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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人格风景》之十三:真英雄真君子任环

真英雄真君子任环

——《上党人格风景》之十三

作者:草 实

任环,字应乾,号复庵,明潞安府长治县柏后村(现长治市城区柏后村)人,明正德十四年(1519)出生,其父名任翱,其祖名任仕。任环早年曾在潞安府府学读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考取举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考取进士后,开启了从政生涯,相继担任广平县(现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沙河县(现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滑县(现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知县,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任苏州府同知,之后相继担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副使,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等职。嘉靖三十五年(1546),任环因丁母亲忧辞官回原籍服孝,嘉靖三十七年(1548)因病去世,年仅40虚岁。

任环担任苏州同知之后那几年,带兵抗倭,英勇奋战,功绩卓著,闻名于世,享誉时人,死后以“抗倭英雄”的光荣称号传名后世并载入了史册。《明史·列传第九十三》载有《任环传》。现今可见的史籍文献中,关于任环生平的记载,其笔墨大都集中在任环任苏州府同知之后在苏松地区带兵抗倭那几年那些事上。所以,抗倭英雄几乎是任环留给后人的唯一印象;在但凡对任环这位古人有点儿了解的后人心目中,抗倭英雄是任环的唯一形像。

任环是抗倭英雄的确不假,毋庸置疑。但是,认真阅读古时文人和史家对任环的相关记叙,再细读任环留给后世的三卷文集《山海漫谈》,多面了解他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倾听他回荡在其笔下文字中的心声,我们不禁会觉得:任环不仅是真英雄,更是真君子。历史告诉我们:英雄未必是君子,而真君子在时势需要的时候一定是真英雄。况且,任环在世时间虽然不长,只有40个年头,而他带兵抗倭的时间则更短,算足了也只有四个年头,打实说只有三年多。四个年头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成就一个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足够的。成就一个英雄,时间长或短并不是问题,有时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可以。而成就一个真君子,则需要一生。这一生或长或短,但必须是完整的从头至尾,从开始到结束。由此而论,对于任环本人来说,把他仅仅看作抗倭英雄,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看低了。对于社会来说,把完整的真君子的任环介绍给大家,比之仅仅宣传他抗倭英雄的一面,价值肯定要更大,正能量肯定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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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环之所以被时人和后人看作抗倭英雄,从《明史》和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临危受命,独挑重担。

任环到任苏州府同知之时,正是当地倭寇重起、为患惨烈之季。所谓“倭寇”,泛指元、明时期日本海盗及我国东南部地区的盗匪对我国沿海地区的武装掠夺和骚扰。早期倭寇活跃于元末明初,以日本海盗为主,经明初洪武、永乐时期的有力打击,逐渐式微。在永乐后期至嘉靖中期100余年时间内,倭寇虽未绝迹,在部分地区仍时有侵扰,但总体上处于个别地方、短时间、小规模、偶发性的为祸状态。明朝后期,大规模的倭寇祸患,特别是苏松地区的大规模倭寇祸患,始起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据逝世于嘉靖35年(1556)的苏州著名诗人皇甫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底写就的《荡平倭寇序》所记:“壬子之春(嘉靖三十一年春),台宁肇乱,不即剪剃,酿以张大……久安之世,兵火勃兴,我民不戒,死者万计,村社为墟。”据当时的苏州小说家周八龙在他的《任公平倭记事》中所记:“明年壬子(嘉靖三十一年)闰三月始以倭警闻,时承平久,兵猝起,逺近震骇”;“将帅之臣……皆失措,色死灰矣”。

恰恰在这个时候(嘉靖32年年初),任环由河南滑县知县调任苏州府同知。

面对倭寇的猖狂侵扰,当年的苏州府内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作为一把手的知府不懂军事,不具备担任军事指挥、带兵打仗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特殊情况下,虽也为文官出身,从没带过兵、打过仗,但性情慷慨、胆略非凡的任环,勇敢地“独立”挑起了苏州府带兵抗倭的重担。所以,《明史·任环传》写道:“倭患起,长吏不娴兵革。环性慷慨,独以身任之。”与任环生活于同一时期,任环在世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之后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撰写有《任公环墓志铭》。其中这样写道:“嘉靖癸丑(三十二年),倭夷寇东南。于是时天下承平久,吏与民不知有兵革,贼至辄奔以溃。复庵任公同知苏州,独训练所统民兵与力战……”皇甫冲的《任公平倭寇序》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公不避其难,慷慨受命,马首遂东”。

