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海南史上最成功的一场欺世盗名！晚清名士王映斗被忽悠，民国名士王国宪被忽悠，此后再无人识破。黎汉千年相传敬奉、明代地理学家考据清晰的海南高峰黎母岭，从此被篡夺名分，海南地理脊梁骨横遭错接。
本文是首次揭露骗局的。事大且太颠覆，去年省报披露了少量稳健内容，现蒙三亚学院《天涯华文》杂志青睐，全文刊发。
虽然作假手段并不高明，却经过近现代层层叠叠的学术、行政背书，要拨乱反正，很难了！但至少，看完万字全文您会知道“皇帝的新衣”再堂皇也是假，只是场骗局！
本文借用了陈耿、夜泊、辛世彪三位先生的若干实地照片，均有注明，特此鸣谢！
本文史料出处注释41条，为简便计已全部略去，特此说明。
海南腹地多山，第一峰五指山海拔1867米，第二峰鹦哥岭1811米。而自古著名的黎母岭，“身高”却只有1411米，在2008年版《海南省地图集》“海南岛地势图”列名诸峰中，黎母岭跌出前十，高度仅排第十二。
这个黎母岭，就是古籍“山极高，常在雾霭中，黎人自鲜识之”“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的黎母岭吗？古人就是如此不明地势、不辨高低？
假如不是，那么原真的在哪里，这个又是如何得名的？
黎母崇拜，在黎族信仰史上极具分量；婺女星又是华夏古传与北极星相对应的南极星，同样极具分量。所以，黎母岭是黎汉两大文明在海南的最大最早交集点，考察其记载史，大有必要。
史料虽多，却难免正误交缠、真假混杂；不过大脉络还是清晰的——黎母岭的定位史经历了未知期、朦胧期、明晰期、混乱期四个阶段，既是一部地理学的进展史，也是一部汉黎文化的交缠史。
很遗憾，海南史上罕见的一批伪古石刻，造成混乱影响至今；堂堂黎母岭受百年委屈，成了屈居灶下的“小媳妇”。
▼五指山与鹦哥岭（小图，源自网络）
经典形象，海南两座最高峰。
一 北宋：黎母是猕猴岭
汉唐以来海南记载不绝如缕，但细考，南宋之前并未出现五指山，只有黎母岭。最早似可溯到晋：“（海南）按《晋书》分野属婺女分，谓黎牛婺女星降现，故名曰黎婺，音讹为黎母。”
黎母山多次见于北宋史籍，如南宋《方舆胜览》转引北宋已佚的《琼州图经》：
黎母山。《图经》：岛上四州，以黎母山为主山，特高。每日辰巳后，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申酉间，复蔽不见。此必所谓“南极星芒所降之地”也。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被任命为“琼管同体量安抚”的刘谊，是名宦朱初平的治琼副手。其著《平黎记》已佚，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转引，阐述了南极星降黎母及黎人先祖两个重要概念：
南极星降黎母山。刘谊《平黎记》云：“天将降雨，则祥光夜见，望气者谓南极星降此山。”又云：“婺女星现化下此山，因名犁婺，讹为黎母。”雷摄蛇卵。《平黎记》云：“故老相传雷摄一蛇卵，在此山中，生一婓（女），号为黎母。食山果为粮，巢林木为居。岁久，交阯蛮过海采香，因与之结婚，子孙众多，方开山种粮。”
这些记载既有黎母先祖传说，又有上古天文地理相感应的意象，《山海经》色彩浓厚，是华夏地理学朦胧期的产物。
还有诗作。如苏东坡诗“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胡铨致李光诗有“万山行尽逢黎母，双井浑疑到若耶”。不过这类文字都只表达对古意象的追慕，未能说明作者亲见黎母岭。
▼刊登本文的《天涯华文》封面
北宋对黎母山位置记载，见《宋史·王祖道传》：崇宁间（1102-1106年）知桂州王祖道“请于黎母山心立镇州，为下都督府，赐军额曰靖海”，设全琼最高军政机构，并专责其副职张庄“按覆相度”，即实地勘察，朝廷核准实施。
镇州遗址在今东方市中方村一带，离古昌化县直线距离约40公里，离八所36公里，沿路只有少量低山阻隔。可见宋代的“黎母山”，就是猕猴岭（海拔1654米）或霸王岭（海拔1560米），从地图可见，这正是从沿海抵达海拔1500米以上高峰最近、路线也相对好走的一条线。
由于腹地“瘴气”严重，数年后不得不撤销镇州的全部建置，但这个定位影响到元初。至元三十年（1297）邢梦璜《平黎碑记》载：
