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范同寿
1912年的“二二政变”，使贵州陷入了长达23年的地方军阀混战，直到1935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下台。这段时期，由于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省主席的头衔总在军阀头目之间转来换去，以至政治动荡与经济社会问题相互纠缠，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大都关系到贵州的民生与社会发展前景，属于贵州近代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必要予以探讨。
第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是：究竟是谁揭开了贵州军阀统治的序幕？
“二二政变”发生后，大汉贵州军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原来的副都督赵德全仍在以代理正都督的身份，坐镇于军政府内，只是交通部长、民政部长、学务部长均已逃亡，政府权力实际上已全部落入宪政党人之手。到此，革命与宪政两派的矛盾，表面上已算是有了一个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二二政变”才过去一个月，原先出师北伐，准备入川与陕西革命军汇合，然后向北京进发的三千滇军，却突然改道出现在贵阳城郊，将贵阳层层包围，并公然于3月3日凌晨炮攻南厂新军营。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省城革命党人的意料。刚被宪政派假意扶上正都督宝座并授予印信的赵德全万万想不到，还未等他考虑好怎样答复宪政派令其让位的要求，滇军已兵分几路从头桥、黔灵山、螺丝山几个方向朝城内发动进攻；刘显世率领的队伍已将都督府围困，城内各条街道也被郭锦棠的保安营控制。
面对如此局面，除少数革命党人率部作了有限武装抵抗外，大多数或降或逃，身为都督的赵德全也仓惶逃到修文岳父家躲藏。就这样，一个经过各族各界协同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便被贵州宪政派及与之沆瀣一气的耆老会（一个由退职清朝官吏与守旧乡绅成立的组织），勾结滇军给武力颠覆了。
将贵州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军政府颠覆后，宪政派、耆老会与滇军并未立即收手，除在途中捕杀了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将都督赵德阳全从修文抓回贵阳枪毙于北郊，在各府州逮捕杀害革命党首领人物外，还通过分化、瓦解、强逼等手段打击与消灭各地尚存的革命武装。在所有革命党反对势力完全被清除后，一批宪政派、耆老会头面人物终于公开出面，以改组军政府的名义共推滇军首领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自这以后，“贵州军政府”事实上已经只是一块招牌，不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性质，变成了集军政大权于唐继尧一身的地方军阀政权。
滇军入黔及明目张胆对贵州军政府的武力镇压，不仅掠夺了贵州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摧毁了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更将整个贵州推向了军阀混战的深渊。此后的贵州政局变幻莫测，一个军阀主政没几年，另一个军阀即以武力将其驱逐，取而代之。“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现象，在当时的贵州成了常态。最短命的军阀头目李燊，夺得政权后当政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18天。当年有民谚道：“民国十八年，汉板十八圈（川版银元图案），来了个十八子（李字的分解），坐了十八天”。这段民谚既是对李氏政权的嘲讽，也反映出底层群众对军阀混战的厌恶。
滇军之侵黔是贵州宪政派、耆老会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早在“二二政变”之前，宪政派、耆老会的一帮首脑人物便从军事上、政治上开始筹划如何对付领导革命起义的自治党人。先是刘显世利用扩军机会将从兴义带来的五百徒手兵扩编为陆军第四标，继由郭重光出面将耆老会操纵的城防营改编为保安营，由旧军官胡锦棠任保安营统领，扩充武装作控制贵阳准备。政治上则从自身倡导建立“公口”到栽赃革命党人“大开公口”，导致省内“哥匪横行”，再借机要求滇军入黔。周素园先生的《贵州血泪控告书》曾记载，军政府成立未几，耆老会头面人物郭重光即以绅耆身分在立法院演说称：“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之后，刘显世、胡锦棠操纵的“大汉公”，宪政会与耆老会组织的“斌汉公”“黔汉公”都相继成立。
辛亥革命时期的公口与会党有密切关系。在辛亥革命酝酿与发动过程中，天地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组织（统称会党）曾在革命中做出过贡献。贵州的自治学社也曾将发动贵州的哥老会，作为积蓄革命力量的一项要务。不少哥老会成员还加入了革命党，成为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后来的五路巡防军中就有大批会党中人。当宪政派等玩弄阴谋，四处鼓噪成立公口之时，巡防营中的军士“果为公口动摇”，纷纷提出建立公口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黄泽霖为了稳住军心，无奈之下“乃徇众请，开光汉公以约束之”。此举正中宪政派、耆老会之下怀。于是，1911年12 月，这批人便开始以贵州“公口林立”为理由，假借“全黔人民代表”的名义，电请滇军来贵州平定“哥匪”；1912年初更直接派戴戡在滇散布“黔中公口，劫掠奸淫，无所不至”的谣言，请滇军出兵贵州，“救黔民于水火”。