二是冒死奋战,杀敌保民,功绩卓著。

任环虽然奉命带兵抗倭,但他并非专业军事部门的官员。他所带领的队伍,只不过是负责地方保安的民兵,而且是倭患突然再起后才从各县匆忙招集起来的,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用皇甫冲《任公平倭寇序》的说法:“诸路之师云集,而无横草之功,人咸为公危。”带领着这么一帮人来不及训练就必须仓促上阵,大家不能不担忧,都为任环捏着一把汗。为了提高所带队伍的战斗能力,他利用战斗间隙抓紧开展军事训练。为了激发队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他甚至在出兵时当着队伍的面,“自书其姓名于腹、背、手、足,曰:‘死战,吾责也。虽然,先人之遗体不可弃也,茲用以识,庶得葬焉。”(《任公环墓志铭》语)尽管如此,第一次出战还是险遭失败。那应该是嘉靖三十二年春,任环率兵阻击倭寇于宝山洋地区。据周八龙《任公平倭纪事》所记:“一人或横刺之堕,众溃走。公叱,止之不得……,明日又出,独前搏贼。贼愕不敢动。相守数日,贼潜遁去,追之不及。”靠着一个人的“独前搏贼”,勉强说算是打了个平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特别是战场上的实际锻炼,任环所带队伍的战斗力逐步提高。宝山洋战斗之后,在太仓、上海一带的轮番战斗中,任环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虽九死一生、险些丧命,但终于激励队伍拼取了一个又一个胜仗,打出了威风。用皇甫冲《任公平倭寇序》的说法:“于是,倭寇相戒,毋犯任公,望旌旄而倒戈,闻唾欬而廻桡矣。”《任公环墓志铭》也记曰:“贼望公旌斾辄遁去。”听到任环咳嗽的声音就要掉转船头躲开,看到任环队伍的旗帜就要逃跑——这自然是有些夸张的说法,只不过说明队伍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而已。

在上海八团与倭寇的一次短兵相接的搏战中,“公恐失士而先当,士惧失公而争进”(《任公平倭寇序》语)。他斩杀多名倭寇,自己也三处受伤。正当战士抢救、保护他后撤时,一支敌箭从身后射来,身边一名士兵(《明史·任环传》说是他的随行宰夫)挺身而出,用身体挡住了敌箭。如此,他才幸免遇难,保住了性命。战士的牺牲,使他义愤填膺,忍着伤痛再次组织反攻,终于射杀了两名倭寇,赶跑了众寇,夺回了牺牲战士的尸体。

没过多日,倭寇又从海上来袭。任环带伤率兵出海迎敌。此日,海上风浪很大,恕涛狂作,连久经海上风浪的船工都心存恐惧,不敢前行。任环声色俱厉执意前行,结果大败倭寇,“俘斩百余”(《明史·任环传》语)。之后,任环率兵相继在阴沙、宝山、南沙阻击倭寇,皆获全胜。

大半年时间内,任环餐风宿露、披星戴月转战多地,背部还患有大片疽疮久治不愈。住在苏州城的妻、儿给他捎信,让他回去治伤治病。读信后,他提笔回信一封,寥寥数语,其大敌当前义无反顾之气概,令知情者无不震撼和佩服。信是这样写的:

我儿千言万语,只要我回衙。何风云气少,儿女情多耶?倭贼肆行,

毒害百姓不得安宁。我領兵在外,不能诛讨,嚙毡裹革此其時也。幸而

无事,与尔相安于太平,做个好人。一有意外之变,则臣死忠、妻死节、

子死孝,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见任环《山海漫谈》)

据皇甫冲《任公平倭寇序》所记,当时,任环“裹疮而进”,带病坚持苦战。一次,设伏于黄浦地区的一座名曰“碧华”的桥梁附近。大队倭寇过了该桥,发觉进了伏击圈后,回身仓皇而逃,“蹂于碧华桥,溺死者无算”。打头冲入敌群的任环,在与乱寇奋力拼杀中竟也受伤堕落河中,“公亦堕焉,踊跃而登,衣血淋漓,犹鼓兵乘之。”

太仓、上海一带一连串的艰苦战斗和胜利捷报,不仅打出了任环抗倭队伍的威名,也打出了苏州民众抗敌保家的信心。当年,63岁的诗人皇甫冲激动地写下了《任公平倭寇序》一文,记下了当时苏州民众的心情:“师动凯歌之欢,民复有生之乐……公之功大矣,伟矣!”“公师将班,苏之人士扶老携幼,篚元黄,榼食浆,思往迎之,欢欣鼓舞,不戒而孚。”任环的英勇和战功也赢得了朝廷的认可。这年底,他被提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整饬苏、松二府兵备,分工负责苏州和松江两府的治安防御工作。

短短数月之间,任环带领的抗倭队伍,由起初的遇敌即“溃走”,“止之不得”,“无横草之功”,到英勇善战,捷报频传,让倭寇“望旌旄而倒戈,闻唾欬而廻桡”,这与战场外的有效训练和战场上的实际锻炼是分不开的,更与任环恩义待兵、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感召和激励是分不开的。《明史·任环传》写道:任环在军中,与士卒同吃同住,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了士卒;军情紧急的时候,整夜露宿野外,有时好几天不吃东西。《任公环墓志铭》中也写道:“公又与其兵同寢食,或连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莽植立泥淖中,未尝稍自异。所得俸值及诸上官之牢醴,悉分与其兵。由是,兵亦日奋。”对于这一点,皇甫冲在《任公平倭寇序》中写道:“公以民不知兵,士非素抚,率之以诚,结之以恩,激之以义,作之以勇,教之以挑搏击刺之法、编伍距覆之方,人人感奋,不日而练,饥渴与俱,劳佚与并。”在战场上,“公恐失士而当先,士惧失公而争进。”危急中,“士遮公挺斗而死,公气愈励,手射二酋夺其尸而归”,“此士之所以奋义而捐生,怀恩而忘死者也。”周八龙曾亲眼目睹过任环与其士兵同甘共苦在一起的情景。他在《任公平倭记事》中写到:起初,倭寇来袭,任环率队出击,士兵们一见张牙舞爪的来寇,就散乱后退,制止都制止不住。任环只好“独前搏贼”。对于士兵们的临阵逃脱行为,也许有人建议按军法论处,任环则说:“士未训,固不可责以死。”在后来与倭寇转战的过程中,任环“敝衣芒履,与士杂行。濡雨际,昏黒无休舍,依草间,啮糒饮水同劳苦,且喻勉以古义烈事。故士遂归心,与公死生之矣。”周八龙说,他自己曾“亲见伤残者,栗不安。公出涕相接,亲为裹创。士卒最下者,皆与通饮食。”于是,他深深地感慨说:古人称赞带兵打仗的将军,说是不乘骑,不张盖,与军民同甘苦;自己艰苦,待人优厚,好东西分给大家,不够分的让给别人;不给战士安排好休息的地方,自己决不先休息……拿这些做法与任环的行为相比,全都不值得一提了。

