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三母女红歌忆巾帼

编者按：四川省文联近年来广泛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文艺惠民和创作采风活动，着力扶持打造了一批红军题材文艺佳作。在阿坝州理县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当地“红军三母女”——杨金莲、姜秀英、姜萍的革命事迹，让文艺工作者们深受感染。当地传唱的红军歌谣中所铭记的党史与军史，在她们的革命事迹中得到鲜活的印证。2022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入川90周年，让我们在红军歌谣的词曲中，重温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2022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入川90周年。作为四川省理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杂谷脑河畔的红军墓园已正式建成。当年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女红军——杨金莲(1875-1977)，与她的两位女儿——姜秀英(1913-1997)、姜萍(1921-2014)，就长眠于此。青山碧水间，巾帼先烈们的红色故事还在娓娓讲述，红军歌谣中的红色基因仍将代代传承!

杨金莲与子女合影(左起：姜萍、杨金莲、姜德成、姜秀英)

“十月里来小阳春，各位快来当红军，跟着红军打敌人。大家要齐心，团结得绑紧，革命永远向前进……”

——出自红军歌谣《穷人歌》

这首《穷人歌》最初流行于鄂豫皖苏区。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苏区转战入川，这首《穷人歌》在川陕苏区流传下不同的版本。战士们将这些红军歌谣抄写在自己的歌谣本上，在此后的长征途中也用歌声沿路播下革命火种。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8000多名红军女战士中，只有四五十名女战士是从鄂豫皖苏区随部队入川的，余者皆为四川籍女红军。

众多的川籍女红军中，藏族女性杨金莲年纪最大。她们一家五口人一起从四川理县参加红军队伍。她与女儿姜秀英、姜萍也就此踏上一条巾帼长征路，在革命事业的恢弘长卷中书写下贫苦妇女翻身求解放的一页壮丽篇章。

杨金莲，原名板登卓，1875年出生在靖化县(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苦的农奴家庭，从小饱经磨难。

板登卓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来自成都的姜姓汉族男子，在靖化县行医为生。他向当地土司买下板登卓，做自己的二房，一起生育了大女儿姜秀英、大儿子姜德成、小女儿姜萍，以及一个小儿子。

小儿子出生不久，板登卓的丈夫意外离世，生活逐渐陷入困顿。当时年纪最大的大女儿姜秀英也才刚过十岁。板登卓只得再嫁汉族男子唐洪山。一家人逃难到理番县(今四川省阿坝州理县)的朴头村，替人做工以维持生计。板登卓为小儿子取名唐志泉。

当时，丈夫唐洪山四处行医，居无定所。板登卓带着小儿子唐志泉在朴头村大户人家帮工为生。大女儿姜秀英被卖给杂谷脑(今理县县城)的一户人家做童养媳，饱受奴役和欺凌。大儿子姜德成在离家甚远的牧场放牛。小女儿姜萍从7岁起，就被卖到当地千总家做家奴。板登卓一家四散飘零、挣扎度日的生活景象，正是旧社会众多贫苦人家悲惨命运的缩影。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创建了松理茂苏区。最初，因为反动武装的恶意宣传，理县百姓对红军的认识相当匮乏。板登卓夫妇将两个儿子和小女儿聚拢起来，在忐忑中度日。但红军很快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们的拥护。板登卓一家也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新生活。

但好景不长，板登卓一家再遭巨变。丈夫唐洪山在村里被推选为苏维埃筹粮委员会委员，在为红军工作队带路的途中遭遇反动武装袭击而不幸牺牲。由于情况紧急，唐洪山与其他牺牲同志被就地掩埋，至今不知葬在何处。

令人惊叹的是，已是两度丧夫的板登卓没有就此消沉，反而在花甲之年更加坚定地追随红军，与儿女们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从自己60年的坎坷遭遇中，已然看透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也从红军切实的革命行动中，真正看到了各民族穷苦人翻身的希望。

杨金莲(板登卓)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敢胡乱行，打土豪爱群众，买卖要公平，群众东西不能拿分文……”

——出自红军歌谣《纪律歌》

这首红军在阿坝印发的《纪律歌》，一直传唱至今。当年红军到达阿坝之前，国民党及地方反动势力就采取了严酷的坚壁清野措施。他们规定，凡给红军当通司(即藏语翻译)引路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以死刑；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其家族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

