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乌拉”一词来自蒙古语，源自突厥语，意为百姓向统治者承担无偿劳役。

这种起源于元朝的制度，主要是在藏区为驿站提供服役和供应而建立，包括提供骑驮牛马、住房柴草、烧火做饭、背水喂马等服务，它是建国之前西康地区维持军运等交通运输的唯一办法。

这种制度后来被推而广之,特别是到清初发展成为遍及康藏及西藏的差乌拉制度。差乌拉的内容也不再仅仅是保证藏区地方和中央的驿传，而成了为适应在藏区地方政府统治的需要所设置的拉萨至各地的传递、迎送和转运物资的乌拉供应网络，同时它还包括了供给在藏区地方政府各级机构、各大寺庙所需物资用品及部分薪饷等实物开支。

旧时，在整个藏族地区的乌拉中，又以川边康藏地区的乌拉最为典型。比之其它藏族地区，康区不但存在有地方政府(康区是土司政权 )的乌拉，寺庙和其它农奴主的乌拉，而且大量的存在着国家的乌拉，康区的乌拉种类最多，内容最广泛，量也最大。

前几年看过一本民国时一个内地僧人前往西藏求法学习的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一些民国年间西康地区的“差乌拉”的事情。

“康藏习俗，凡是持有官方发给的乌拉马牌，地方头人按惯例需查验马牌的内容。我的马牌上已经注明寝室内要有全副坐垫及火盆、帐幔、顶篷等物，厨房内要供给柴薪或牛粪作为燃料和灯火，还要求有人代为背水。

马牌上还要注明驮牛多少匹，骑马多少匹，牛马都要备齐鞍辔，如有容易打破的东西，就需雇用人力背着，按站传递，不得损坏。当地头人必须在马牌上签字，说明已按照马牌上的要求，一一办理妥当，还要按某月某日某地某某手押的格式予以保证。”

在历史上“差乌拉”制度分了三个阶段，我们来一一介绍。

土司时代的“差乌拉”制度

在历史上的明、清时代，边疆推行的是“土司制度”，那时的康藏地区也封置了大量的土司，作为中央王朝对康区人民统治的土官，同时，为加强中央王朝对康区的直接控制，中央王朝的官员，军队也开始进入康区。

特别在清代，为了加强中央王朝与西藏的联系，在中央设了“理番院”，在西藏派驻了“驻藏大臣”，并多次进兵西藏，又命川，滇兵驻军西藏。这样，进出西藏的人员、物资也就日益增多。

这些人员物资除了很少一部分从青海进入西藏外，大都要经过康区进入西藏。这样，进入康区的人员、物资和路经康区入西藏的人员、物资合起来数量是很大的，这些人员和物资都只有利用乌拉来解决运输问题。由于康区的土司是隶属于中央王朝的土官，对封建国家的义务除了每年的贡赋外，再就是为进入或经过康区的清朝官员和物资的运输征集乌拉。

比如《卫藏通志》里面就记录有康熙五十九年，护军都统温普，带领满汉官兵入西藏，平准噶尔泽旺阿拉布坦之乱，至于里塘，宣布龙威，各酋支应差伕。”这里的“各酋支应差伕”，就是由土司征集乌拉，为来往官军使用。

清朝统治者为了与地方经常保持联系，在各地都设有塘站，用于传递公文情报之类，和内地不同的是，内地的“驿马”是国家养的，但是在藏区，马匹是由土司向下面的人民征集的，也就是“差乌拉”，最后由朝廷付给土司“乌拉银”作为报酬。

在《理塘志略》中还对“差乌拉”的制度有详细的记载，里面记录打箭炉明正土司关于农奴租了多少的地就该提供多少匹马用于“乌拉”差役。

那不是农奴就不“差乌拉”了吗？然而也不是，只要是有工作的，男女都要服役，你从远处来的，只要是自己做饭（但置烟灶），哪怕就是租房子，同样要服“差乌拉”。怎么算呢？按房子大小算，照户来轮流“差乌拉”，那轮到了，家人又外出了怎么办？你自己去雇人代替你去吧。但是人过了六十岁，就不再“差乌拉”了。