在当年苏州百姓的心目中,任环是令人敬佩的大英雄、真英雄。这不仅因为任环率军抗倭英勇杀敌,在客观上给了他们切切实实的保护和恩惠,更在于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任环的所作所为中,饱含着一份非同寻常的保民安民的真诚和亲切。嘉靖三十三年(1554)初,任环奉命率部转战吴淞口、崇明岛、仪真县(现仪征市)等地,倭寇乘虚而入,攻袭苏州地区。苏州城郊乡村的居民为躲避倭寇的摧残,成群结队投奔苏州城而来。官府担心有倭寇的间谍混在乡民中潜入城内,索性将城门紧闭,拒绝乡民进城。于是,“民相抱号哭,声震原野”(《任公环墓志铭》语),“乘埤者望之而叹,攀缘上者又缒绝而堕”(《任公平倭记事》语)。这时,任环从仪真县赶回了苏州城,见此情景,立即要求官府打开城门,放乡民入城。他说:“城池视百姓,重等耳。奈何弃之?”“贼入者,某请任其责。”(《任公环墓志铭》语)“纵有觇谍,我在何患?”(《任公平倭记事》语)城门打开后,他“身自坐辟门,令男女以列进且察之。贼闻窃入即缚讯,骇以为神。累日,所活盖数万人。”(《任公平倭记事》语)。据《任公环墓志铭》说:此一举,“活十數萬人。”之后,大队倭寇尾随百姓而至,企图进犯苏州城。任环与副将解明道率队先后在城外与倭寇激战,最后大败倭寇于苏州城东葑门之外。下一年,倭寇再次进犯苏州城,任环率队迎击,“復大败之,斩首六十余級。”(《任公环墓志铭》语)

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554~1555)间,任环率部相继转战常熟、陆泾坝、莺脰湖、嘉兴、马迹山、嘉定、太湖、平望、崇明、沙上、吴江、柘林、盛墩、泖湖、昆山、苏州城郊等多地,多次大败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环因功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仍分工负责整饬苏松二府兵备),并荫一子为潞州卫左所副千戶世袭。大概于这一年晚些时候,由于任环等统帅的地方抗倭力量的英勇奋战,加之愈大猷等多路抗倭明军的参战,“贼遂絶迹去”(《任公平倭记事》语),苏松地区寇情暂缓。恰在此时,远在家乡上党的任环生母病逝。按明朝《大明律》的规定,文职官吏遇父母丧,一般情况下必须解职回家守孝27个月。但《明史·任环传》说:任环“母忧夺情”。所谓“夺情”,是指由于国家需要,破例“剥夺”本应丁忧者的孝亲之“情”,不准其离职回家守孝。任环在他的《山海漫谈·陈情疏》中自述:“臣闻丧连夜回籍,外续奉总督军务南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信牌,开称留臣夺情。”任环为何被破例“夺情”呢?《任公环母志铭》说:“部使者及诸士民连疏,乞起公。”意思是官方和老百姓连番上疏,请求朝廷对任环实施“夺情”。朝廷不仅批准了“夺情”之请,还“责公大义,而特赠公母为孺人,以慰公。”(《任公环墓志铭》语)

从现有史籍资料难以确知,任环是否已经赶回了原籍,抑或尚在半路上,便又奉命返回了原职岗位。总之,任环没能给母亲守孝,坚守在了抗倭一线。此后,倭寇再次来袭,驻兵于上海附近的新场镇。任环与都司李经等率永顺、保靖二县的官兵向倭寇发起了攻击。仗打得不顺利,曾一度中了倭寇的埋伏,有不少士兵牺牲,付出了惨痛代价,后经艰苦奋战,终于反败为胜,消灭了来犯的倭寇,平息了境内的倭患。这已经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了。为表彰任环的战功,朝廷再次为他加了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的官衔,并批准了他回籍尽孝的请求。

两年后即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任环不幸病逝于上党老家。噩耗传至苏州、松江地区,“士大夫又莫不悲公用之未竟与朝廷之失士,而苏松之士民则相与为祠祀公。”(《任公环墓志铭》语)周八龙则在《任公平倭记事》中写道:“郡人闻而巷哭,私相与俎豆之者众。使者乃上其状,得请为祠。郡内额以褒忠,岁时祀守亲莅。”《明史·任环传》写道:“给事中徐师曾颂其功,诏赠光禄卿,再荫一子副千户,建祠苏州,春秋致祭。”对于此,《任公环墓志铭》进一步说:“然其父老犹相与言,曰未足尽报公云。”

