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打开的魔盒让一切在二战重演，文明为何如此脆弱

“战争时代驻守堡垒的中流砥柱是一群默默无名的‘乡土突击队’——国民军，成员大多都在37岁到42岁。中年一代也在征召之列，为这场可怕的战争献身，虽说他们的阵亡率远低于年轻的士兵，但这不代表他们的阵亡就不值一提。事实上，每8个阵亡的奥匈帝国士兵中就有一个是超过35岁的。对这些人来说，这场战争更是一场特别的灾难，因为他们不同于那些年轻人——在1914年前，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充满了羁绊。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情感和物质纽带比雷马克笔下年轻天真的保罗要脆弱得多。在整个欧洲中东部，双方的军队往来征战厮杀，任何地方都是前线。战争着实拥有令人敬畏的力量。所有这些最珍贵的东西，所有这些男人身份的象征——财产、工作、妻子和孩子，甚至是他们生活的社会——都可能随时被夺走。虽然中年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但战争还是没能让他们全身而退。他们才是真正的‘迷失一代’，深受其害，还要在残酷的战后世界漂泊。”

《血色要塞：普热梅希尔之围与欧洲浩劫的降临》中的这段叙述，铺陈了一战期间普热梅希尔之围的残酷和“后遗症”。在残酷战争中，受到侵害的不仅仅有死伤者，还有幸存者，没有人能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战争，它背后的地缘冲突、民族冲突，才是更复杂的事情。

具体到普热梅希尔之围，伴随着战争的是各种仇视、迫害和迁徙。俄国企图对被占领地区实施同化，向民众灌输憎恨和暴力意识的举措，也为后来埋下了阴影。书中写道：

“他们（指沙俄军队）声称自己是帮助斯拉夫人民摆脱德国枷锁的解放者。紧接着，他们就大举进军。他们像是一波污秽的巨浪，裹着狂风卷向大地。他们所向披靡，席卷了阻挡的一切——富饶与秩序，和平与文明。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满是烧杀抢掠。”

沙俄军队的伎俩也是惯用手段：

“如先前无数次哥萨克骑兵在肆虐之前所找的借口一样，他们谎称一个犹太小女孩先向他们开了枪。几天以后，骑兵们回过头来又一次烧杀抢掠。在这名间谍看来，这是沙俄军队的典型做派，一种绕开劫掠禁令的策略。一个俄军士兵在犹太人区的一条街道上的房子里开了一枪，然后立刻大声呼喊，说犹太人正在攻击军队。士兵们便奉命惩罚犹太人，同时也被允许抢劫商店。”

普热梅希尔要塞位于波兰东南边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座城市自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以来一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成为边境要塞。

一战前期，俄军包围普热梅希尔要塞，希望快速拿下此地、进军中欧，然而在奥匈帝国孱弱守军的抵抗之下，战事意外持续六个月之久，虽然最终失守，却仍然延缓了俄军西进，一战进程由此改变。

这场战役名气不及马恩河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双方在战术层面的技术含量也很低。这是因为两个帝国都已高度腐朽，甚至被视为一战两大阵营中的“猪队友”。在普热梅希尔，双方暴露了各自的无能，奥匈帝国一方坐拥坚固要塞，却不知利用，空耗民众热情。沙俄军队同样羸弱不堪，军官腐败，军纪败坏。

同时，围城战凸显了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多民族国家之间复杂交错的民族冲突。当时在奥匈帝国内部占多数的是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俄国人则不信任长期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一直向往民族独立的乌克兰人。当然，在民族混居的状态下，境遇最惨的依然是犹太人。

普热梅希尔之围的背后，是19世纪末欧洲民族多元化与民族主义的兴起。《血色要塞》中写道：

“整个普热梅希尔城的变化，都是从奥匈帝国军方决定建造要塞开始的。1870年，这里还是一座小城，人口仅为15185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因军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工人和商人涌入。也因1889年这里成为奥匈帝国国防军第10军的常驻地，普热梅希尔的人口激增。1890年，人口就达到35209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5.4万余人居住在普热梅希尔，其中还包括一个由8500名士兵组成的和平时期的守备军。这座城市人口组成变得极其多样。波兰人没有占当时总人口的绝对多数。从1910年的人口普查情况来看，罗马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波兰人，总计25306人，占全市人口的46.8%。有12018名希腊礼天主教徒，占全市人口的22.2%，绝大部分是讲乌克兰语的居民。犹太人共有16 062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7%。”

人口的多元化决定了城市的多元化，所以：

“如果有人漫步于战争前夕的普热梅希尔，映入眼中的是一个从中世纪迅速过渡到现代的城市。城中中世纪的痕迹依旧很明显：从山顶到城市西南部，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帝建造的城堡隐约出现在古城上方；在同一块高地稍下一点的地方，矗立着16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再向东边一些，矗立着17世纪的希腊穹顶大教堂。两种教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在普热梅希尔城中星罗棋布。时间再向前两个世纪，尖顶和圆顶，以及它们后面的山丘，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

