1938年1月下旬的目击证言是清晰的：
“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单个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
施佩林 德国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稽查
因为终日驱赶日军，救助中国难民，施佩林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同仁称为“会的堡垒”。
作为安全区650名中国警察的领导，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这些中国人，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精神”。
身处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中，施佩林是少数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说，“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80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
但日军并不会因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们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无法设身处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续，而施佩林也尽了当时最大的可能来拯救中国百姓。
陶德曼 德国驻华大使
德国人士的报告，大多经过了陶德曼的中转签发。除了向官方、外界传播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他的笔下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抢劫、抢劫、屠杀等暴行。
同时，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
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印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当然，作为大使，他的重点是分析中日冲突对远东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及德国的应对之策。
这群德国人冒着生命危险
以各种方式救助难民
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畏义举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部分史料来源：《德国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张生）
·编 辑：潘琳娜
·校 审：李 凌 赵伊汉
·监 制：凌 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