对于任环,感恩的苏州人心怀感激,总觉得报答不尽。曾有多位苏州文人写诗作文,歌颂任环的高尚品德,表达崇敬之情。与任环生活在同一时期,比任环年长12岁的苏州人、明代大文豪归有光曾为任环赋诗两首。一首《赠任别驾》写道:“江南列郡尽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刘家港口看潮生。”另一首《颂任公》写道:“轻装白袷日提兵,万死守能顾一生。童子皆知任别驾,岿然海上作金城。”近年,有苏州人写文章说:“苏州府城,平望、木渎等镇的任环祠,直到清代,还不断有人去拜谒祭祀,以寄托对民族英雄任环的哀思。”还有人写文章传颂任环的英雄事迹,说他“足可以与俞(大猷)、戚继光)二人后先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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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环在调任苏州府同知之前,曾在河北广平县、沙河县和河南滑县三个县担任过知县。关于任环在这三个县知县任上的情况,史籍记载极其简略。《明史·任环传》仅以“有能名”一语概括。《任公环墓志铭》则在概括指出“其历官清真介特,迥然异于时流”,简单地交待“知广平,以才优调沙河”之外,较具体地记述了任环在沙河县任上让“沙民大悦”的情况。

据《任公环墓志铭》的说法,任环之所以令沙河县的老百姓“大悦”,主要是做了四个方面的好事。一是“省厨传”。沙河县位于南北交通要道,历年因官府待客给百姓增加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异常繁重。任环到任后,严控待客范围和标准,减少用于待客的食宿车马费用,从而减轻了百姓负担。二是“罢诛求”,即严格禁止不法官员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和额外钱粮的强制征收。三是“释冤狱”,即平反了一批冤案。四是“毀淫祠”,即毁掉了一批不合礼制、迷信鬼神的祠庙,以节省社会财富,净化社会风气。《任公环墓志铭》特别强调指出:“凡所兴革,必视民所便”。正是因为任环在沙河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便利于老百姓,所以“沙民大悦”,老百姓非常高兴。

说到任环在滑县任上的情况,《任公环墓志铭》只概括地说了一句:“治滑如治沙”。意思是说,像在沙河县一样,全县都是好评,老百姓为他建了生祠,立了德政碑。

任环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开始为官,到嘉靖32年(公元1553年)初调任苏州府同知,总共八年时间。其间,他为父亲丁忧守孝三年,实际在职说足了只有五年。短短五年时间,相继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任职,能够一路“有能名”,能够取得“沙民大悦”的好评,且在滑县和沙河县一样,能够让老百姓建起生祠、立起德政碑……如此非凡政声,在历朝历代,不是普通官员都可以有的,不是多数官员都曾经有的。可见任环爱民之真诚,忧民之深切,为政之勤奋,利民之实惠……可见任环“历官清真介特,迥然异于时流”(《任公环墓志铭》语)。

任环爱民、忧民、利民的真诚,从他抗击倭寇的英雄壮举中也能得到充分的印证。别的不说,只说当年苏州城门的一闭一开,再分明不过地宣示了任环的本性和本质。受惠的是广大百姓,受累担责的是他自己……任环何故非要如此自讨苦吃呢?有人会说:是为了立功受赏吧?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当时,苏州城里那么多官员,为什么就只有任环一个想在这个时候立功受赏呢?而且,就这一件事而言,能不能立功,有多大把握立功,还很不好说,风险是很大的,责任是明摆着的。事实上,那么多官员不反对紧闭城门拒老百姓于城外,就是怕担放入敌寇的责任,而任环主张大开城门放百姓入城,就是做好了“贼入者,某請任其责”的思想准备,就是下定了冒再大的风险也要保护老面姓的决心。一句“城池视百姓,重等耳。奈何弃之?”道出了老百姓在任环心中的份量。

据《任公环墓志铭》所记,任环幼年就“警悟不凡”,“为学先行谊,尚名检”。在潞安府府学读书期间,任环曾情不处禁地在宿舍墙上书写过两条标语,用于警示和激励自己。一条是:“营私者无上,亏行者无亲。”一条为:“充海阔天高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必如是始可以言士。”由此可见,任环青少年时期虔诚地接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君子信仰从小就植根心中,关爱他人、关爱百姓、关爱天下大众,是他从小就确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从小就仰慕的高尚情怀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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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任环,其爱民、忧民、利民的那份真诚,还可以从他日常撰写的诗文和书信中,明显地感觉和体会到。

早在沙河县知县任上时,任环为沙河县名宦祠写过一篇祝词,即后来收入《山海漫谈》的《沙河祭名宦文》。这篇短文精练而清晰地表达了任环的从政观。

维神宦不同时,道乃相似,政恤凋冲,心劳抚字,父母当年,师表

后世。惟兹仲(春秋)式陳明祀,尚饗。

当官应该干什么?什么叫好官?在任环看来,当官就要关爱老百姓,关爱伤残幼弱的弱势群体,费心竭力地抚恤他们;活着的时候要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对待老百姓,死了为后人留个榜样。他认为,当官就要这么当,这样的官才称得上好官。这就是任环的从政观,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政为民”。在任环那个年代,具有如此从政观的官员是不多的。近年,有位潜心研究明清名宦和名宦祠的学者屈军卫,在他的论文《明清时期名宦和名宦祠研究》中,收入了七篇名宦祝词,作为示例以说明当年的名宦祝词“虽有不同,但大体意义基本相同”,都是“典型的因果、善恶报应的宣扬”。在这七篇祝文中,《沙河祭名宦文》是其中之一。细读这七篇祝文发现,其它六篇可以说均在“因果、善恶报应的宣扬”之列,唯有任环的《沙河祭名宦文》例外,不仅丝毫没有什么“因果、善恶报应”的影子,而且别具一格地宣扬了“勤政为民”的从政观。由此,实可见任环的与众不同,实可见其“清贞介特,迵然异于时流”(《任公环墓志铭》语)。