梳理滇军入黔的前前后后，不难发现：辛亥革命前后，由于贵州省情的特殊性，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由旧官吏、绅耆、地主组成的一派保守势力，远远比革命力量强大，以致在革命酝酿、武装起义、新政权建立整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两党斗争”。这场起起伏伏的权力斗争，不仅导致了“二二政变”，招来了滇军侵黔，还使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仅仅3个月便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挟攻下被颠覆，贵州也因此早于国内各省陷入军阀混战。
唐继尧虽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但在滇军中资历较浅，原属中级官员，通过以北伐的名义率军侵黔，一下升级为总司令，并且在占领贵阳的第二天，即在宪政会、耆老会召开的会议上被公推为贵州都督，总揽贵州全省军政大权，由此开始了以滇系军人为主，联合贵州一部分立宪派旧官僚的军阀统治。
滇军夺取贵州政权后，第一桩事便是与宪政派、耆老会合力镇压原贵州军政府中的革命力量。在杀害自治学社社长钟昌祚、都督赵德全之后，反动势力的屠刀立即指向省内各地的自治学社骨干。先后惨遭杀害的有《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自治学社镇宁分社社长李有桃、铜仁府议长张文基、巡防总统府队长平之清等。独立时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功臣杨树清被杀害后，尸体甚至被裂为数段。其他革命党人无论隶属何部队，凡不归附顺从者一律遭到捕杀。更残忍的是，在两军对抗中弃枪投降的黔军官兵，竟被押解到城郊螺丝山集体屠杀，总数多达1600余人。当年的目睹者回忆称，其中一些人身着长衫，明显不是军人也遭杀害。滇军的这场疯狂屠杀，导致贵州省城一片恐怖，人们担忧无故被疑，大都谨言慎语，甚至不敢三人同行。
在滇军夺取贵州政权期间，贵州革命党人并非没有进行抗争。曾在南京拜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被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率领黔军北伐的杨荩诚，在武昌获悉贵州政局发生变化后从湖南常德致电唐继尧，表示将以贵州都督名义率部返黔，限期滇军撤退，但遭到唐继尧等人的拒绝。适逢全国局势发生变化，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果实被身在北京的袁世凯窃取，而袁世凯为遏制革命派，同意唐继尧之请，任命其为“署理贵州都督”，并下令杨荩诚赴京另行任用，致使黔军返黔行动受阻。
其后，在副总统黎元洪协调下，湖北、湖南、滇军、黔军代表于1912年6月在湖南洪江谈判，达成”洪江协议“。协议确定：杨荩诚离开部队，另由北京委人统率黔军，然后“黔军回黔，滇军回滇”。但唐继尧、刘显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竟以“贵州人民代表”名义发表通电，伪造“黔人反对黔军回黔”民意。其后，在黔军将士拥立席正铭为司令，誓师回黔途中，唐继尧竟派兵在铜仁一线进行阻击，最终将黔军击溃。
唐继尧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以武力夺取贵州政权，始终未得到贵州群众的认可。滇军入黔时逃亡出省的革命党人，一直未放弃驱逐唐继尧与侵黔滇军的努力。滇军入黔仅两月，周素园等一批黔籍人士即在重庆发布《贵州血泪通告书》，痛陈滇军破坏贵州革命之情形，请求社会各界伸张正义。接着一批自治学社骨干又联络数百人直接向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发送电报，要求主持公道；遵义、沿河等地也相继发表《告同胞书》《泣告同胞书》；京、津、黔的黔籍人士还联名发表《贵州血腥录》，揭露滇军在黔屠杀人民的种种罪行。历史上将上述声势浩大的活动，统称为“驱唐运动”。
同一时期，旅京的贵州革命党人成立了“黔人冤愤团”，公举周素园为会长，并发表《冤愤团组织宣言书》。这份宣言书大声疾呼：自滇军入黔，“时至今日，全国皆享共和之福，黔人独受荼毒之祸”，刘显世等人与唐继尧“狼狈相依，多行不义。我同胞生命财产悉供牺牲”“流离失所，死者不得收骸骨，生者无以给口食”。1912年下半年，袁世凯背叛民主共和的面目彻底暴露，在北京捕杀革命党人，国内政局巨变。唐继尧乘机电告袁世凯，北京的“黔人冤愤团”实为国民党组织。于是，袁世凯当即将冤愤团列为谋乱机关，下令予以取缔。在这种情况下，冤愤团成员只得匆匆离京，分散躲藏。贵州革命党人通过武装驱逐唐继尧及通过政治途径赶走滇军的一切努力，至此都宣告失败。
我们并不准备对作为滇军创始人的唐继尧这个历史人物做任何全面评价，但却需要对1912年3月至1913年11月，唐继尧主政贵州时期，其统治的性质作出必要的分析。
唐继尧前后统治贵州一年零九个月，先是通过武力攻占贵州省会贵阳，武装夺取政权。继后伙同刘显世为代表的宪政派势力，大肆屠杀贵州新军将士、疯狂镇压贵州革命力量、不择手段阻止黔军回黔、与袁世凯声气相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为攻占重庆策动与川军之战、出卖贵州利权投靠英法财团，最后是公然杀害国民党派到贵州组党的于德坤一行三人。凡此种种，无不明确显示：唐继尧对贵州的主政，完全属于地方军阀统治。
由此可见，学术界关于滇军侵黔开启了贵州军阀统治序幕的结论，是完全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