那怎么雇人呢？就只有去找那种自由人，他没有租土司的地，自己更没有土地，也不在土司的户籍之中，这种人通常是不承担“乌拉”，那你给他钱，他就代替你去给你“差乌拉”。

这种“差乌拉”在西康通往西藏的大道上，比如打箭炉啊，河口，理塘，巴塘这些地方，尤其繁重，人民苦不堪言。相反康北那边，毕竟不在通藏大道上，乌拉基本上就只是土司，寺庙支应一些差役。

改土归流后的“差乌拉”制度

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因巴塘发生凤全等清兵官兵被杀事件，清廷赵尔丰入康藏镇压，次年，在康藏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将康藏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管理。

这时的康区成了国家直接管理下的土地，那农奴自然就成了国家的佃户。那土司劳役地租一部分的乌拉，名义上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国家的乌拉还是需要的，特别是清后期，随着英国武装入侵西藏以来，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也源源不断由康区进入西藏。

这个阶段的康区，乌拉很混乱，乱抓乱差乌拉的很多。这样就使乌拉负担本来就很重的通藏大道上的人民，乌拉负担更重了。就是以前乌拉负担较轻的地方也日益感到了乌拉负担的威胁。所以在许多地方，人民抗拒差乌拉，而更多的是逃亡，躲避差乌拉。这样，又使康区本来就困难的交通运输更加困难，许多人员和物资无法进行运输。这个在陈渠珍的《艽野尘梦》中也有很多此方面的记载。

于是，赵尔丰开始对乌拉制度进行改革。他在各设自治县设了“乌拉局和专管乌拉的官员，”“凡沿途需用乌拉传牌，由各地方官发给，以归一律。”

改变了以前国家使用乌拉由土司征集的办法，规定由政府统一办理，也就避免了乱支、乱撤乌拉的现象，对于减轻人民当时很重的乌拉负担还是有好处的。

同时，在征用量上，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多少人能差多少的乌拉，没有差乌拉的传牌一律不准支用，对支乌拉中倒毙的牛马，也要近报给地方官，查明价值后进行赔偿。

但是支用乌拉的人不守章程，办理乌拉者不思民困，应支乌拉者贿买、避差或逃亡，寺庙、汉籍垦民不担负乌拉等同样导致“差乌拉”弊病丛生。

民国时期的“差乌拉”制度

由于乌拉制度具有先天不足和后天压榨的双重弊端，在民国时，同样给西康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康民无暇经营土地和副业，甚至破产逃亡，严重阻碍了西康经济的发展进步，进而导致社会治安不稳。

民国时期，西康政治军事地位提高，国民政府加强对西康的治理。

在民国初年北京国民政府就设立了西康特别行政区，派遣川边镇守使管理西康各县。

一大批官员、军队往返于川藏之间，国人也开始关注边情，政府官员、有组织的科学考察团和以个人身份多批次入康进行考察，都留下了许多关于民国时期乌拉制度的考察报告及研究成果。

1927 年刘文辉入驻西康，设立西康特别委员会，建立西康省。针对当时运输乌拉几乎断绝的恶劣状况，刘文辉开始着手乌拉改革，拟具《西康特区各县支应差徭章程》，改进了支差的手续，重新规定了人畜负重量、每日给费数目、草料柴薪给价标准以及夫役骑驮应差的时间，赔偿数额也较以往稍有改善。

但该章程的出台并没有很好地缓和当时交通运输上的困境。

1935 年 7 月，刘文辉又借“废除”乌拉之名，对征用运输乌拉采取了新的措施。提高脚价、工食费;并规定所有单独公差军政人员，除官佐外，勤务及士兵等，一概都不得支用骑马等。

又在1938 年设立牧运公司，将全康分为三条牧运大路，将各路牧站分为三等，对运输方法和收费标准做了重新的规定。

国民党官僚为了发财在乌拉上行私舞弊，同时土司统治复活后加强对农奴的乌拉劳役的剥削，再加上在改土归流前后都一直存在的寺庙乌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负担同样繁重，另外各站职工，上下其手，对内以牛马遂私图，对外借故搕索，甚至抢劫人民。此类现象，层出不穷。至 1939 年，十万元现金的基金已经耗光，牛马仅存十分之一，公司现状无法继续维持，只得宣告结束。