《血色要塞》中的这段描述，会让我想起许多欧洲城市的模样。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会在一座城市中同时呈现，直至今日。

书名：《血色要塞：普热梅希尔之围与欧洲浩劫的降临》

作者：[英]亚历山大·沃森

译者：范儒天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万有引力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定价：88元

那么，犹太区呢？

“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中世纪。伊尔卡·库尼格尔-爱伦堡，博学多才的施蒂里亚伯爵夫人，她曾在1914至1915年围城期间作为一名辅助护士在此服役，阴暗狭窄的小巷和古老而高大的木屋构成了这座城市最贫穷的地方，她被深深迷住。从位于拱形地下室的商店里出来，她看到‘苍白的犹太面孔闪耀着超凡脱俗的光芒’。……白日里，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基督教的农妇们仔细挑拣货物、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奥匈帝国的军事设施在城中随处可见，“从军营和弹药库到游泳学校再到军官俱乐部，一应俱全。”

民族主义在当时的普热梅希尔是主流思维，也是“官方思维”——“市政当局热衷于强调他们城市的波兰身份。这也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因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末兴起的意识形态潮流，展望着恢复真实的和想象中的辉煌往昔，迎接一个更美好、高效的未来。”

当然，这只是美好预期。多元化的城市里也充满着各种冲突，犹太区也出现了分歧。

当时，普热梅希尔在经历急速扩张后，城中的信贷机构几乎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大多数新的制造业以及几乎所有的贸易和服务业也是如此，犹太人也买了大量房产。“有点讽刺的是，在以波兰国家诗人命名的密茨凯维奇街上，139栋建筑中有74栋属于犹太人。”

在这场围城战之后，普热梅希尔则是另一番境况：

“1914—1915年的围城战，伴随着危险、饥饿和分裂，敌对情绪进一步激化，并且这种情绪只会进一步加剧。尽管这座城市不再是前线，但随着战火愈演愈烈，饥饿和死亡也在步步蔓延。波兰民族主义爆发了。现在罗塞尼亚人是波兰人了，他们对社会地位的渴望也在增长，也不愿放弃普热梅希尔。”

因此，这场围城战之后，普热梅希尔一直没能回到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状态。各种种族冲突不断，流血事件频发，对犹太人的反感和压迫逐步升级。到了二战爆发后，波兰被德国与苏联瓜分，普热梅希尔人被限制自由。德国和苏联在这座城市划定了边界，“在南部，沿着桑河，普热梅希尔被一分为二。德国人占据了扎萨尼，给它取了一个不和谐的名字‘德国的普热梅希尔’。而旧城、犹太区和现在的东郊利沃夫斯基在1941年前都归苏联统治。”

这条边境线极具象征意义：

“犹如由丑陋的混凝土碉堡、炮兵阵地和缠结的铁丝网汇成的疤痕。这象征着几个世纪以来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流动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永久的恐怖和压迫。”

边界形成后，纳粹开启了残酷的意识形态变革，就像在其他占领区一样。对于普热梅希尔人而言，这样的残酷似曾相识，一战时沙俄军队的“俄国化计划”同样如此，“对学校和宗教的干涉、人为的民族对立、暴力、腐败和掠夺都是这些占领政权的共同特征。”

当然，相比沙俄的羸弱，纳粹德国强势得多，它强调的全面改造和大屠杀政策，导致中东欧1400万人的死亡。

在二战期间，普热梅希尔几度成为前线，也有许多波兰人被运往德国充当劳动力。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转变为种族灭绝后，普热梅希尔更是成为人间地狱：

“犹太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2.2万名不幸的人被迫挤进了在火车站后面的加尔巴尔泽区……这里的生活是残酷的，满是艰苦的劳动、贫穷、疾病和饥饿。1942年春，盖世太保在普热梅希尔历史悠久的南部犹太墓地杀害了许多犹太人。一年后，1942年7月16日，这里变成了一个封闭的贫民区，不到两周后，宣布‘重新安置犹太人从事劳动’，这是灭绝犹太人的委婉说法。在1942年7月至8月和11月的两次清理行动中，普热梅希尔的大部分犹太人被带到东北100公里处的贝兹克死亡集中营，该地一年来用毒气杀害了共434508名波兰犹太人。1943年9月，普热梅希尔最后一批犹太人，仅仅5000人，男人、女人还有儿童，几乎全部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后1580名未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都在贫民区被枪杀。”

唯一不变的也许只有部分建筑。如今：

“这座城市的18世纪建造的钟楼仍然矗立着，俯瞰着整个城市和东方。人们可以漫步在密茨凯维奇街，经过奥匈帝国的军事建筑，或者漫步在老城区，参观历史悠久的教堂。但犹太区和老犹太教堂都已不见踪影。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从未被允许在那里举行东正教弥撒的希腊东正教大教堂，失去了东面的圆顶，成为罗马天主教教堂。这里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城市只剩下28144人，大约是1939年的一半；只有415名犹太人幸存下来。”

至于其他种族，也在各种冲突和政局变化中遭遇命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