大约在嘉靖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554~1555)之间,任环带兵抗倭转战至松江嘉定(现上海嘉定)。当年,当地大旱,兵荒加天灾,百姓生活十分困难。战争间歇,任环上城隍庙为民求雨,并写下了《上嘉定城隍》一文。读此文,方可深切地感受到任环爱民、忧民、为民之真诚和恳切。现节录片断于下:

大兵之后,加以亢阳,民不聊生甚矣。环入邑即祷神前,累日不应。

岂诚之未至耶?将风雨之权各有所司,虽神亦不得而专耶?或环之罪过

深重,为天所厌,虽神力为之解而不获所请耶?然环之罪,自当罪环,

而固不当以之累民也。神之于此俱有民社之责,今坐视其灾而不为之救,

其与环之蠧政殃民者等耳。曾谓聪明正直如神,而顾肯如是哉?鄙诚见

乎小词,愿以转闻天听,早垂甘泽,以起彫残。若环之罪过,自甘万谴。

神其听之。

                  ……

西云不作雨,东起亦成空。

水落三江外,民忧四野中。

天心真黙黙,神听却聪聪。

愿以狂生齿,将来换岁丰。

戾政干阴谴,招灾自有因。

要知狂子罪,不在细民身。

神奉天诛赏,灵来雨海滨。

但令彫瘵起,还作十分春。

——(见《山海漫谈·上嘉定城隍(有序)》)

在任环的《山海漫谈》中,随处可以读到他爱民、忧民、恤民、护民的言论,让人感觉到他随时随地都在为百姓所思,为苍生所想。

任环在滑县知县任上时,原滑县县丞萧西泉调任山西荣河县令。之前,任环为父亲丁忧守孝曾在老家山西连住三年,对家乡百姓之生活艰难挂怀难忘。送别萧西泉时,任环赠短文一篇。文中以较大篇幅,为山西百姓的生活困苦和当地官员的不恤民而深切感慨,殷切期望萧西泉到任后爱民如爱子,为百姓解困谋福:

余惟天下之生困惫极矣,而晋为甚。其地狹,其民窘,其赋厚而庸

繁,其饥馑洊臻,比流冦亟犯其究也。逃逋相望,闾阎为墟,其老弱疲

癃存十一於千百,則又皆愁叹悲号于荒村废屋之間,面其色可蹙额,聆

其音可涕而泣也。西泉令于兹,感于兹,将必有大戚於其中者矣。其忍

不為之所乎?夫朝廷张官置吏而慎守令,谓其于民有父母之责者也。守

令有父母之责,則郡邑之民皆其子也。今夫人之於子,疾痛疴痒靡弗相

关,至于百姓则漠然而不之顾,又其甚则或有不可谈者。是何爱民不若

爱子,谋国不若谋身哉?有达于此者,可以言政矣。(见《山海漫谈·

送萧西泉之令荣河序》)

原任滑县教谕朱蒲西调任山西平遥县主簿。听说平遥“地瘠而近边,民悍而喜讼,且簿小而事烦,督之者众而动若有碍”,朱蒲西心生顾虑,忧心重重。任环赠一短文予以开导,仍以爱民若子为告:

地不虑瘠而政虑不腴,边不虑近而备虑不素,民不虑悍而使虑不体,

讼不虑健而听虑不公,簿不虑卑而职虑不尽,事不虑烦而处虑不要,督

不虑众而感虑不誠也。君之事上也,其以孝基之;使下也,而以慈广之。

身其地而察其心,其虑国事真若家事焉,則上将爱君如子,而下亦戴君

如父母矣。君之虑宁不及此哉?(见《山海漫谈·送朱蒲西之平遥三尹

序》)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潞安府城内德风亭重修。完工后,任环作《重修德风亭记》一文,又借机发表了一番为政者忧民爱民的议论,期望家乡上党的为政者能以德风亭为“勤民淑政之资”,让“上党之民可庇永休”:

盖君子必先见天下之隐而后有先天下之忧,必先大天下之心而后足

善天下之政。是故登斯亭也,俯览旁烛若尽寰宇,则凢蔀屋穷愁,闾阎

窃叹,一民一物之不获其所者,入乎目,交乎耳,感乎其中,将必有大

戚于其心者矣。故曰:见其隐也,先之而有忧焉……故曰:大其心也,

而政斯善焉。是兹亭之立固勤民淑政之资耳,豈曰观遊云乎哉……顾亭

之名而思义焉,則庶几上党之民可庇永休耳。(见《山海漫谈·重修德

风亭记》)

同僚张立菴奉旨入朝做官或进见皇帝,任环以《代谢二尹送張立菴入覲》一文相赠,鼓励其“想清夜之前席应问苍生,谅曲江之陈谟定开金鑑”;祝愿其“此行看取,霖雨苍生,功名白首”。希望这位或有机会觐见皇帝的张立菴能学唐朝贤相张九龄,忠耿尽职,襄助唐玄宗成就“开元之治”,降甘霖于天下苍生,为百姓谋幸福奋斗一生。

