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极说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文化的创造史和发展史，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定的文化就界定了一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强大的秦帝国败于文化的失策，汉皇朝由弱渐强是由于文化的成功。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汉刘革命”这个新概念。
“汉刘革命”并非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之词，而是因为它确实存。它所创下的“汉刘文化”以巨大的历史惯性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两千多年，它巨大的厚势一直释放着引力和斥力，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哲学的思维，其文化遗迹也历历在目。
《易经·易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什么是革命？“革”是革除，“命”是天命。“革命”这个词相当古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就有了。
（自古至今，革命有失败、有成功，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必要的，都是可行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唯物发展需求的和时代潮流推动的。以古代为例，革命、起义、反叛是三个不同层次的行为，革命必须基于反叛，而反叛如果没有公义作为起势，就不算是起义，这样革命也就很难促成，最终这场反叛只能演变成贪暴过甚而惠政不足的祸害。在近现代，则有很多伪装成革命口号的分裂活动和资本阶级盈利行为。归根究底来说，推动革命迈向成功的本质不是革命者的手段、力量和目的，而是被革命集团的压迫与错误程度，与社会普遍阶级的被动与需求程度。正如远古时期的政治家对革命已经概括出了准确的两点，一个是“顺乎天”，什么是顺乎天？并不是说拿上天当幌子蛊惑人，而是说凡革命，不是随性而起的意气用事和瞎折腾，是必须把握好天时与时机的政治运动，这个时机是社会普遍对反动阶级产生反抗动作的时机；也是反动阶级处于统治薄弱期的时机；更是指对革命运动最有利的环境状况时机。这就是“顺乎天”，顺应天时。什么又是“应乎人”？既然革命必须先有天时和时机，那么时机产生了以后，人和就是革命的主体。“应乎人”这一观念，就表现了革命绝非唯恐天下不乱，让人们自相背叛和残杀的祸乱，而是在反抗统治阶级这一点上，努力团结和促进人们的共同利益与观念统一。“应乎人”的理念否定将革命本身演变成各自为政的乱世，发展成人人只顾自己利益的贪暴社会，而是要求革命和革命领袖在本质上最大化的响应天下人民的利益，去听取他们的需要和建议，然后身体力行的反应到天下人民的身上，这就叫“应乎人”，应乎人心。）
从立国的观念和文化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本质性、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只有五次。
所谓“本质性”和“划时代”的意思，是指文化和社会观念产生了“质变”。
这五次革命是：
1）、商汤革命：
这次革命革除了听天由命的“神治时代”，从此人们凡事敢问天了。
商代“问天意”的甲骨文是“巫治”时代的标志物。
能管天、人、地之一人为“王”，能通天地之两人为“巫”。
这是一个由“神”到“巫”的观念性革命，其本质是“神权革命”。
“神权革命”的文化成果是中国有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可别小看那些甲骨上的文字，这文字是华夏文明的曙光，是有别于其它文明的专利。
其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早就昭示了华夏民族是一个善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智慧型民族，进而形成了我民族社会学及哲学领域特有的思维模式。
人物生平
生
2）、周武革命：
随着“自我”的发现，中国人不问天了。
各类士人开始谈宇宙，论天下。
“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标志，各种经、史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治道思想库。
这个从“神权”到“君权”的革命，其本质是“人治革命”。
“人治革命”的文化成果是先秦的“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的崛起是由战乱的“历史存在”注定的“历史意识”。
他们从最原本的现实来思考宇宙和天下，故其词汇和概念具有古老的经典性，例如“道”和“仁”。
他们的学说是汉皇朝建国的理论基础，从此成为华夏民族的思维定式。
3）、以刘邦为代表的秦末大革命：
或曰，秦皇朝不是革了周天子的命吗？
为何不算革命？
秦皇朝虽然取周天子而代之，但那只是政权的更替。
我们讨论问题首先要遵循“概念同一律”，我们给革命的定义是社会形态要有“本质性”和“划时代”的变化。
秦始皇建立国家的社会形态仍滞留在春秋-战国的“耕战”阶段，文化和社会观念并未产生“质变”。
相反，他对文化只有摧残破坏而毫无建树，他是想把天下全部纳入军国主义的“秦文化”，继续行“霸道”而不行“王道”，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中国的皇朝更替太多，如元人灭宋，清皇朝取代明皇朝，都不是我们定义下的“革命”。
刘邦建立的新国家是以文化立国，上层建筑从“耕战”转入了“耕读”，社会形态从氏族型发展到民族型，发生了文化和社会观念的“质变”，故是我们定义下的“革命”。
汉皇朝的建立是革命成功的里程碑。