……十二月晦，分遣士卒抵古振（镇）州，（朱）斌攻其南，祐攻其西，谦亨攻其东，尽复故土。春正月壬子朔，登山刊石，昭神武功。翼（翌）日勒五指山。越三日丙辰，勒黎婺岭。二月壬午朔，凯还……统门路得峒六百二十六，户口四万七千有余。
“勒黎婺岭”之石，即“大元军马下营”摩崖石刻，并小字注“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十一日到黎婺山”，位置在乐东县尖峰岭下，露天七百余年，字迹依然清晰，这或是现存琼南最古石刻。至于五指山勒石，当是尖峰岭以北约50公里处的东河镇中方村，河东岸古石刻“大元军马到此”，亦清晰。
这个黎母山位置，与宋代认可的基本相同，亦可见大元兵马只是“尽复（镇州）故土”，未必进入五指山核心区，后者与外界依然两不相知。
▼《海南周刊》2020年7月刊发本文部分内容。
二 南宋：首现五指山
南宋乾道与淳熙之间（1171-1177年）任职广西（宋代管属海南）的两位文化至交：范成大与周去非，传世著作《桂海舆衡志》与《岭外代答》，系统记载了海南风物。他们笔下的黎母岭令人神往，为历代反复引用，但基本内容仍沿北宋：
海南四州军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险半易，生黎之处，则已阻深，然皆环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巓数百里，常在云雾之上，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见尖翠浮空，下积鸿蒙。其上之人，寿考逸乐，不接人世。人欲穷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见水泉甘美耳。此岂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类耶？（《岭外代答》）
重要的是，范、周著作首次记载了五指山。乾道淳熙之间，海南黎人陆续有归化的正面信息，其中最大的一次：
淳熙元年（1174），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千八百二十归化。仲期与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公参，就显应庙研石歃血约誓改过，不复抄掠。犒赐遣归。琼守图其形状衣裘上经略司，髻露者以绛帛约髻根，或以彩帛包髻，或戴小花笠，皆簪二银篦，亦有着短织花裙者。惟王仲期青布红锦袍束带，自云祖父宣和中尝纳土补官，赠锦袍云。（《桂海舆衡志》）
范成大当时是广西经略安抚使，正管着海南，此事无疑知悉周祥。王仲期率众归化，不但能让官府在衣着装扮方面详留档案（他所率八十人都是各峒首领），而且将山区地理概貌描述给汉官，留下腹部高山的第一个触目记载——五指山。
“五指山”，峰峦特殊，没亲见是不可能得出此名的；黎母岭则只是意象，相当于“最高峰”。范、周二人（其实是当时所有人）显然还不知道五指山是海南最高峰，自古相传“虽黎人亦不可至也”的黎母岭才是呢。
再过半个世纪成书的《诸蕃志》，对黎母岭与全岛水系的相关性有进一步描绘，但不提五指山，旁证了五指山之未被确知：
……音讹为黎母。诸蛮环处，其山峻极，常在雾霭中。山有水泉涌流，派而为五：一入昌化，一入吉阳，一入万安，一入琼州，一流为大溪，有滩三十六，至长寮村，属澄迈县；一流为小溪，有滩二十四，至硃运村，属乐会县。
如果把文中“黎母岭”理解为以五指山为主峰的中部山群的话，这种水系描述也大致科学。这说明，南宋对海南地理的认识在陆续前进，不过黎母岭何在，与五指山是何关系，尚未得到正面阐述。
▼“大元军马下营”古刻石（@夜泊 摄）
三 《琼台志》：两峰初正位
元明之间认为五指就是黎母，也有概略的正确定位。明前期的天顺初（1457年）《大明一统志》载：
黎母山，在定安县南四百里。山有五峰，又名五指山。极高大，屹立琼、崖、儋、万之间，为四州之望……一名婺（黎）婺山，方言讹为黎母云。
这部国家级地理志，是现存最早正面记载五指山状况的史料，此前仅得一个名字，故唐胄在《琼台志》说：“黎母即五指，志传沿书久矣”。《一统志》常自有传承，该条不排除承袭已基本亡佚的《元一统志》（其时已设定安县）；清《一统志》雍正版仍沿用这一说法，到乾隆、嘉庆版才加载“又有黎母岭，在县西南三百里，俗名光螺岭”。即使如此，清代《一统志》该条的精确度，依然远不如同时代地方志。