嘉靖三十四年(1555),任环因战功升官为山东按察司副使,荫一子为副千户并锡予白金文绮。任环上呈《谢恩表》一文,以示谢恩。文末一句道出了他耿耿于怀的愿望:

伏愿皇图岳巩圣寿天齐,舞干羽于两阶咸宁万国,申丈人以三锡永

奠群黎。

“永奠群黎”——其落脚点还是在万民百姓身上。

《山海漫谈》中有一首题目为《渔樵耕读四首》的赞美诗,一首写渔民,一首写樵夫,一首写农民,一首写读书人,每首各四句。诗文如下:

明月扁舟,芦花浅水。鱼无深愁,漫兴而已。

云山砍破,挑此一肩。留彼新松,以待参天。

一犁春雨,万倾秋风。击壤而歌,伊谁之功?

刺股悬梁,囊萤映雪。达之思兼,穷亦归洁。

在整个社会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能把渔、樵、农等体力劳动者与读书人并列在一起来赞美歌颂,而且还把读书人排在末尾的位置,可见劳动人民在任环心中的位置,可见任环对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热爱,也可见任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呵护和体恤。

真诚爱民者,必将得到民众的爱戴。早在沙河县知县任上时,“大悦”的沙民要为他立德政碑,赞颂他为民谋利的功德,牵头倡议的是沙河县籍博士王南崖。任环为阻止给自己立碑,多方劝说无效,曾专门给王南崖博士修书一封,郑重地陈述了自己“不配立碑、不宜立碑”的道理:

或曰:君大夫举事则必书,子亦从政之列也,以碑纪事安足辞?环

窃以为不然。夫举事必书,谓不分其举动之美恶,而悉书之以示劝惩以

昭来世也。今环空禄于沙踰年矣,岂无可举之过乎?是故冲瘠流移之民

而环不能招抚之,碑可书也而不书;長途迎送之苦而环不能调停之,碑

可书也而不书;礼教未兴、风俗薄恶、刁词横起、贼盗時出而环不能化

导而清理之,碑可书也而不书。夫略其所可书者而不书,则警戒之道衰;

而无可书者反书之,則张侈之心盛。是此碑之立,未必不为平生之累也。

况使后之继至者必将指环之名而议之曰:某也碌碌若此而碑纪之,则凡

可以如环者,皆可以得民之颂矣,而遂阻其向上之心。则此碑之立不独

累余,而且靳后,是可以为训乎?诚使诸生登此堂而知明其伦,进乡贤

而知仰其徳,吏兹土者入名宦而知儆其官,则碑虽不立固非缺典。其或

反是,则堂祠之立亦文具之虚耳。吾如碑何哉?况擅立之禁,国有明条,

而过情之誉,士所深耻。惟照谅而中止之,则环方寸之中当为先生刻感

徳之碑也。(见《山海漫谈·止碑书与沙博王南崖》)

在《祭唐尹文》一文中,任环写道:“人孰无生,所贵自树;人孰无死,所贵不愧。”

有以“冠”为题的一首诗,任环这样写道:“今古大经敦首礼,圣贤名教责成人。修齐自是男儿事,头上休空负此巾。”

有题为《谢董千兵面药》一诗,任环是这样写的:“颜面増光感徳深,从今尘垢不相寻。年来也备些儿药,暗室时时学洗心。”

……

读任环的诗文,分明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他的抱负、志向。任环心之正、意之诚、修身律已之自觉,都是非同寻常的。

4

对于一个尊敬和爱护老百姓,关心和体恤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来说,必然会面对多重复杂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在人分三六九等、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细读任环的《山海漫谈》,会明显地体会到任环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的挣扎和抗争,可以看到一个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为正义和善良而努力挣扎和抗争的任环。

嘉靖三十二年(1553)末,有倭寇三千余人因舟船毁坏无法还海,集聚于松江浦东地区,似有穷途末路之势。此时,有人主张立即出兵攻击残寇,任环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敌寇背水困兽,必然顽强搏斗,而我方军力加之刚从外地调来的部队“仅足五千,而弱脆不堪又居其半,审形量力、审彼知己,所谓战不足、守有余者也”,“若狃于近利,急于成功,率方至之兵攻必死之冦,犯深入之戒,寡持重之谋”,即使取胜也必将付出惨重代价,况且取胜的把握极小。所以,他主张采取尽可能减少牺牲,有利于保存兵员的“寓战于守”、“以静制动”战术,精选轻兵更番零击诱扰,引寇四散出击后再乘机消灭。他将此作战计划写成公文呈请上司批准。(见任环《山海漫谈·呈诸台揭》)。上司批准了任环的作战计划,令副总兵汤克宽与任环两军共同应战。结果出乎所料,又有大量贼寇赶来,会合后的贼寇狂掠华亭、上海等地后脱逃。为此,汤克宽被夺官从军,任环也被弹劾险遭坐罪。

此后不久,朝廷又调来“箭手”一千余名,合兵进击仍然流窜于松江地区的贼寇。虽有之前险遭罹罪的教训,任环仍然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建议继续坚持避免无谓牺牲、保存实力、寓战于守、以逸待劳、寻机歼敌的战法。他在呈报上司的公文中明言写道:“外此而欲轻试人命以图难成之功,复蹈危机又取日后之悔,非本道之所敢再言也。”(见《山海漫谈·再呈诸台揭》)

