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棰、木桨、木舵……一组组饱经沧桑的船用构件静静躺在展柜里，耳边犹响起铿锵丁当的捶打拉锯声和工匠们雄浑豪迈的号子声。
“从秦淮河到扬子江——古代南京段长江文物特展”里龙江船厂遗址出土的文物，带你穿越回那个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
壹
船厂往事
作为长江边的城市，南京自古以来沿江而居，舟船为途，联通世界。
下关这个南京老地名，便记录了这段过往。
下关的前身名为龙江关。明初，作为都城南京西北渡口和通途的龙江地区商贾云集，这里设有龙江关，专收商贾货物进出粟帛杂用之税。明宣德四年，又在上新河设立上新河关，专征船舶税。到了清代，因地处上下游的关系，人们俗称地处上游的上新河关为上关，地处下游的龙江关为下关，下关由此而得名。
这里如今是鳞次栉比的摩登大厦，不过时光倒流数百年，这片土地上却堆叠着密集的木料、来往忙碌的工人，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厂——龙江船厂。
龙江船厂的前身，是龙湾船厂，始建于南宋初年，大概在1127年前后，当时所造的多为战船，大部分在400料及以下。元代变更为龙湾水站、都船厂，直到明初，船厂都主要制造战舰。
“料”，是与船只大小有关的单位。北宋的一份奏折写有：三百料纲船“每船一只装米二百四十石外，有六十力胜”。明万历初年，河道总督在解释漕运船为何以“四百料”为主时说：“闸河流浅，故不敢过四百石也。”可见，自宋至明，船的1料都是指能装载1石货物的有效容积，而明代1石的容积是100-103.5 公升，可载米75-80公斤。
根据嘉靖年间曾任船厂主事的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记载，龙江船厂的准确位置在今天的建宁路以南、郑和中路以东、城墙以西、华严岗外察哈尔路以北这一片区，就占地面积而言，龙江船厂堪称当时世界第一。
造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船坞、船闸等大型设备，还需要油漆、绳索等建筑材料。为此龙江船厂周围还开辟专有田地，栽种相关植物。史载：“国初设厂以来，厂外原有田地塘埂，递年召人佃种，比照税粮，计亩出办桐油、黄麻，收贮司库，以待修造黄战等船之用。”据专家估算，船厂面积可能达5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今天上海江南造船厂（23万平方米）两个多的面积。
至于“员工”，更是精英会集。据记载，明朝初年的龙江船厂内有着四百多户来自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多个省份的能工巧匠，按照工种的不同分布在七个不同的厂区内。其中，龙江船厂内光用于打造海船风篷的篷厂，就有房屋六十余间，可见当时船厂规模之宏大。
贰
风云岁月
明代的南京，不仅有龙江船厂，还有宝船厂，周边有快船厂、马船厂等众多官办船厂。
根据明嘉靖《南枢志》等文献记载，宝船厂创建于明永乐三年（1405），是为郑和下西洋出访各国专门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郑和船队中大部分船只由宝船厂负责建造，以制造1000料、1500料、2000料、5000料大船为主。宝船厂位于三汊河以南中保村一带，西临夹江。两个船厂的隶属部门截然不同。龙江船厂属工部所辖，宝船厂则属兵部管理。龙江船厂内司、厅、厂界限区域分明，宝船厂建制与其相似，但却是两个独立的官办造船厂。
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造船工程协会高级研究员赵志刚对龙江船厂研究颇深。他认为，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200多艘船，最大的主力舰“宝船”在宝船厂专门建造，数量有几十艘，但其他大部分中小型护航船舶都是龙江船厂建造的。
《龙江船厂志》中，多次提到海船，“永乐五年，改造海运船249只，备使西洋诸国”。据《明太宗实录》所载，永乐年间共下令建造、改造海船24次，除一次无具体数量外，共2832艘。另外根据《南船纪》和《厂志》的记载，该厂还负责修造黄船、湖船、渔船、抽分座船、海船等多种船只。
宝船厂在郑和下西洋结束后逐渐荒废，龙江船厂一直到明朝末年还在开工造船。
洪熙元年朱高炽继位后，发布的第一道敕谕就是罢西洋。“下西洋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大量宝船按照皇帝的旨意集中停泊在了龙江船厂、宝船厂的船坞中，听任风吹雨打日晒，渐渐朽坏腐烂，化为泥土。只有质地特别的铁黎木配件得以保存，如11米长的大舵杆、近十米长的绞关木、6米长的桅底坐木等，那些汹涌波涛上的荣光从这些配件中可见一斑。
明中期以后，伴随着国力的衰弱和倭患的加剧，政府的海洋战略愈加保守。到了嘉靖年间，龙江船厂只制造400料以下的黄船、战船等5种类型、29个不同规格的中小型船舶，与海洋的联系也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海船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
1517年，一支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使团乘坐四艘海船到达广州，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与欧洲的第一次官方性直接交往。之后，这些葡萄牙航海者与广东当地政府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其间葡萄牙使团甚至还远赴首都北京希望觐见当时在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但随着明武宗于1521年的驾崩，明朝政府与葡萄牙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并于当年在广东屯门爆发武装冲突。
这场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虽然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但葡萄牙人先进的“佛郎机炮”和“蜈蚣船”依然给明朝官员和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24年，明朝开国将领徐达的后人——时任南京守备的魏国公徐鹏举以“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驾”为由上奏朝廷，希望朝廷能组织力量在南京仿造蜈蚣船和佛郎机炮，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同意。根据《南船纪》的记载，当年南京龙江船厂就成功仿造出四艘蜈蚣船，作为兵工厂的南京兵仗局也铸造出一批配套的佛郎机炮。仿造的这批蜈蚣船长七丈五尺，宽一丈六尺，每艘船配备六门佛郎机炮。随后这批蜈蚣船被分配给新江口官军领驾操演，用于江防。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