天顺《一统志》证实认识了五指山是最高峰，而真正的黎母岭，则依然在“未知期”。
现存三部明代海南地方志中，对两山是否相同的记载并不统一。年代较早的正德《琼台志》，该词条先引用“黎母即五指”的传统说法：
定安县，山类：黎母山。一名五指，在县南四百里思河生黎峒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四州之山脉、水源皆出自此。
在引宋代叙述、明人诗作后，特加按语，指出两山其实并不相同：
按：黎母即五指，志传沿书久矣。近访熟黎村者，皆言身涉其地，五指居中。其地南界陵水、崖州、感恩诸处，土色皆浮白，北来者多赤。旁有黎婺山，尤甚峻。一水湍急，流出镇川。据此，则黎婺当别为一山无疑。
嘉靖两稿《广东通志》均只取正德志该段正文而不取其按语，继续认“黎母即五指”。万历《琼州府志》认同《琼台志》，将黎母山与“大五指山”分列两词条，黎母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光螺都”“旧志以为即五指山，非也”。
可惜该条不但里程错误（不可能在县西南三十里），属地也错误（不可能在光螺都），所以万历这个记载是个退步，导致清代方志“黎母岭即光螺岭”之误。
按清康熙间关于黎母岭的定位，便是今称鹦哥岭的海南第二高峰。对照之下，《琼台志》“旁有黎婺山，尤甚峻。一水湍急，流出镇川”的表述就非常准确了。“镇川”当是“镇州”的笔误，古镇州位置在昌化江干流附近，其上游就是从五指山西麓流经鹦哥岭脚下，山势的确“尤甚峻”，河谷比降大，现场水势湍急。而五指山主峰下，却没有明显的较大河流。
也就是说，《琼台志》这段“近访”对海南大山大河的描述，基本准确，胜于明代前前后后其他方志，是现存史料中，黎母岭认识史“朦胧期”的开山之作。
▼在白沙县元门乡南望鹦哥岭。
四 康熙中：里程清晰
康熙三十年（1691）成书的《定安县志》，首次给出两山的明确里程：
黎母岭：即光螺岭，《通志》误作二山，在县西南，属生黎地，距城二百八十里，山极高，常在云雾中，相传婺女星常降此，一名黎婺。《旧志》以为即五指山。
大五指山：在县正南思河都界外，属生黎地，距县城四百三十余里，其高际天，其广莫测，五峰如指，屹立琼、崖、儋、万之间，生黎居之，不入版图。郡之诸山皆其脉络也。
再晚十余年成书的康熙《琼州府志》全按县志这两词条，唯独将黎母岭的距离改为“三百八十里”。虽然该志此处不巧出现残页，但参照其后的雍正、道光《通志》及乾隆、道光两版《府志》相应词条，均近全文引《定安县志》，又均为“三百八十里”，可确证无疑。
自康熙二十八年吴启爵平定海南中部山区，“开十字大路，南通崖州，东通万州，西通儋州”以后，这一带的大山大河位置及里程已基本明确：五指山，南距县城四百三十里；黎母岭即今鹦哥岭，西南三百八十里。
——至此，黎母岭认识史进入“明晰期”。
▼康熙《皇舆全图》的海南岛（局部），
“生黎”区域发白。四座大岭在经典位置。
上述黎母岭里程虽然准确了，但“黎母岭，即光螺岭”却不正确。正德《琼台志》的光螺岭位置才是合理的，万历《琼州府志》继承：
光螺岭，在县南二百里黎峒中【按其时尚未有民图光螺图】，伏起盘旋若螺。顶有石壁，四起成洞。旁小石光洁。
黎母岭与五指山既然都“属生黎地”，在当时最远的“思河都界外”，怎么会等于光螺岭呢？光螺岭必在光螺图周边，图因岭得名，才符本意。应该是前文所说万历志误载黎母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光螺都”，导致清代各志沿袭。
按里程位置推论，光螺岭最可能是今木色湖以西、海拔457米的牛血岭，它是枫木西南诸岭最高者，孤岭耸峙远近触目，近代列为军事险隘。更北的鸡咀岭虽更高（786米），但已出定安县界了。
道光《广东通志》在两山词条之后加了一段按语，算是从地理学意义提出“黎母岭山系”的概念，值得一提。不过按语并未明确“山系”与具体山峰的区别，若生吞活剥则徒增混乱，可以姑存勿论：
谨案：各书皆以黎母山即五指山，而《广东舆图》以黎母山即光螺岭，与五指山为二，不知黎母连跨数邑，所包甚广，光螺、五指皆在其内，故皆可称黎母，不得以黎母、五指分为二山也。
定安域内还有另一座重要的岭：思河岭，需要辨别清楚。