再后来,长江江北和松江地区的倭寇听闻朝廷调集大军前来会剿的消息后准备出海外逃。针对这一新情况,任环根据“倭奴之技长于陆战,我兵之策得于水攻”的实际,仍建议上司采取伏兵于海上,寓战于守,“运水兵之长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打法。(见《山海漫谈·三呈诸台揭》)

任环从实际出发坚持采取“寓战于守”的战略战术,其实是顶着巨大压力的,是对朝廷上下那些不了解战场实际情况,不怜惜抗战将士的宝贵生命,站着说话不腰疼,鼓吹速战速胜的自以为是的权贵们的抗争。为此,他以医病比喻作战,对妄言速胜的权贵们提出了批评,还为战场上屡立战功却在官场上屡受压制的抗倭英雄俞大猷鸣不平,赞扬俞是知战善战的“名医”,呼吁予以重用:

夫东南之患,何异七年之病哉。夫去七年之病,则非三年之艾不可

也。今之命医者曰:速已之,速已之。医取必于岁月之远,而无旦夕之

效,则曰是庸医也,怒而逐之,致使庐扁在旁莫敢伸手。强而促之,乌

附一汤,主者洞下,吁亦危矣。彼庐扁者岂不知缓治之为功,乌附之速

害?顾势有所迫,法有所不得施,利害交于前,是非眩于中,求免之心

胜,则体病之念荒矣。今之虚江(俞大猷号),今之所谓名医也,其察

识之精,运用之妙,缓急标本之宜,调理攻治之当,皆自得于方书之外,

而取试于屡服之验者也。惟尽其所长,不促而眩之,使医适于药,药适

于病焉耳。(见《山海漫谈·答王东台书》)

对于当时社会的阴暗弊病,任环多有揭露和抨击,并怀有“廓清天下”的强烈愿望。

《山海漫谈》中有一首以《观画》为题的五言绝句,是这样写的:“霜绡才半幅,描写尽中华。城郭山林里,穷愁未有涯。”另有一首以《鼓琴》为题,这样写道:“瑶琴空石几,肠断未成声。听待他年鼓,熏风指下清。”还有一首以《酌酒》为题,这样写道:“严冬风力重,寒谷鸟声幽。把此太和春,愿分天尽头。”更有一首以《扫室》为题,是这样写的:“风尘遍海涯,一室焉能扫?帚柄愿持來,廓清天下好。”

同年友人李八泉入朝任都察院监察御史,任环书赠《贺李八泉同年拜南台侍御》一首,其中写道:“赤心片片酧天子,公议明明列谏章。寄语狐狸深莫避,埋轮原为去豺狼。”

一位名叫毛通府的青年才俊,怀才不遇,英年早逝。他愤而挥笔抒写《祭毛通府文》一篇,感慨世道之不公。文中写道:“雄才伟器,公书于乡。政绩炳烺,十载犹郎。一阶晋转,而遽沦亡。此皆感应之不齐,而天道之反常者也。世漓道微,匪趋斯競。”

上党名士李新芳,字元德,号漳野,自幼聪明刚正,曾以“身心不可告天地,面目如何对圣贤”自励。嘉靖二年(1523)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曾被同考官视为“道徳功业之器”。相继担任淮安、保定府推官、户部主事,在朝中有“真廉丈夫”之誉。后任都察院四川道监察御史,其发奸摘伏,风裁凛然,执法如山,且深恤民隐,有“真御史”之称。因此使百官敬惮,也使权贵忌恨和排斥,终至无端打入牢狱,后解职归里。归里后一心杜门讲学,人称漳野先生,从学者名人辈出。对于这样一位深为权贵们忌恨和排斥的“落泊”者,任环公然为其撰写了《墓表》即《四川道监察御史漳野李公墓表》(见《山海漫谈》),对这位令他由衷敬佩的同乡——漳野先生的崇高品格和作为作了热情的赞颂,洋洋1500余字。而之后于万历四十年(1612)成书的《潞安府志》,关于李新芳的记载,只有不足200字。

对于古乡,任环更有多一份的关注。对于古乡百姓的生活困苦,任环更是挂记在心。即使在苏松地区带兵抗倭、四处转战的年月,他仍然关心着家乡“秽政”的改善。在一封于战争间歇写给同乡学友的信——《答张山〈山庐〉书》中,他这样写道:“曩在邑时,秽政种种,今思以易之,其道末由。因一时之快意可略也,而后世是非之公可畏也。惟君子秉春秋之笔直书其恶,不以故人私宥之,使来者得有所考且有所惩,则国家幸甚。”

滑县学宫后有许多奇石,教谕程近斋分别给它们起了名字,还在石群旁建起了亭子,课间常带着学生来这里游息。教谕的用意是:取“石”之音形,喻“实”之意,教育学生摒弃当时过于追求文饰、虚夸不实的造作文风,培养尚实的精神和风气。任环对此大为赞赏和支持,并且建议将《诗经》中的《节南山》一诗刻在石上。他认为,刻上这首诗的石头才称得上真正的“砭石”。现录《节南山》于下,可见任环眼中的时弊,绝非仅是虚夸的文风: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

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

多。民言无嘉,惨莫惩嗟。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

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

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昊天不佣,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

