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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一个问题，法律制定的严苛好，还是宽容好？
首先法律宽容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法律是“他律”，就是因为人们行为过于放纵，才设置的立法，如果法律宽容人们就会视同儿戏，起不到约束作用。
比如，郑国太叔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不忍心用严厉的方法，最终导致盗匪猖獗。
所以，有人认为：法律还是严苛的好。
我国历史上，法律最为严苛当属秦朝。
比如，乱扔垃圾。
如今像乱扔垃圾这种行为，也就是个人素质问题。但是在秦朝，那就上升到法律层面上了。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意思就是，把垃圾扔到路上的人，是要接受“黥”这种刑罚，即在脸上刻字，终身留下一个耻辱的标志。
就像大家《水浒传》中宋江脸上刻的字那样（当然宋江不是因为乱扔垃圾）。
那么，秦国的法律这么严苛，百姓应该害怕才对，为什么会农民起义就很快就灭亡了？
秦帝国的灭亡在始皇帝时就注定了，跟后来的隋炀帝一样，不是昏君，而是暴政。
统一后的局面是连年的兼并战争，人民刚经受过战乱的侵扰，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帮助人民恢复生产，建设家园，大搞民生事业，让百姓喘口气，而不是加重赋役，使得百姓民不聊生，法律又是动不动就是连坐，弄得百姓人民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所以才有了揭竿而起。
《道德经》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众不畏惧死亡，为何还要用死亡来威吓他们呢？
比如刘邦起义。
泗水亭长刘邦押送一群民夫到骊山服劳役。期间不断有民夫逃跑，刘邦知道如果无法交差，按照法律肯定难逃一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博，于是刘邦把民夫都遣散了，有十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愿意跟随刘邦，从此刘邦开始走上反秦起义的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秦国是兴于酷律，亡于酷律。
那么，法律到底是严苛好还是宽容好？
著名的文学家冯梦龙说：
只有具有大智慧的人才可以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一般的人最好还是采用严厉的方法。猛烈的大火让人一看就很害怕，反而很少有人被烧死，但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嬉戏，却往往被淹死，因此用宽容方法治国反而更为困难。
有人说：严苛与宽容需要讲究时机，该严苛的时候严苛，该宽容的时候宽容。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要宽容，什么时候要严苛呢？
纠结时机是找不到答案的。
我们要想一想，无论是严苛还是宽容，其目的是什么？
稳定、有序。
那么，以这个为宗旨去把握时机，就容易的多了。
《道德经》说: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最好的统治者，咱们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爱戴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赞誉他；更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害怕他；最下等的统治者，人们侮骂他。所以，诚信不足，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最好的统治者）总是那样的深思熟虑呀，不轻易发表意见呀。功勋建立了，事业完成了，百姓们都说：“我们本来就是如此。”
从侮之、畏之、誉之、亲之最后到不知有之，可以看作一个过程。
从最初打破惯性的反感，到害怕，再到称赞，最后内化为自己意识的“无为”习惯性行为，当然，如果把不好也会从亲之、誉之到畏之到最后的侮之。
但是，无论当时情况处于什么样子，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一定要牢记心中的目标，只要心中装着一个“和平、稳定、有序”的目标，那么，无论当时的反映是“侮之”、“畏之”、“誉之”，都不是主要的。
古有云：
心清者不计形浊，道远者不计迂回，识浊而持清，行躁而心静。
我们为人处世也一样，我们要依据外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反映和行动，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定要有一个坚定地目标，这个目标一定是有利于他人、有利于集体、有利于更多的人。
当你有这样的目标，就会：
心有德而知言以发，行有张而践行以生，知言而易行，德行以张。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到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