自万历《琼州府志》开始，至道光各通志、府志、县志，均载有“思河岭，在（定安）县西南生黎地，距城三百三十里，极高峻，黎人恃以为险”，三百年没变，思河图之名，源自该岭。《琼台志》定安境仅载“思河”（今万泉河）条，不载岭；而于乐会境载“纵横岭”，因成“纵横峒”之名。考该岭系两县界岭，纵横岭亦即思河岭。
到光绪《定安县志》思河岭条加“岭上有白石，远望之如白马，故又名白马岭”。白马岭名沿用至今，又名南茂岭，海拔1271米，位于中平镇东部，也是琼中县与琼海市的界山，是周边诸山的主峰。
康熙晚年完成的《皇舆全图》是我国第一部有经纬线的地图，远胜此前。其中海南岛的四座大岭位置都准确：五指山、纵横岭、黎母岭即今鹦哥岭，“黎㜈山”仍是宋元意象的猕猴岭方向，水会所一带则未标示大岭。
▼同治后黎母岭移位形势图
五 地理志三大进步
古代南渡华夏农耕族群，首先沿海点状艰难定居，再渐渐成片、成环，渐渐深入。但受丘陵山区雨林阻隔，先住民土著拮抗，向心进展缓慢，腹地主峰探究很不容易。因为山林茂密视线受阻，更无法作超视距的高程比对。由于透视规律是近大远小，目视的最高峰不一定准确。
南宋“五指山”记载，是古地理学一大进步。王仲期身为“生黎”大首领，却高度汉化，是海南地理学值得纪念的一位先贤，首次透露了腹部山区最重要的主峰信息。假如海南第一峰不是这般独特地貌，今天的地理志进展探索肯定会更为模糊。
他的八十峒生黎，真的环绕五指山而居吗？未必。古代对汉民系以外的族群（例如临高人）都泛称为黎。借助南渡江下游河谷，宋代汉文化圈的范围大概可深入内陆至定安县定城镇一带，而州县治周边往往汉黎（临高人）相间，再远就是纯黎区甚至生黎了。
由于山区地形割裂，先住民社会发展缓慢，大部分是不相统属的原始部落。王仲期们若从五指山腹地到府城，路途太艰难，也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汉文化意识。所以他们更可能是分布在浅丘区例如屯昌盆地一带的黎族先人，这才够得着“抄掠”农耕居民点，而在与更深山的接触中（由于对盐及金属的基本需求，深山族群对外界物物交换是不绝如缕的），了解甚至直接观察到五指山。
正德《琼台志》按语对五指、黎㜈岭的两山分述，是古地理志第二个重大进步。并非编撰者唐胄能亲履其地（这在他的序言中有清晰表述），而是他手头至少有四部大致完整的旧志，其一即为永乐十六年印行的《琼州府志》，他明智地予以采信。
“永乐抚黎”期间，朝廷组建高水平专业队伍深入黎峒，了解地理、民俗、村落信息，整理出版上报。《琼台志》现存不少精详度令人惊讶、远超后世的州县舆图（其绝对特征，是标示有反白的“生黎”村名），正是源自《永乐志》，这些地理学者显然接近并观察过五指山，也确认了第二高峰黎母岭，非常了不起。可惜其中的琼山、定安舆图，由于装订位置靠前而已朽烂，现存者系正德间补绘，大异其趣，得不到永乐间对“黎母岭”的正面标绘了。
康熙间，方志对五指山、黎母岭里程的准确定位，是古地理志第三个重大进步。
光绪《定安县志》在书末“记异”叙述康熙二十八年总镇吴启爵进军山区，郑重拜祭的五指山和黎母岭，就是这两处，由此“黎人望风纳款”，迅速平息动乱，由此奠定清前期对部分中部山区的管治基础。如果史上确有官方高层对海南两高峰进行过拜祭，这便是唯一记载。
▼同治《广东图》（经反相着色）
标绘的定安“三大岭”，这是
“大黎母岭”首次面世于出版物。
六 咸同之间：开启混乱
鸦片战争后，再未完成《琼州府志》《广东通志》的编纂。然而就在晚清几十年间，《定安县志》对山岭记载出现系列异动，原本清晰的地理志被定向变更，黎母岭被移位，由此影响到今天。
1861年成书的同治《广东图》，令各州县上报汇集编绘，是皇朝时代最详细的海南整体（分幅装订）图。该图定安县枫木汛、岭门汛以南，相当于昌化江构造裂谷天然通道位置（定安县地域划分就是专管该通道，与崖州接壤的），自北而南出现光螺岭、大黎母岭、加钗峒、鹦哥岭、毛立锥、红毛峒、大五指山等标示。其表述位置用当代地图解读，“大黎母岭”“大五指山”分别是当代黎母岭、五指山；“鹦哥岭”同当代。与此前数百年的表述，迥然不同。而图上“大黎母岭”甚至已超出定安县界，该图类似错误不少。
再迟五年成书的《广东图说》，是《广东图》的文字详解，各州县准确度参差不齐。其中定安大山的叙述有：“大黎母山，城西南二百里，一名五指山，五峰特起如人指，故名。全郡之山脉水源，皆出于此，黎人环居其下。”“鹦哥岭，城西南二百四十里，北界琼山县”。仅此两条，即可知其位置表述之退步与混乱。
十余年后，光绪四年（1878）印行的《定安县志》，系统阐述诸山，对数百年旧志所述的黎母岭,虽未明确推翻，却在同一里程位置另起一名“莺歌钩岭”，导致后来的黎母岭易位。