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

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

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尽忠,还是尽孝,曾是严重困扰任环的一组现实矛盾。任环是独子。其父首婚张氏,中年无子,纳赵氏后只生任环一子。早在任环任职沙河县时,其父已去世。之后,任环任职在外,年迈的嫡母和生母在老家相依为命,勉强度日。任环调任苏州时,嫡母已高龄八十有五,生母则重病缠身。一边是没人照顾的亲人,一边是抗敌保民的使命,忠孝难以两全的现实,让任环忧心如焚。与敌寇拼杀之时,他义无反顾,甚至不顾生命。但战斗间歇,他无时无刻不挂记远在家乡的两位老人。与人谈及孝亲之事,他常称自己为“未死人”,自恨无能尽孝枉然为人。如在《答王东台书》中,他写道:“夫环未死人也,忍情抔土绝裾髙堂,多病残躯有息槁木,真泚颜汗背浸淫四下于长者之前矣。”

这期间,任环的诗作,多是思念亲人之作。

如《金山九日》:“佳节逢重九,孤踪寄海涯。自怜犹墨绶,多病已黃花。欲问南來雁,那堪此际笳。夜深眠不得,移枕听慈鸦。”

如《道中》:“策马山头几逐驰,放船江上转危疑。长途险作三千里,一日愁生十二時。佩剑漫隨淮浦月,望云空忆草堂巵。年来归兴浓于酒,况复秋风动所思。”

如《寄南岑》:“晋水吴山路渺漫,几于清夜梦相看。天边落雁千金重,海上驱兵六月难。髙会久虚王子席,浮名何用大夫官。斗南日日频回首,目断秋空意未阑。”

如《送人还乡》:“海上扁舟一叶轻,春来送客不胜情。到家阿母应相问,只道江南已太平。”

他还借用蔡顺拾椹异器、黄香扇枕温衾、陆绩怀橘遗亲、孟宗哭竹生笋等四则孝行故事吟诗四首,抒发自己内心的愧疚和痛苦:

一题《拾椹》:“春行孝,孝何如?柔桑滿道结子殊,黑者奉母赤自食,狂贼见之心恻恻。蹄牛斗酒何足言,要知诚意能感激。呜呼孝哉兮!令人悔,亲在远遊拾青紫,拾来不及泉下人,青紫何为泪如雨。”

二题《扇枕》:“夏行孝,孝难比。黃香时尚为童子,酷暑庭帏亲汗流,一扇中挥一片秋。而翁有子鼾睡稳,扶持清梦日髙头。呜呼孝哉兮!恨何说,多病萱堂时执热,青葢翻然吴楚遊,犹向虚亭乞冰啮。”

三题《怀橘》:“秋行孝,孝堪赏。陸卿心在亲身上,洞庭佳实落尘埃,主人相顾真异哉。卿家诚孝自感动,香生滿袖亲颜开。呜呼孝哉兮!痛罔极,江南风味罗前席,尝新不及到亲旁,却与妻孥相对食。”

四题《泣竹》:“冬行孝,孝尤异。长哭一声动天地,须臾玉笋生滿林,归来作羮慰亲心。沉疴脱体洒然愈,芳声千载重南金。呜呼孝哉兮!我知愧,亲卧髙堂思远味,如何不将寸草心,却持老竹班班泪。”

真正的忠孝者才会对忠与孝的矛盾真正感到痛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尽孝与尽忠在客观上是不矛盾的。对于非忠或非孝之人来说,即是在矛盾中也不会真正痛苦。任环是真忠真孝之人,又遇上了尽忠与尽孝的客观矛盾,他的痛苦是必然的。但是,表明任环真忠真孝的最有力证据不是他的痛苦,而是他实实在在的行为选择。

当抗倭保民的形势十万火急、迫在眉睫,前线奇缺精兵良将冲锋陷阵、舍身御敌之时,任环从容地选择了尽忠,而且,一马当选,义无反顾。而当寇势趋平,抗倭前线军情趋缓,带兵打仗的任务并非无人替代而侍奉八十八岁高龄老母的义务无人可替、无人可代之时,即使在已被“夺情”的背景下,他毅然不惜“冒渎天威”,上疏朝廷,呈请恩准,弃官解职归家尽孝。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相当多的官员来说,“丁忧”是被迫无奈的,是要强制实行的,而“夺情”却常常被人艳羡为求之不得。因为,“丁忧”意味着解除官职,意味着放弃权位,意味着中断仕途,意味着丧失升官发财的各种机会和可能……所以在当时,隐丧不报、逃避丁忧之徒大有人在。而任环则反其道而为之。可见任环的与众不同,可见任环之“清真介特”,可见任环之真忠真孝。

好一个任环,不愧为真英雄,真君子!

主要参考资料

1、《明史·任环传》

2、《国朝献征录·任公环墓志铭》

3、任环《山海漫淡》及附录

4、明万历版《潞安府志》、清顺治版《潞安府志》、清乾隆版《潞安府志》等

【作者简介】

草实,本名曹新广,平顺县人,退休公务员,曾编著出版有《清水集》、《挑战崇高——申纪兰成功人生探秘》、《信念——申纪兰逸闻逸事》、《草实杂论》、《平顺旧志乡贤名宦选介》、《平顺美古诗文选注》、《足迹——(1949—2019)平顺建设成果掠影》等著述,其《论申纪兰的人格魅力》一文获1998年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挑战崇高——申纪兰成功人生探秘》一书2005年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为“第四届优秀妇女读物”暨全国妇联推荐作品(即陈香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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