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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史,就是独特视角下的文化史

(作者按)9月15日上午,应郑州红木文化博物馆馆长颜顽梗先生的邀请,作者与好友朱继涛先生一起参访了郑州红木文化博物馆。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参观与交流,使我们对中国家具的发展史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一周前,作者曾写过一篇题为《观红木家具,如逛西安碑林》的文章,在红木行业引发热议。上篇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不同红木家具的特点和品性。本篇的重点则放在家具发展历程的研究上,权且作为上篇文章的姊妹篇吧!

从“工具”到“家具”

中华民族自古尚“木”,在“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排序中,虽然存在多种版本,但若按五行相生的原理进行排序的话,人们毫无争议地把“木”放在了首位,因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由此可见,“木”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啊,可谓是万物之源!

把木当作制作家具的材料,是中国古代文明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先民们是从如何直接使用“木”开始的,这一点可追溯到河姆渡时期。那时的先民们用树枝、树皮和兽皮等,搭建起简陋的草屋,以遮风避雨。如果我们把草屋也称作“家具”的话,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家具”了。

到了夏朝,木器工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从目前公布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木头早在夏朝已被用作建造大型的宫殿之用,以及用作与石器、陶器、玉器、铜器、漆器、农用工具等相搭配的材料。

那么,对于木的使用,从工具到真正的家具的过渡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这就涉及到家具的起源问题,对此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围绕着到底开始于夏、商、周哪个时期。

其实,不管具体起源于哪个朝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这将近1800年的时间里,作为“家具”而非工具的材料,主要还是石器、陶器、青铜器等。商周时期的“家具”主要是铜禁和铜俎,这是我国早期家具的雏形。所谓“俎”,相当于后代的几、案、杌、桌等;而所谓“禁”,相当于后代的箱、橱、柜等。周代还出现了曲几、屏风、衣架等“新家具”。

由于木头较石器、陶器、青铜器等容易腐烂,所以在考古时,在前秦的古迹中,很难直接发现“木”材作为家具的证据,但在山东临沂曾出土过西汉墓木制的案子,这说明在西汉时代,木材已经开始用于家具的制作。

作者曾经在《写活历史人物·南北朝系列》中,论述汉胡文化的交融时,提及中原地区引进“胡服、胡床”,汉人开始由盘腿席地而坐逐步过渡到坐在椅子上,所睡的“榻”或“胡床”的高度逐步提升。这说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木”制家具逐步得到了兴起。

家具风尚即文化风尚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隋唐时期之后,中国的传统家具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家具特色,并与当时的整体文化深度契合。

唐代的家具,以华丽、富贵为特色,就像女人以肥为美,花以大气为贵。而到了宋代,无论是瓷器还是家具,都以简约为美。

宋人讲究素雅朴实,不像盛唐那样,追求华丽的装饰和雕刻,而是注重形式的简洁和线条的流畅,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整体呈现出一种和谐、优雅、自然的美感,像极了宋代文人的风貌。

但作者要强调的是,简约并不等于简单和廉价,宋人选材要比唐人讲究,多以名贵的紫檀、花梨、鸡翅木等为主要材料。宋人对家具的雕刻要求也十分挑剔精,不但注重造型的优雅,而且注重细节的到位,处处体现着文人般的雅致。

在此,特别要提及一个人,他就是北宋时期的郑州管城人李诫。他是与鲁班、李春、李冰、沈括等齐名的世界级工匠大师。他主持修建了开封府廨、太庙及钦慈太后佛寺等大规模建筑,并编写了一部记录中国古代建筑营造规范的《营造法式》一书。此书对后世的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在元朝水利工程技术中,有关筑城的标准就是来自于《营造法式》;明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同样重点参考了李诫的《营造法式》。可以说,她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部划时代著作。

到了明清,开始流行以红木为代表的家具风尚。她就像书法一样,不但讲究线条美,而且讲究颜色的变化。在宋人特别讲究的创意和做工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提升,不但要求雕刻精致,还要进行镶嵌、烫金,达到精美绝伦的境地。

清代的家具,除了明代要求的材质、雕刻、细节等方面之外,在造型上还追求古朴与典雅,以迎合清代文人所追求的内敛和克制的独特风貌。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传统家具文化,像中国的整个传统文化一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强调实用性和简洁化,在传统“方正直”造型的基础上,融合了欧式的曲线造型,家具的款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同时加入了金属、玻璃等元素,以适应时人的审美趣味。在制作上,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提高了家具的制作效率。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在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之后,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一度认为技不如人、器不如人,思想不如人,从而掀起了全面推翻传统文化的思潮。家具作为中国人广泛使用的“器具”,也在所难免地接受了“改良”。其形态和品性越来越趋向于西化。

当下,我们要坚信,中国传统家具在经历漫长的历史积淀之后,早已具备了东方特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它们传承好、推广好。我想,这正是红木家具文化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所在。

同时,我们也要积极融入世界文化的大交融之中,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加强创新和发展,将传统家具与现代风尚相结合,推出既具有中国古典家具的基因,又更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家具。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本人拍摄于郑州红木文化博物馆。中国的木作文化、家具文化、红木文化,同中国古典文化一样,博大精深,仅仅通过参观几个家具场所和博物馆,就想搞个通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者之所以心急地连续写上两篇,只不过是想表达一下个人的感悟而已。作者最近正在看一位好友,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曹亚瑟先生推荐的作家海岩所著的一个大部头,即《姚黄魏紫俱凋零——红木家具古今谈》一书。相信读完之日,定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知,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读书笔记,以及《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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