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油画（局部）
“我祖母常对我说：‘鲁迅认为学医不能从根本上治好国民之病，后来他就去搞文学创作。我生你父亲专研文学，却也收效不大。要想救国于危难之中，还得依靠科学。我希望你将来搞科学，因为只有我们船坚炮利，才能尽快打败敌人。’”
开国大典背后的
“多云转晴”
●飞机“轰”来的气象理想
△ 开国大典资料
章淹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母都是“五四”时期具有先进思想的积极青年，她的父亲章廷谦是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章淹从小受父母影响爱好文学，曾打算大学期间学习法律，但一本《居里夫人传》改变了她的命运。
就在章淹快考大学的时候，一本刚翻译成中文的《居里夫人传》流行起来。章淹的父母看了这本书后被居里夫人的科研精神与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便想让女儿学物理。当时他们一家在昆明，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宿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有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饶毓泰，他们也非常支持她学物理。在硝烟滚滚的抗战氛围中，章淹也深信“科学民主救中国”。
“当时我们眼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抗战胜利。那时中国没枪、没炮、没飞机，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章淹说。就这样，她来到西南联大攻读物理专业。
战火纷飞中，敌人的铁蹄与机翼时不时地掠过昆明，掠过学子们的课堂。“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就学会了根据天气判断敌机来不来，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会来，天气不好的话就很可能不来了。”
△ 章淹担任预报组组长时的工作照
章淹的“气象缘分”，也正由此生根发芽。“我以前从没想过学气象。但因为飞机轰炸这个事，我开始发现天气预报特有的重要意义。”加之一二年级课程中有很多内容与气象相关，她对气象知识也越来越感兴趣。
于是，章淹从物理系转到了气象系，步入了那个只有四名学生的课堂，开启了气象生涯。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1947年，章淹从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进入华北观象台工作。1949年解放后，这个被华北航空处通讯科接收的观象台只有四名预报员，章淹是其中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女性预报员。
“华北观象台就位于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一进门往西走就会看到一栋古老的小楼，这座小楼曾是观象台工作人员的办公楼，台长、会计还有统计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小楼后面曾经有一排平房，那就是预报科和观测组工作员的办公室。”
●小黑板上的“天气会商”
△ 章淹当年签下的开国大典天气预报
比起在华北观象台工作，当年的章淹更希望自己能留校。“父亲对我说，那里挺好的，从科班做起，好好学习，这样才能真正接触实际。”章淹说，从学校到华北观象台，自己迈出了从气象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
条件限制加之经验不足，初入华北观象台的章淹并不知道怎么做预报，台里用于学习的预报资料也很少。于是，章淹和她的几个同学一起翻译了一本国外的预报方法书籍，作为自己做预报的理论指导。“当时台里熟悉预报业务的只有两位老同志，可用于学习研究的相关图像资料只有一张地面图，我和几个同事到那儿以后才增加了一张3000米高空天气图。这张高空天气图不是通过观测资料得来的，而是通过地面资料推算而来，数据不尽准确，更谈不上有什么用途了。”
从当下的角度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天气会商是通过一块小黑板完成的。章淹和同事们把各自的预报意见画在小黑板上，得到基本一致的意见后，给报社打电话，将文字内容读给当地的晚报进行刊载。报纸给予天气预报的版面仅仅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刊载内容也仅为“晴”“雨”“昙”“风”等半文言化的简单字眼。“偶尔会有人打来电话问我们‘昙’是什么意思。其实可以通过字面来理解，日下有云，也就是阴天。可见当时的报纸对天气预报并不重视，甚至没有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未来天气。”如今回忆起这些细节，章淹仍深有感触。
△ 中央气象台和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主要骨干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杨鉴初、贾升堂、黄士松、顾震潮、叶笃正；
后排左起：章淹、冯秀藻、朱和周、李明熙、陈玉樵、陶诗言。
正是这样边学、边看、边操作，章淹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气象预报员，而一件重任也随之落到了她的肩上。
“从1949年到1956年，我做了近八年的预报员。但开国大典那一次的天气预报令我永生难忘。飞机表演向人们展示着国力，如果因为天气缘故未能起飞，那将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因此，我们的预报，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出问题。”
●大典当日的“多云转晴”
1949年初，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任务的瞬间，华北观象台一片沸腾。几个预报员甚至为此连续兴奋了好几天，彻夜难眠。其中当然也包括年轻的章淹，因为开国大典那天正轮到她值班。“当时觉得开国大典这种重大活动的气象预报由华北观象台承担，且自己还能为新中国成立做点实事，真是高兴。要挑好这个担子并不容易，必须尽力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 开国大典上的飞机表演
起初，章淹没有意识到北京天气的复杂性，“那时我的预报经验不足，认为北京的秋天特别是十月份很少会下雨。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太担心开国大典那天会不会有雨。”但是，经过统计查询，章淹发现并没有这么简单。北京的天气非常多变，必须进一步做更多调查。
可当时的华北观象台并没有多少历史气象资料。“我到处翻箱倒柜，却没找到我想要的东西，只好回到清华大学请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章淹说。好在清华大学收藏的天气图资料相对比较齐全，章淹一页一页地翻书，一张一张地查图，一个记录一个记录地“细抠”数据，逐片逐点地分析天气系统，逐年逐月地查询，几乎查遍了所有与北京有关的天气资料……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渐渐浮现——十月初，北京下雨的次数并不少。
1949年9月30日，当拿到绘制好的地面天气图时，章淹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她和同事们开展天气会商，经过一次次“精雕细琢”，最初得出结论：预计第二天的天气不会特别晴朗。章淹郑重地在预报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却一夜辗转难眠……
10月1日9时许，天空开始有云不断地聚集，中午还落下了些许雨点。“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所幸下午3点左右，西北边的天空最先晴了起来，有阳光微弱地照射出来。这就是晴天的希望，是华北观象台所有预报员的希望。”
△ 经典回顾《开国大典》彩色视频
（来源：中央档案馆）
不久，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轰鸣声、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华北观象台值班室外传来一阵阵激动的呼喊声：“快看，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天气没有影响到飞机的起飞，在空中的飞行表演也没有被云遮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看到了中国自己的飞机。开国大典顺利举行，预报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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