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卫将军姜维探知魏国调集关中军队，南下淮南平定诸葛诞叛乱，便计划乘虚攻向秦川，开始第十次北伐。
姜维率领数万人出骆谷，到达沈岭。
当时长城一带积存的粮食很多，但守兵很少。
征西将军司马望都督雍州、凉州诸军事，联合安西将军邓艾，进兵占据长城一带，抵挡姜维。
姜维在芒水一带修筑营垒，多次出来挑战，司马望、邓艾都不应战，坚守不出。
后来，姜维听说诸葛诞战败身死，便撤军返回成都，恢复了大将军之职。
姜维屡次出兵北伐，蜀人不堪重负，愁苦不堪，中散大夫谯周在廷议时认为，蜀国国力一年不如一年，远不如诸葛亮辅政时，已无法支撑北伐的军事需要，百姓也因此而生活困顿，怨声载道，建议不宜再对魏国用兵，而尚书令陈祗强烈反对此观点，二人展开激烈辩论。
此时陈祗与宦官黄皓相互勾结，把持朝政，群臣害怕二人的势力，没人敢支持谯周。
谯周无奈，退朝回家后写下了著名的《仇国论》。
《仇国论》中，谯周虚构了因余和肇建两个国家，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于是余国人高贤卿向伏愚子讨教小国如何与有仇的大国相处的策略。
高贤卿问：“古代能以弱胜强者，他们的方法如何？”
伏愚子回答说：“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者，国泰民安，常常多有轻慢，处于小国地位者，居安思危，常常想着向善。轻慢之事多了，就会出现内乱，而想着向善，就能使国家安定，这是普遍的道理。因此，周文王善于养民，就能以少取多，句践能够抚恤众人，就能以弱胜强，这就是他们的方法。”
高贤卿问：“以前，项羽强而汉高祖弱，互相交战，后来项羽与汉高祖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各归本土生息养民，张良认为民心一旦安定，就难以再发动，于是率兵追击项羽，终于消灭了他。难道一定要像文王那样行事吗？现在肇建国内部有缺陷，我们趁机出兵攻击其边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烦而战胜他呢？”
伏愚子回答说：“在商、周之际，王侯世代尊贵，君臣之分久已稳固，人民已习惯于专心事其君上。深深扎根的东西难以拔除，依托稳固的东西难以迁移。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汉高祖，又怎能靠持剑策马而夺取天下呢？秦朝时，废弃分封侯国，设置郡守之后，百姓被秦朝的苦役搞得疲惫不堪，天下已经土崩瓦解，或者每年换个君主，或者每月换个主公，如同鸟兽般惊恐不安，不知所从，于是豪强们并力争夺天下，如狼似虎地撕裂分割，迅速搏杀者所获就多，行动迟缓者就被吞并。如今我们与古代都是经历改朝换代而流传的国家，虽然不是秦朝末年天下鼎沸纷争的时代，实际上却有六国并立称雄的形势，因此可以行文王之事，难以有汉高祖的作为。百姓的疲劳就是产生骚动不安的前兆。在上位的骄慢，在下位的残暴，就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谚语说：‘射箭如果屡次不中，不如慎重瞄准之后再发射。’因此，有智谋的人，不为蝇头小利而动心，不为似是而非的情况而改变常态，时机成熟以后再行动，形势适宜以后再举兵，所以商汤、周武的军队不用再次战斗就能取胜，实在是因为重视人民的劳苦状况而能审时度势。”
所以，谯周借伏愚子之口，高诫说：“如果穷兵黩武，出现了土崩瓦解的形势，又不幸遭遇危难，那么即使能出现有智谋的人，也将不会有挽回局势的谋略了。”
最后，他还不忘以伏愚子的口吻讽刺了一把，说：“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过孟津，那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得到的事了。”
谯周是益州派的代表人物，《仇国伦》暗中讽喻姜维穷兵黩武，既代表了谯周个人的治国观点，但同时也被后世认为是益州本土人士对外来的荆州派表达不满和反抗。
这篇文章也遭到了历代中国正统儒家学者的强烈批判，认为这是在为投降主义鸣锣开道，丧失了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