汉初几代人博采诸子所长，奠定了前所未有的“汉刘文化”，儒学从理论成为实践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从汉皇朝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才真正统一起来，真正的封建制度才从此诞生，其本质是“封建革命”。
秦始皇不封不建，并不是封建国家，而是迷信权力的专制国度。
“封建革命”的文化成果是将夏、商、周两千多年的“耕战型”社会转型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耕读型”社会。
它以“忠孝”两字为核心，固化了每一个人与“国”和“家”的关系，奠定了小农经济社会人的价值观和上层建筑。
（相比中国主流的封建皇权，秦朝比较特殊。
秦朝政治推行的是倾左社会结构的极右专制皇权，通过无限压缩人的社会权力，消弭社会的特权阶级，将皇权相对突出到至极。
秦国通过制定苛赏重罚的强迫式政策，迫使人们互相监督和告发，从而达到消灭舆论、强迫人民劳动生产的目的。
这使得秦帝国将国家整体上下变成一部完全由中央君主操控的生产机器。
相对夏商周三个朝代，秦朝是一个经过矛盾变革后的极端政权，其对行政管理和阶级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虽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把这一内容套在权力强迫，和服务于皇权个体上，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比旧石器时代还野蛮和僵化。
试图依赖这一制度传之万世，不是理想而是妄想。
一般的革命都讲究顺天应人，也即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心，在抑制和消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下改善社会制度，提高社会合作生产效率；
但秦朝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权力革命却是极端加剧两个矛盾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
有学者说秦朝是军国主义，甚至是原始纳粹；
也有学者说秦朝过度极权，类似当今朝鲜，权力和阶级在领袖一方是极右的，在社会一方却是极左的。
朝鲜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在封闭、落后的小型国家还可以维持实现。
而秦朝却不一样，秦国统一后，疆域万里，文化繁杂，人民各类，仅从人口、技术和地理资源上看，秦朝的生产潜力已经极强，但僵死而苛刻的制度却不能满足这种生产惯性和生产价值的自然扩散，皇权的绝对干预完全阻遏了人的价值所得和社会生产积极性。
秦统一后，也没有考虑到领土扩张后的地方文化的复杂性和人民心理的适应性，依旧打算按照过去偏于一隅的秦本位主义去操控一个庞大帝国，按照一个小国的国情去治理一个超级大国。
这就好比想把一个比朝鲜大几十倍，比朝鲜人民复杂几百倍的帝国，改造成朝鲜一样的国家，不知是秦帝国在军事上的自负，还是在权力上的自满和自欺。
因此，秦末大起义是以普遍社会阶层为运动主体的，以平民和农民阶层利益为动能与厚势，以旧贵族和社会精英的利益为中坚指挥力量的倾向社会结构右化的分化瓦解极右专制皇权的革命大潮。
这些平民农民因为推翻了秦帝国，从旧制度的皇权奴役中得到解放，很多人因功劳因能力在汉朝发展成为富农、地主乃至新贵阶级，而那些旧贵族和精英也保留了原本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汉高祖把握住了时代人民的情利，正确领导了中国首个以普遍社会阶层为主体的推翻极右皇权的倾右社会革命，同时也借鉴了秦帝国中央集权制度的进步性，汲取了秦朝的人才管理机制，并补充三代的分封制，在维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弥补了秦朝内部僵左社会和极右皇权的矛盾对立缺陷，使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产生一个社会阶级缓冲带，存在一个可提升和转换阶级身份的社会中间秩序，提高了人的社会竞争积极性，保持了社会阶级的变化生命力，总体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进步。
汉朝不是封建制度的肇始，是封建皇权制度的肇始。
从这一点来说，汉高祖刘邦推行的是“集权分封革命[史称郡国制度]”，相比秦朝的“集权专制”革命，又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
[对于君主制来说，权力也像剩余价值一样可以分配或独享，集权专制代表着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的独裁体制，从权力层面上讲是极右的，其拒绝和排斥将权力分配给社会其他阶级，因此皇帝越集权专制，社会阶级越趋于左化，而左化的社会最容易形成革命力量。
这样的话除非皇帝是上帝才能保障政权和执政没问题。
君主制本身的性质决定统治阶级永不可能居左而只能处于右的顶端，反而往“左”照顾和分配权力，而使社会阶级趋右，往右[右的主人便是皇帝]独占和收揽权利而使社会阶级趋左。
因此君主制度下对权力的分配和收拢会使社会阶级出现极右和极左的两极性。
君主制度下，社会阶级的极左化就类似秦帝国。
而社会阶级极右化指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永久掌控在不变动的各等级的世袭贵族手中，其也同样敌视集权专制的极右皇权。
类似市场中各色的小垄断排斥包圆的大垄断。
集权分封指中央集权但君主不高度专制的允许三公、贵族诸侯和社会精英有限分权分治与代议的右倾皇权，非极右社会或称右倾社会，指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主要掌握在可变动的贵族阶级与一般商人地主手中。
]）
4）、以孙中山为代表、革除帝制的“民主革命”。
（以发展民营资本为目的的工业强国革命，是针对皇权社会的权左社右革命。
）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革命”
（合理运用了农村现实和工人矛盾的土地生产革命，左倾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