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朝的兵士兼有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角色，所以清朝每个兵营就显得很分散，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虽然清朝养兵几十万，但是这样撒下来，能留出来的机动部队就很少，这就决定清朝每逢重大战事必须从全国各省调动军队来作战。这样一来从黑龙江调集军队就不足为奇。更有甚者，鸦片战争时期，清廷从甘肃给浙江沿海调动过兵士，光行程就花了一百多天。
而反击廓尔喀也毫不例外地也是从全国调兵。自然也是由于临近省份的兵力不够，只能是从远处调集兵力。而且从黑龙江仅仅调集了1000多人，占本次出兵2万多人的二十分之一不到。
廓尔喀是今尼泊尔的古称，地与中国西藏地区相毗连，历史上一直与西藏有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廓尔喀“素无盐、茶，并无银两、马匹，所产惟米、豆、牛、羊、布帛、铜、铁、珊瑚、玛瑙、孔雀”，西藏“素产盐及内地贩运银、茶”，实为廓尔喀必需之物，故“向来藏属夷民往来驼运，彼此通商，相安已久”。可是在清乾隆年间，发生了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的事件。
廓尔喀进犯西藏的原因
廓尔喀进犯西藏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廓尔喀统治者为转移并缓和内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18世纪中叶，廓尔喀处于各部争长的分裂割据时期，其境内主要居住着巴勒布人和拉加普人，大小部落共三十处，户口二十二万七百有零”。其中拉加普人的廓尔喀部力量日渐强盛。
60年代前后，廓尔喀部在其首领博纳剌赤的领导下，统一了拉加普人和巴勒布人诸部，建立起廓尔喀王国,迁都阳布（今加德满都）。
王国建立后，为转移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自70年代起就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先后攻占哲雄、沮木等，接着又妄图染指西藏。
二是西藏六世班禅所遗巨额财产诱使廓尔喀觊觎西藏。
罗桑华丹益希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赴热河避暑山庄为高宗祝寿至京师，不幸染上痘疾，于十一月初二日去世。班禅在热河和京师期间，高宗多次赏赐、加上京师各王公大臣所赠及沿途蒙古僧众的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
这些财产全部被六世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所独吞。其弟沙玛尔巴十分气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跑到廓尔喀王国报告这一情况，使廓尔喀王国认为有机可乘。
三是西藏与廓尔喀的贸易矛盾是导致廓尔喀进犯西藏的导火线。
到西藏做买卖的廓尔喀人有一两千人之多。他们在西藏购买商品，一般是付巴勒布银币，王国另铸新币后，其含银量较巴勒布银币要高。廓尔喀商人要求一个廓尔喀新币顶两个巴勒布银币使用，西藏人不同意，因此双方经常发生矛盾。
廓尔喀人认为，从西藏购买的食盐多掺土，对此十分不满。前两个是重要原因，而贸易中的矛盾成了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借口和导火线。
第一次廓尔喀入侵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廓尔喀致书西藏噶伦，称“藏内所用钱文，皆我巴勒布熔铸，此后但用新铸钱文，旧日钱不可使用。在我境接壤之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我巴勒布地方，仍应给还”。清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立即复信，明确指出聂拉木、济咙均系西藏地方，驳斥其无理的领土要求，同时指出：“现在尔等新铸钱文甚少，不能流通，仍将新旧搀杂使用。”
反击廓尔喀示意图
是年六月六日，廓尔喀王国派苏尔巴达布率3000人马，未经宣战，突然进入西藏。由于西藏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加上地广力单，很快就被廓尔喀军队攻占了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地，严重地威胁着后藏重镇扎什伦布。驻藏大臣庆麟得报后，立即抽调1200名驻军前往堵截，并通报四川总督李世禄，迅速派兵支援。
七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接到有关廓尔喀军队入侵西藏的报告后，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阻止廓尔喀的入侵。
首先，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率绿营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往扎什伦布，守御后藏与廓尔喀接壤处；另一驻藏大臣庆麟率兵防范前藏。四川提督成德就近调三四千绿营兵和500名驻防的满洲八旗兵迅速赴藏支援。
其次命前来热河觐见的成都将军鄂辉立即赶回成都，并赴西藏统军堵御廓尔喀军队。还派熟悉藏情、懂得藏语的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入藏主持军务。
第三，高宗先后从达赖仓库和班禅仓库调拨青稞麦7000石，制成糌粑，可供3000士兵半年之用，又下令购买牛、羊11500头，以解决入藏士兵的粮饷问题。同时高宗檄谕廓尔喀国王：速行退兵，归还所占之领土。高宗这些应急措施，是及时和正当的。