下面该志引文中,方括号是笔者按语：
大五指山：在县西南归化图六峒之间……距城四百三十里。其高际天，其广莫测。《旧志》。居琼州之中。五指直插云霄，恰似掌形【此条没问题】。
铁砧岭：在县西南四百里【与今地图铁砧岭不同，位置当指昌化江北岸今鹦哥岭以南的马域岭】。明永嘉侯朱亮祖、德庆侯廖永忠征黎至此。
鹦哥钩岭：在县西南三百八十里【此岭即今鹦哥岭，明清“旧志”黎母岭】。
毛立尖：在县西南黎峒中，距城三百八十里【应是鹦哥岭的附峰，今地图岭北有“毛岭”者，当是】。以上三条【即铁、鹦、毛三岭】新增。
黎母山：在县西南三百八十里。《旧志》【这是明清数百年记载的黎母山位置，正与该志新增之鹦哥钩岭相同】。由上十里之毛立尖生出东北而起。《采访册》。峰峦高耸，常在云雾中……外人罕至。岭西属琼山，余俱本县地。下生东坡岭。《采访册》【这句也很重要，下文分析】……
▼在保亭附近航拍海南中部诸高峰，
左下图数字示山名：1五指山，2鹦哥岭，
3七仙岭，4罗眉山，5三角山，6加铁岭。
直观比较五指山与原黎母岭之紧密。
定安县域表述的这些变化，要害是把过往的“黎母岭”变成了“鹦哥鈎岭”。新的“黎母岭”地属琼山县，《定安县志》不便直接录入，却间接做到了。
清代各版包括咸丰《琼山县志》，对“黎母岭”本来毫无记载，因其不在县域内。到王国宪的民国《琼山县志》，域内山岭条文大变，该岭在没有任何来源交代（例如“采访册”“旧志”）的情况下，粉墨登场：
黎母岭，在水会所南二十里林湾都。高六十余丈，长有六里，山林丛杂，甚为崎岖……
这个新黎母岭由此获得“法理地位”，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地图标绘，乃至当代行政建置“黎母山镇”。
其实，该岭最早是作为“头平岭”见诸《琼台志》记载的：
头平岭，在（琼山）县之西南三百二十里许西黎都。四畔皆山，延绵凡数十里。中峙起一峰，特高而顶平，树木阴翳。
“头平岭”是明代方志中，琼山县山川的极南记载，更深山区当时还无人进入，清后期才出现大水、小水等生黎峒。其里程之准确，参照清代两个重要军事据点可以确认无疑：“水尾巡司，在（琼山）县西南二百四十五里”“水会寨，在（琼山）县西南三百里”，而上文民国《琼山县志》则有“黎母岭，在水会所南二十里”，当代地图亦可旁证。
明初，深处生黎的“头平岭”里程之所以如此准确，无疑还是承自“永乐抚黎”的地理大踏勘。此后该地深藏于野，无人知晓，《琼台志》后各志不再接录该条，直至皇朝时代最后一位本土文化名人王国宪，被强大假信息忽悠而纳为“黎母岭”。
▼“曾忠刻石”全貌（陈耿 摄）
七 假冒“明代石刻”
追根溯源，“黎母岭”地理逆变与“东坡岭摩岸石刻”大有关系。
按光绪《定安县志》所载和今人报道，万历“平黎”勒石共三处，而笔者考据，全是咸丰时人的伪冒之作，绝非真迹。
先看名声最响也最关键的“东坡岭摩岸石刻”：
东坡岭：本名梅岭【按该书末“纪异”，梅岭又本名“南雷峒佛子岭”】，在县西南二百里。高数百丈，绵亘十里许。由黎婺山发脉，经琼邑之三百岭，再迤东北而起。亦名东坡石岭。上有巨石，壁勒“黎婺山头白玉簪”诗一首，系前明太平营官曾忠重修。事详《金石》。
宋：黎㜈山石壁。在黎母山顶，高丈余，大二丈，中间东坡有手书诗一首。见《艺文》。近此壁裂开二幅云。《旧志》。
所谓“旧志”，即康熙《定安县志》的两条记述。其卷一“古迹”之“黎㜈山壁诗”与光绪志上条几乎一样；还有卷四“诗词”，头一篇即苏东坡《题黎㜈山》，附注“有手书山壁上”，诗云：“黎母山头白玉簪……始信东坡不妄谈”。
此诗，早在正德《琼台志》已引元人蔡微《方舆志》所录，系南宋有人“赠乡举子赴会试诗”，显非东坡所作。当代学者林冠群先生亦力证其伪，指内容与历史背景相悖，系篡改自其它古诗。道光《琼州府志》虽照引《定安县志》的“黎㜈山壁诗”词条，却不录该诗，显因该诗水平远逊苏诗，逃不过《府志》主撰者探花公张岳崧的火眼金睛。至于前志“古迹”，他无法判断刻石之有无，而尊重照录。
本文已论证宋元时，朝野对黎㜈岭的认识要么是高峰的泛指，要么是在今大广坝水库周边山巅，当时的坡翁是无法抵达的。
如果说康熙时只是传闻出错，那么到了光绪县志，就是系列刻意造假了。
该志卷十“金石”介绍了“定邑六百年来……名公巨卿之所遗”，谁能当得“名公巨卿”之称？当然需要苏东坡。所以，围绕“东坡岭石”，光绪志以现代版两个整页的篇幅作阐述。这里仅取最后片段：