面临粮食短缺的红军仍严格执行纪律，很快赢得了群众们的信任与支持。在板登卓一家中，为红军做通司的大女儿姜秀英是最早参加红军队伍的。

1935年初，在杂谷脑做童养媳的姜秀英不堪欺压出逃，幸得红军解救。当时22岁的姜秀英随即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理番县苏维埃保卫局担任通司，从事筹粮、宣传、沟通等工作。

参加红军后的姜秀英迅速成长起来。她意识到红军在当地的革命斗争，需要更多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她回到娘家，动员家人们一起给红军做引路的通司。一家五口就此举家投身革命事业，小女儿姜萍当时还只有14岁。

板登卓一家被分配到不同部队作翻译。至1935年7月底，除姜秀英早就参加红军之外，板登卓、姜德成、姜萍、唐志泉也先后正式参加红军，成为真正的“红军家庭”。

三母女中，大女儿姜秀英的革命征程最为惊险坎坷。她曾经配合著名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作战。

早在1933年3月，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决定组建正规妇女武装，在通江县城成立妇女独立营，共400余人，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成为红军中唯一一支具有独立建制的女兵部队。1934年3月起，又先后组建了两个妇女独立团。1935年2月，整编为妇女独立师，共2000余人。

1935年6月，隐匿在杂谷脑喇嘛寺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发动暴乱，袭击革命机关。姜秀英奉命配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一部包围寺院，参加战斗。她在阵前用藏语喊话宣传，劝导不明真相的僧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5年10月，姜秀英从理番县苏维埃保卫局调至大金省(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苏维埃保卫局担任通司，后又调至当地政府粮食科工作。有一次，她与另外两名留守的红军女战士突遭敌人包围。她临危不惧，首先紧闭寨门，然后爬上寨房，用石头猛砸敌人，一直坚持到援军赶来。因为表现突出，姜秀英在长征途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姜秀英(右)与姜德成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唉!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高举红旗向前进。”

——出自红军歌谣《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小金县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做出了集中主力北上的战略决定。陆定一创作出的这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既颂扬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伟大胜利，又将中央精神写进歌词，便于战士们在长征途中传唱学习。

艰难的长征路上，姜秀英在翻越雪山时被冻坏脚趾，在躲避敌机突袭时，又因碰撞而致脚趾骨折。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无法及时医治。她忍痛将脚趾砍掉，用柴灰涂敷伤口，在简单包扎后坚持行军，依靠坚韧的革命意志，走出了草地。

小女儿姜萍因为年纪小，在红军队伍中很受同志们喜爱，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筹粮艰难时，这位小红军与大哥姜德成、小弟唐志泉一起，一户一户地敲开藏民家门，挨家挨户地用藏语做工作。藏民们了解真相后，主动将粮食送给红军。不少藏民还在他们的宣传下积极参军。

可惜的是，大儿子姜德成翻过雪山后，因严重冻伤，只得返回家乡，直至全国解放后才与家人们取得联系，并重新确认了红军身份。小儿子唐志泉一直下落不明。后来证实，他参加红西路军后，在临安口战斗中牺牲。

板登卓在红一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通司，在做好翻译、讲解工作的同时，还在沿途发动藏族群众，为部队筹措粮食及生活必需品。一路上，红军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妈妈”。这位花甲老人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重重艰难，走完了长征路。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板登卓被分配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在延安，她终于和两位女儿重逢。但三母女随后又迅速回到各自的革命岗位上，参与到根据地的建设中。

板登卓住在杨家岭中直机关。姜秀英和姜萍则参加了卫生队、被服厂的筹建工作。姜萍后来还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荣获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当时的延安，首长们都知道板登卓老人的革命事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曾到她的窑洞来探望。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同志还特意给她取了汉名——杨金莲。这个名字伴随板登卓老人走过余生。此后，她随中央机关转战各地，直至进驻北京。此时，已是74岁高龄的杨金莲被组织安排在中直机关休养，于1977年11月病故，享年102岁。

大女儿姜秀英后来一直在中直机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北京，于1997年去世，享年84岁。

小女儿姜萍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吉林军区供给被服工厂指导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一师供给部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姜萍与丈夫傅家佑在武汉军区后勤部工作，定居武汉，于1961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