在处置廓尔喀入侵问题上，高宗与某些廷臣以及西藏地方官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高宗的方针是：除了收复失地外，还要“勒令该头人出具甘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不敢复行越界滋事。惟当趁此兵威，使之畏惧慑服，以期一劳永逸，方为妥善”。
然而，某些廷臣特别是某些地方官员则认为议和了事是上策。他们的议和理由：一是廓尔喀兵力强，西藏兵力弱，就是去援军也是鞭长莫及；二是担心内地军队入藏以后，骚扰地方；三是担心入藏官兵军饷就地解决，会加重地方的负担；四是担心入藏官兵即便打败对方，官兵一撤，廓尔喀还会来报复，等等。
因此在初期，实际掌握后藏大权的仲巴呼图克图和红教喇嘛萨迦呼图克图就派人与廓尔喀谈判，达赖喇嘛也派出代表前往和谈（后被率军入藏的四川提督成德说服撤回）。钦差大臣巴忠入藏后，也赞成并主持议和。
平定廓尔喀
尽管高宗三令五申反对议和，但实际操作的钦差大臣巴忠置其旨令于不顾，一再敦促西藏噶伦的谈判代表丹津班珠尔迅速与廓尔喀达成协议。几经讨价还价，廓尔喀答应交出其所占三处地方，但必须交纳300锭元宝的赎金，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为始，每年给付300锭元宝，“给付三年后再行商议。”
巴忠对这一纳金赎地的协议实情不上报，而由成都将军鄂辉等向朝廷报告说：“巴勒布畏罪输诚，遣头目来营乞降。”本来是向廓尔喀纳款赎地，却被说成是惧畏乞降。正如魏源所指出：“未交一兵，而靡饷百万。”
第二次廓尔喀入侵与清廷反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廓尔喀按协议派人到西藏领取是年赎金300锭元宝，达赖喇嘛拒绝支付，并要求进行谈判，廓尔喀答应双方派代表到边界谈判。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月，达赖派原协议签订者丹津班珠尔持300锭元宝去谈判，意在缴纳此次赎金后，以后不再缴纳。
不意廓尔喀却在六月派兵千余攻占了聂拉木，并扣押西藏的谈判代表。八月，廓尔喀又增兵大举向后藏进军，并占领了定日、萨迦、济咙等地。高宗接报后大为震怒，原以为廓尔喀再次出兵西藏，是为“旧时未完债项”引起的，另有纳金赎地之事，尚不知情。
他即命鄂辉再次前往西藏；又命鄂辉及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等“潜行留心”了解拖欠实情。巴忠做贼心虚，恳祈即刻赴藏，未被允准，就以为事情已败露，“即于是夜潜出，投河淹毙”，这倒引起了高宗的严重关注。
富察·福康安
廓尔喀占据聂拉木、定日、萨迦、济咙等地后，在沙玛尔巴的诱唆下，又纵兵抢掠扎什伦布。驻藏大臣派人将班禅接至前藏，扎什伦布人心浮动，廓尔喀趁机攻占扎什伦布，将寺内财物抢劫一空后退出，又攻占了定结、第哩浪占地，留兵观望。事态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高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任命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一等公福康安为统军将军（后又封为大将军），任命二等公海兰察和奎林为参赞大臣，率兵由西宁入藏；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士毅署理四川总督，筹办进藏粮运。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一月，经询问达赖喇嘛之弟罗卜藏根敦札克，清廷才了解到纳款赎地的真相，高宗立即追究该事件的责任者巴忠、鄂辉、成德等。因巴忠已死，其子居官者“俱行革退，著在护军拜唐阿上行走”；将鄂辉革去总督，成德革去将军，“各治以错误之罪。复蒙加恩，俱赏给副都统职衔，作为领队大臣”，并令他们“惟当激发天良”，“立功自赎”。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日，福康安率军到达拉萨。鄂辉、成德率军入藏后，不久收复聂拉木。廓尔喀得悉南北两路清军进藏以后，一方面在“各处隘口添兵防守”；一方面对掳去的人质“给赀优待”，准备“差人递禀乞降”。对此，福康安等未予理睬，“定计捣穴擒渠，永杜后患”，高宗批准了这一用兵计划。
闰四月，福康安率军开始反击。五月初六日，攻克察木要隘。初十日收复边境重镇济咙。至此，西藏失地全部收复。高宗闻讯要求福康安“乘胜直趋阳布”。五月十五日，清军攻占热索桥，进入廓尔喀境内，接着又攻占了布噜、东觉，清军直抵雍雅，此地距阳布仅百余里。
平定廓尔喀
六月十五日，廓尔喀王室被迫放回人质丹津班珠尔，并捎信称：此次入犯都是沙玛尔巴唆使，而他已“服毒身亡”，为此特致书请降。
六月十八日，廓尔喀又派大头人普鲁尔邦哈等到清军大营请降。福康安仍决定“当奋勇进攻，断不肯坐失事机”，致堕其“缓兵狡计 ”。
七月初三日，清军与廓尔喀军激战于阳布附近的甲尔、古拉木集两要塞。战斗十分激烈清军死伤惨重，进兵受阻，退至雍雅结营。廓尔喀国王于七月初八日又派人“呈缴前立合同，送交扎什伦布物件及沙玛尔巴尸骨”，以示求和乞降诚意。
福康安即将廓尔喀请和乞降一事转报清廷。高宗考虑到反击战大体已成功而大气渐冷，如不及时撤军，恐为大雪所阻，就命福康安如实在力难进取，就“受降完事”，又命福康安传谕廓尔喀：“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福康安立即办理受降事宜清军撤入西藏。九月二十日，廓尔喀贡使到扎什伦布谢罪。此役被高宗列为他的“十全武功”之一。
在这次反击廓尔喀的战争中，清朝投入兵力约有2万多人，耗银350万两，阵亡官兵300余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次事件的善后处理表明，清朝注意郑重处理与邻国的矛盾，力图通过谈判建立起正常、友好的睦邻关系。此后，廓尔喀坚持5年一贡，正常开展贸易，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边境也得到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