……万历岁次丁未，仲秋之吉，管理太平营兵务把总曾忠勒。
……第五行刻云“曾忠重修”。第六七八行刻“和东坡韵”一首，云（诗略）……末行刻为“平黎子曾忠和”。
石刻洋洋洒洒两百多字，有记有诗，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平黎事迹。但是，问题多多。
▼冯子材“一手撑天”石刻，辛世彪 摄
第一，身份不对。重修勒石“和东坡韵”的曾忠，地位太低。古代官员勒石既非文艺作品，亦非普通公文，而是政治昭告，发必极慎。海南现存武人勒石几乎全是战役主将，或岛上前三名首脑，千户一级也罕闻有勒石者。明后期“把总”职级虽高于清代，顶格可统领十六哨、四五百人（曾忠所管的太平营算大营了，手下也只有一百七十兵员），但仍属基层军官，身份在千户与百户之间。
第二，内容不对。自古文武有别，武将勒石必紧扣征战主题，不离守土职责，朴实无华字数很少。海南现存相关古刻石如：大元军马下营、手辟南荒、一手撑天、唯战能存、折木拂日等等，以及未见实物而见史载的明初战将耿天璧刻石“军民至此，开通道路”，无一例外。远一点，孙元良抗战“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也不离本职。哪里会两百多字抛书包的刻石！
该志所载另一条“邓公峰石”，是“邓钟平黎”所作。此件今似已不存，内容同样不符武人规矩。
第二处，就是水蕉刻石。2006年2月9日《海南日报》以《琼中发现一古碑、两处摩崖石刻，记录400年前往事》为题，将“曾忠刻石”与水蕉刻石（因不在本县，光绪《定安县志》未载），一并予以报道：
在水蕉岭山顶一块正面呈三角形的花岗岩石头上，直书阴刻一首没有题目的五言古诗：“泽布千秋永，功成六月奇。驱除志尚远，遗恨早班师。”落款为“万历庚子，温陵庄渭扬题”。
参将庄渭阳是万历该战役主将之一，算是有资格刻石了。但同样是文人抒发，马脚在于后两句“驱除志尚远，遗恨早班师”，即使当年，也属严重违规。
▼水蕉“遗恨早班师”刻石（陈耿 摄）
“平黎”不是抵御外侮。历代朝廷均按儒家原则，明确黎人也是宇下子民，对少数民族地区通常尽量抚绥羁縻（贪官污吏作恶并非朝廷意旨，出问题也惩办），不得已才出兵平乱。控制局面后一定及时转“剿”为“抚”，惩奸恶、减税负、励生产、办教育，怀柔良民，宣扬“教化”而不是仇恨，争取长治久安。
这次“平黎”也一样，而且比较成功，维持了相当长期稳定，当时及后世史料均给于高度评价。该役督军林如楚报告：“今水会城诚抚绥有官（设置了抚黎通判），守御有所（所城），敷教有塾（有了学校），民黎熙熙，州邑规模，而又据诸獠腹心矣。”本县时人名宦王弘诲《水会所平黎善后碑记》叙述：节日“黎诸峒蛮扶老携幼，于新（水会所）城观灯玩彩，熙熙然快睹升平气象”，升官镇琼的邓钟将军经常巡视“水会诸黎，父老携壶浆劳苦道旁，拜手加额”，而邓亦很谦虚地“避席称谢”，颇有政策水平，关系融洽，老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
林如楚、王弘诲都属海南史上清醒有为的好官，所述当可靠。后世道光《琼州府志》亦载，水会筑城置参将府后“开屯田黎户安插诸村，改居林、居碌、沙湾等峒为都图，纳粮编差，附近遂无黎患。”民国《琼山县志》评述更为正面：“其时输诚者数百村，无黎患者数十年”，指出明末再次出现乱局，亦因废弃了良政之过。
“水蕉刻石”落款是“万历庚子”即平黎次年刻制，正是官兵仍驻城戒备、各项抚绥稳步推进、秩序大见成效的时候。作为现场指挥官的庄渭阳已占尽主动，怎会公然宣示仇恨，非议大政，“驱除志尚远，遗恨早班师”？莫非还要武力驱赶，大开杀戒？这与“曾忠刻石”流露出“刽子手的洋洋得意之情”（见《海南日报》报道中，文史专家对该刻石文辞的点评）一样，极易激化矛盾，重挑动乱，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若有人胆敢以此泄私愤，必然很快被参，官丢刻毁。无论曾忠还是庄渭阳，真实的将官都绝不会如此。
民国《琼山县志》“金石志”还有落款为“平黎将军庄渭阳”的“干埇岭刻石”，“在水会所西南三十里”“形如大碑”，同样是五言诗：“长河悬龙树，奇石插云天。若问磨崖者，庄生战代年”，此碑当代未见报道，词句半通不通，性质同样可疑。
人们可曾想过，“水会平黎”用兵总共不过八千，过程也比较简单。历史上兵力大五倍十倍，将领级别比它高的“平黎”战役有的是，都甚少勒石。这批勒石根本就是反常的，当代不少文史稿件由此生发，全被误导。
