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1864年6月16日，曾国荃攻下南京，获得首功，立马给朝廷写奏折报喜。谁知，不但被朝廷批评一顿，老友彭玉麟还要杀他。哥哥曾国藩更是把曾国荃打发回了湖南老家。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攻打南京内城，带领湘军挖了33处地道，对付太平军，但太平军对地道已经很有经验。
李秀成只要登高望远，观察地面颜色，就知道地下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的颜色会由于缺水不够鲜艳。
湘军挖了几十处地道，弹 药 用了十几万斤，将士死了一两千，都以失败告终。
但曾国荃是不撞南墙不回头，6月16日，又挖了一条地道，侥幸穿到了南京城中，接着便下令点火，引爆地道内的万斤火 药，城墙瞬间崩塌五六十米，南京城被攻下。
曾国荃仰天长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激动万分，脱了衣服，踢了鞋子，四仰八叉躺在地上休息。
攻打南京的这三年，他精神上无时无刻处于紧绷状态，经常性的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坚守在前线观察战事，伺机找到突破口。
这下城墙攻破，他终于可以松口气，打算先好好补个觉。
补觉前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汇报这天大的喜讯，便以八百里加急送往京城。然后便美美地睡觉去了。
满心以为，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朝廷会再次升官嘉赏。
不料，在6月26日收到信，竟是严厉的指责。说他不忙着指挥战斗，忙着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着急邀功。
这封奏折，犹如一蒙棍，打的曾国荃晕头转向。
原来，在第 一次攻陷南京外城后，朝廷给曾国藩升了“太子太保一等侯”，给曾国荃升了“加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两兄弟的声望达到了高峰，但危险也悄悄来临。
曾国藩手握重兵，直接指挥的队伍有12万，包括曾国荃的嫡系五万。朝廷紧张曾氏兄弟手里兵权，便派富明阿以视察的名头查看曾氏兄弟的动向。
另一个原因，便是朝廷知道曾国荃贪得无厌，又没办法遏制。
曾国荃带兵有两个特点，一是贪财明抢，二是残酷好杀。
在攻下安庆之后，天下大局已定，湘军纪律松散，攻打南京期间，又经常断饷，士兵们饥一顿饱一顿。
同年三月时，因为饥饿，萧庆衍部发生闹饷事件，正好赶在攻打南京的节骨眼上。曾国藩不担心队伍纪律，担心队伍哗变。
之所以能喝着粥坚持下来，完全靠的是信念：拿下南京，大家都发财。
当时，南京是太平军的首都，用心经营10余年，又是江浙一带的富裕城市，在将士们心里，南京金银如山。
都指望着一战暴富，捞足一生的资本，光荣还乡。
曾国荃对将士们的心思心知肚明，就干脆随了将士们的心愿。在这种境况下攻下南京，便是焚掠打 杀，大火七天不熄。
经过一个月的掠夺，每个士兵都或多或少地得了财物，就连年轻妇女，木料，器具，都被运出来，拖回湖南了。
由于湘军从南京托运战利品到湖南，数量大，路途远，时间又长，被百姓所见，不好名声自然流传在外。
此时的富明阿又正在明察暗访，看到此情此景，直接奏折禀告了朝廷。
慈禧和恭亲王本来在等着南京的财物解决财政困难，没想到被曾国荃抢的一分都不剩，异常恼怒，百姓对曾国荃更是恨之入骨。
就连曾国荃的老战友彭玉麟都看不下去了，给曾国藩写了两封信，说要把曾国荃杀了。
第 一封信，是曾国荃每每攻下的城市，抢到的财物，都运回老家，给自己盖了“大夫第”。而彭玉麟本人一辈子两袖清风，见不得贪得无厌。
第 二封信是曾国荃诱杀弃械投降的太平军万余人，对于南京的掠 杀更是臭名昭著，引起了彭玉麟的高度反感。
其实，在曾国荃开始戎马战场的时候，曾国藩就经常劝弟弟：一个人的名声，对他的发展影响很大。
但年轻气盛的曾国荃听不进去，曾国藩只能一边护着弟弟，一边教育弟弟。
还有一点便是曾国藩做官清贫，有时候自掏腰包用于军饷，寄回家的钱少得可怜。虽然当大官让家族长脸，但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
就连大姐家穷困潦倒，都帮衬不了，直到曾国荃发了财，才解了曾家的穷困问题。
好在曾国藩熟读史书，精通易理，《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地位，声望，权势达到顶点的时候，也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
越是辉煌越要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攻下南京一个月后，曾国藩便裁撤了曾国荃湘军两万五千人，分掉了自己一部分兵权。
正好，曾国荃因为长时间攻打南京，焦虑紧张引起了肝病和皮肤病。本来攻下南京已经好了许多，谁知收到朝廷的信后，病情又加重了。
便让弟弟以养病的由头写了辞职报告，归隐老家，等有 机会再回来。
此时的曾国荃一肚子气，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在哥哥曾国藩举办的庆功宴上大发了一顿脾气。
同治三年（1864）十月，曾国荃拖着病体，抑郁地回了湖南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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