很清楚，除了曾在水利沟边充当洗衣板的《水会平黎碑记》（即上文提及的王弘诲撰碑记）之外，其余统统不是真品。
▼“曾忠刻石”局部（陈耿 摄）
八 家山何处？靠“神操作”
集中于“东坡岭”、水蕉岭的冒牌勒石，忽然成为“现象级”遗存，在海南堪称独一无二，难怪人们根本没有免疫力，让它轻易得手，一蒙就百多年，将来恐怕还要蒙下去。
挖空心思撰文凿石，花钱费力却讳莫如深，看似无名无利。到底是什么背景？
光绪《定安县志》卷八“诗”，第一首自然就是这首苏轼《题黎㜈山》，题记云：
石刻在黎婺山，今陷入山蛮，不能寻觅。今查访得此诗，一在岭门东坡岭上，咸丰二年（1852年）光螺图廪生吴凤栖以砂丹朱之，系邓将军平黎复刊公诗。别有和二首，见下金石部。与黎母山为二处矣。
黎婺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春蚕食叶人千万，秋鹗凌云士十三。去日黄花香袖满，归时绿柳映袍蓝。荒山留与诸君破，始信东坡不妄谈。
这个题记，无意中揭开了这批“古石刻”的背景，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已在华南遍地烽烟，唯海南勉强稳定。看看定安县这几年的大事——
道光末（1850年），贵州普定举人梅占元到任定安知县（后入名宦），次年即咸丰元年春，定安另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升任鸿胪寺少卿不久的进士王映斗，奏准回乡葬父，拟守孝三年（后受总督力邀往省城讲学）。两位文化人见面，决定重修停摆了三十年的《定安县志》。梅占元在咸丰四年所作《序》中记述始末：
辛亥（1851年）春，乡宦鸿胪寺卿王公汉桥（映斗）抵籍奉讳，即以纂修之事托之……是役也，经始于辛亥之夏，至甲寅（1854年）秋而告竣。
该志撰成未能付梓，无疑与时局动荡有关。将近二十年后，由光绪初另两位知县接力，聘已退休的王映斗续任总纂，终于在光绪四年（1875年）续完付印。
1851年夏，大名鼎鼎的京官王映斗领衔设局重修县志，1852 年廪生吴凤栖就“发现”了至关重要的“黎㜈岭刻石”和“曾忠刻石”，并“以朱砂朱之”，同样性质的“明代刻石”也纷纷冒头，及时登上县志（虽未刊行，却已存档），现代书页连续两个整版，在其他卷目出现的还不算。水蕉石刻在邻县，后亦见于《琼山县志》。
前后因果，一目了然。光螺图吴氏不在修志人员名单中，但必是那一小批幕后策划者之一，或就是核心人物，又或与某修志人员相关。
庄渭阳、邓钟、曾忠，都是万历“平黎”指挥官，事迹在《水会平黎碑记》及清代各版方志都不难找到，也不难伪托。事实上这批伪碑碑文除了假冒内容外，再找不到一个字的史料新知。伪造前朝碑刻虽不多见，但风险少，官府一般不追究，伪造本朝文武事迹则容易被揭发，后果严重得多。
▼视频中的当代黎母岭，《琼台志》记载的头平岭。
试试分析这一波“神操作”的动机——
清康熙“三藩之乱”平息后，东南沿海局势终于喘定，数十年战乱总算结束，编写地方志重新列入官府日程。海南基层地方志陆续成书，但良莠不齐，传承断层，不少假冒与想当然的“古迹”在各县志中出现，定安县所谓“东坡石刻”即是其一。
再后，经一百六七十年的经济发展民族融和，到道光间，汉文化圈已大致充满屯昌南部南闾盆地，曾经的南闾黎峒，已成闾一、闾二图及光螺图；变成民图的还有琼山的西黎一、二都及林湾都，澄迈的西黎正、中都及南黎都等等。水会营一带地势较平缓的“军屯外峒”及山间河谷的思河图，则是民黎杂处，此外广阔山区仍多属“生黎”。
随着人口增多，琼北低丘地带不同族群间的土地争斗有愈演愈烈之势。加之晚清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复杂，数十年不得安静，民变、“黎乱”此起彼伏。
旧中国一盘散沙，族群、地域、姓氏间的矛盾乃至械斗所在多有，诚为历史不能逾越之痛。低丘山地之间，饱受动乱的某些乡绅士子找不到舒解冲突的途径，将矛头指向“黎乱”，把“万历平黎”用兵当作理想境界，以伪碑抒发排他情绪，尽管政策水平不高，却能引起共鸣，也不易露马脚。
还有一个目的。清代定安虽然人文蔚起，成为“琼文定”鼎立三邑，但屯昌以南的汉民系根底尚浅，通常只有三两代、最多不过五六代移民经营史，“前不见古人”，精神家园亟望有所寄顿。苏东坡、黎㜈岭便是最希望拿起来的旗帜，伪造古石刻登上县志是最便捷的办法。
名仕王映斗，出身于西厢二图的春内村，是县城附近传统发达区，对两三百里外的光螺图（地域约今屯昌县枫木镇与琼中县湾岭、乌石部分地区）一类新区了解不多，更没想到有人设局，于是受了蒙蔽。同时由于伪冒的是前朝武人而非文人，否则某些不入流文辞也是难瞒过他的。
由于定安县管治着海南唯一的南北天然通道昌化江河谷，光螺图乡间文人的操作成功进入县志，进而绑架了全琼骨干地理。借王映斗入纂，以东坡刻石伪说改名了“东坡岭”，进而将黎母岭“搬”到水会所城和岭门视界之内的第一座千米山峰，于是，数年后同治《广东图》及《图说》，定安县山岭成批混乱，颠覆了明清以来本已梳理清晰的地理志。
二十世纪天翻地覆，古事古迹乏人考据。误说虽不易干扰当代苏东坡研究，却直接影响今天地图，真正的黎母岭被改名，所谓的黎母岭位置与高程不伦不类，完全违反千百年相传的古人意识，又与任何一条大河都无关……
▼1932年史图博使用的英国海图，
仍按道光间的正确位置标示黎母岭。
九 事关重大，必须澄清
其实，伪说即谣言古今都不少，《二十四史》就有诸多不实。汉高祖“斩白蛇起事”，宋高宗“泥马渡康王”都不真，只是争夺民心的神话。“愚公移山”“雷摄蛇卵”“化为黎母”更是不真，民意却喜接受。因此，并非所有伪说都能够、都必须正本清源的。
这批晚清伪古石刻面世一百七十年了，本身也成了古董。而对它们的剖析，揭示了当时汉黎混居地带多面性的历史真实，是一般地方志无法提供的。文人多大话，作伪者也是我们先人，意象宣泄原不必苛责，但前提是得明白是非。如此低级造假能招摇撞骗一两百年，借问文史界情何以堪！
下面几点，事关重大不能将就，也是始作俑者不曾意识到的——
第一，刻石宣扬族群仇恨，即使古代也是不允许的。事实上海南从未有过公然宣扬族群仇恨的碑刻，伪石刻把我们的历史抹黑了。今天尤其强调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对它们不澄清不否定，文保将左右为难，文史界将被认为失职。
第二，严重混淆了海南骨干地理志。这次小动作竟使我国五六百年前就清晰梳理的海南骨干山河，生生混乱、倒退回去，至今未能拨乱反正。这种逆淘汰，是对优良历史文化的否定，对古代地理成果的矮化与歪曲。
第三，2014年“三月三”，祭祀黎祖的“袍隆扣大典”在五指山下隆重举行，黎祖崇拜第一次有了庄严大气的正规场所，此后定为年祭。但拜了老祖公，老祖母何在？现在“黎母岭”相距老祖公那么远，体量根本不般配，黎族同胞很难理解。
▼刊登本文的《天涯华文》内页。
海南曾盛行黎母崇拜，黎母庙甚多，一百座也没矛盾。但黎母岭不可能有两处，就像华夏的泰山不可能有两座一样。
还历史上“山极高，常在雾霭中”的黎母岭真实位置，让海南“唯二”海拔超过1800米的这两座神山——直线距离仅22公里的老祖公、老祖母，携手相依朝夕相见，同饮一条大江（昌化江），同守一条大道（昌化江大裂谷天然通道），既是尊重历史，也是对兄弟民族昌盛的重大祝福。
第四，黎婺即黎母岭，是汉文化典籍对海南山河的最早记载，“按《晋书》分野属婺女分……故名曰黎婺”。所以，黎母岭不但是古黎文化最基本的崇拜对象，也是作为古汉文化基础的“天地感应”学说，在海南的唯一落脚点。
毫不夸张地说，黎母岭是能完满体现自古汉黎文化相辅相成、互相认可的唯一地理坐标，她属于全海南而非某个小地域。但愿她能重归正位，拨去历史尘埃，深符古籍记载，既告慰先贤，也成为现代民族团结的一座丰碑！
▼“袍隆扣大典”现场（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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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知青时与这座热岛结缘。多年来痴迷海南文史，秉承“左图右史”治学原则，自谓是一名耕古拾遗的民间学者。2016年初起，连续五年以@多港峒客 网名发表百余篇海南历史文化探索文章，每半月必有更新。
曾在《岭南文史》《海南日报》《三亚日报》《天涯华文》《现代青年》《中国三峡》等报章发表学术性文章数十篇。
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三亚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